(一)长安的宫廷乐舞长安作为周、秦、汉、唐多个王朝的国都,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乃至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的宫廷乐舞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西域音乐大量传入长安,伴之而来的是西域舞蹈在长安的流行,并开始与原来的宫廷舞蹈糅合在一起。......
2024-09-07
《景云河清歌》被列为坐部伎之首,部分内容应该是立部伎《庆善乐》和《破阵乐》的小型化。不论是十(七、九)部乐还是二部伎[62],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是表现方式不同。十部乐表现的是大唐抚有四海和四夷宾服,二部伎表现的则是大唐开国之艰难及国家的安乐祥瑞,表现的是帝王之丰功伟绩及受命于天[63]。以立部伎为例,它的八部乐舞,如下表所示,共同组成了波澜壮阔的唐帝国创业和开拓的英雄史诗。
(续表)
立部伎是站着表演,所以动辄百人齐舞,但是坐部伎部分规模要小得多,具体情形如下表:
(续表)
总而言之,不论是立部伎还是坐部伎,都是对唐帝国(包括武则天)天命和功业的歌颂与肯定。二部伎经过层层累积,最后呈现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组成的英雄史诗,几乎将唐帝国主要的功业和符命都概括进去了。剑桥大学著名的亚洲音乐史教授Laurence Picken在其名著Music f rom the Tang Court中谈到立部伎,揣测《安乐》乃是《安国乐》的省称[64]。但是根据立部伎组合的内在逻辑,《安乐》表现的是北周灭北齐的史实,没有任何文献显示,《安乐》与安国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北周的天命禅让给了隋文帝,李唐又从隋那里受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唐的天命也是自北周系转移而来。何况,李唐皇室的先祖们,也是灭掉北齐的关陇贵族的成员。
其实这种编年史式的英雄史诗,并不是唐代的首创,比如北周的鼓吹十五曲,就是如此排列的:
第一,改汉《朱鹭》为《玄精季》,言魏道陵迟,太祖肇开王业也。
第二,改汉《思悲翁》为《征陇西》,言太祖起兵,诛侯莫陈悦,扫清陇右也。
第三,改汉《艾如张》为《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关中也。
第四,改汉《上之回》为《平窦泰》,言太祖拥兵讨泰,悉擒斩也。
第五,改汉《拥离》为《复恒农》,言太祖攻复陕城,关东震肃也。
第六,改汉《战城南》为《克沙苑》,言太祖俘斩齐兵十万于沙苑,神武脱身至河,单舟走免也。
第七,改汉《巫山高》为《战河阴》,言太祖破神武于河上,斩其将高敖曹、昔多娄贷文也。
第八,改汉《上陵》为《平汉东》,言太祖命将平随郡安陆,俘馘万计也。
第九,改汉《将进酒》为《取巴蜀》,言太祖遣军平定蜀地也。(www.chuimin.cn)
第十,改汉《有所思》为《拔江陵》,言太祖命将擒萧绎,平南土也。
第十一,改汉《芳树》为《受魏禅》,言闵帝受终于魏,君临万国也。
第十二,改汉《上邪》为《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统,载隆皇道也。
第十三,改汉《君马黄》为《哲皇出》,言高祖以圣德继天,天下向风也。
第十四,改汉《稚子班》为《平东夏》,言高祖亲率六师破齐,擒齐主于青州,一举而定山东也。
第十五,改古《圣人出》为《擒明彻》,言陈将吴明彻,侵轶徐部,高祖遣将,尽俘其众也。[65]
《破阵乐》在立部伎、坐部伎䜩乐,以及玄宗新作坐部伎《小破阵乐》中都不断出现,显示了政治歌舞被不断仿作和续作的生命力[66]。而且单单从乐名,就能读出很多的意涵。比如《上元乐》的命名,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于高宗上元年间,而有更多的思想意义。《乐动声仪》曰:“作乐制礼,时有五音,始于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所谓“上元”即为“天气”的代称,“上元者,天气也,居中调礼乐,教化流行,总五行为一”。“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是指“圣王作乐”的时间。郑玄注曰:“戊辰,土位。土为宫,宫为君,故作乐尚之,以为始也。夜半子,亦天时之始。”《上元舞》的表现形式也与此思想契合,舞者“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据《新唐书》:“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大祠享皆用之。”[67]
《乐动声仪》虽是伪托儒家经典而作的纬书,但是其影响力不容忽视。许多证据显示,它所宣扬的一些理论,在隋唐时代依然是普遍观念和一般知识。比如笔者在开头所引王令言依据流行的琵琶曲“宫声往而不反”从而推测隋炀帝将死于江都的例子,也正是《乐动声仪》宣传的一种理念。《乐动声仪》云:“羽从宫,往而不返,是谓悲,亡国之乐也。音相生者和。”注曰:“以此言之,相生应,即为和,不以相生应,则为乱也。”这段话的本意是说,宫能生到羽,而羽不能通过三分损益法返回到宫。但是当时的普遍观念,是将音乐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宫者,君也,既然“宫声往而不反”,在声音上表现为凄哀,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君主往而不返,再也回不到故都。
