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景云河清歌》的内容与背景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唐书》将《景云河清歌》系在高宗即位之初是错误的。可以进一步猜测的是，《景云河清歌》的歌辞，定与汉武帝时代的《白麟》、《天马》、《象载瑜》、《齐房》等有相似之处。[20]以常理推断，《景云河清歌》的四段歌辞当与此类似。《景云河清歌》共分四部，分别是《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和《承天乐》。

一、《景云河清歌》的