坐、立部伎的内容是雅乐的,音乐是燕乐的。它是一种既非雅、也非燕的宫廷音乐新品种。我们看到,《破阵乐》虽然在宫廷宴会、接待番国的场合演奏,但是它也曾入雅,甚至被唐人视为太宗之“庙乐”。能与太宗和《破阵乐》关系相比的,就是睿宗的《景云乐》,《景云乐》也正是睿宗的庙乐。以现代的观念视之,《秦王破阵乐》几近唐帝国之国歌。唐太宗从即位开始每逢宴会必奏,重新编排以后更是如此。曾在玄武门宴请蛮夷酋长的宴会上演出,这些酋长首领皆请求领舞。观者睹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竦,武臣烈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贞观初,郊庙朝会,用文舞《治康》,武舞《凯安》,皆改自隋。后代之以武舞《破阵》,名《七德》;文舞《庆善》,名《九功》。到了上元三年,高宗又作《上元乐》。这三部乐,是武则天之前最能象征李唐功业和受命于天的艺术成果。但是武则天掌权之后,毁唐太庙,《破阵》、《庆善》和《上元》都不再用于太庙祭祀,也就是不许在神圣场合演出,并代之以隋代的文舞、武舞。可见音乐曲目的兴替,往往不但是由于艺术形式的变迁,而且也是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
《景云河清歌》四个子部中,也有《庆善》与《破阵》,源出多部伎中百十人表演的《破阵乐》、《庆善乐》。《景云河清歌》虽不用于祭祀,但是在重要的宫廷宴饮中表演,对政治的影响力也不容低估。也可以揣测,在武则天即位之后,定然将此曲禁绝。从坐部伎六部乐来看,武则天自己创作了三部,分别是《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这些应当就是取代张文收《景云河清歌》的曲目。而这些,正是致力于宣扬武则天的受命于天。
与太宗豪迈舞曲以及稍后玄宗的《龙池乐》相比,武则天的乐舞创作,侧重于使用凤凰的形象。《长寿乐》、《天授乐》都画彩衣、凤冠。《鸟言万岁乐》更是“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像”。《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乐叶图征》:“五音克谐,各得其伦,则凤凰至。”凤凰也是《乐纬》中最常见的祥瑞。《稽耀嘉》云:“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来翔。”《尚书·中候》云:“黄帝时天气休通,五行期化,凤凰巢阿阁于树。”“周公归政于成王,天下太平,制礼作乐,凤凰翔庭。”《论衡·讲瑞篇》曰:“黄帝、尧、舜、禹、周之盛,皆致凤凰。”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凤凰是与龙相对的阴性符号,但是根据武则天创作乐舞的独特之处,可以窥测其要与李唐旧传统划清界限的企图心。
《景云河清歌》的出现,乃是取代原先的《文康伎》。刘贶《太乐令壁记》佚文记:“隋文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而黜百济乐,因为九部伎。”也就是说,当初隋文帝在开皇九年灭掉陈朝之后,以获得的南朝《礼毕》(即《文康伎》)代替了百济乐在多部伎中的地位。《新唐书·礼乐志》云:“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以《文康伎》取代百济乐,实际反映了隋文帝等隋唐统治者心中仍崇尚中华正统之古典与文物。
《文康伎》是一种汉族的面具舞。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死后,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翁以舞,像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文康伎”。也就说,这其实是一种悼念死人的音乐,用来送神或许合适,但是在国家宴会上演奏则有失体统。所以贞观十四年重新制定宫廷音乐时,《景云河清歌》就代替了《文康伎》,而且排在首位。之前隋唐宫廷音乐胡汉混杂,南朝清乐不过是其中一种。张文收为了制礼作乐,已经开始裁减变更音乐表达方式,往儒家所谓的制礼作乐上靠拢。以“汉乐”《景云舞》为首部(内容上依然是兼采百家)。
制礼作乐的传统被追溯到周公,周公在因袭夏商乐制的基础上,增订修改,制定了一套法定礼乐制度,即史书盛传的“作乐”。从内容上讲,“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但是从形式上看,天子、诸侯、大夫、士,每一等级所用乐舞,人数、歌词、曲调、音律、服饰、动作、队列都有严格规定,不能违反僭越。从这个意义上讲,“乐”也体现了“尊尊”的思想内涵。周公所作的《六代舞》包括黄帝的《云门》、尧的《大章》、舜的《大韶》、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护》和周武王的《大武》。其中《大武》是新创作的乐舞,用来歌颂周武王讨伐商纣的丰功伟绩。这六个乐舞,按照时间顺序歌颂前代圣王的贤德和功绩[68]。与周公制礼作乐非常相似的是,唐初也新作《破阵乐》、《庆善乐》,来歌颂本朝国君创业的丰功伟绩。《破阵乐》作为唐初第一部大曲,极像周公所作之《大武》,它们都是表现帝王武功的大型宫廷歌舞。张文收作《景云河清歌》,也内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歌颂李唐的受命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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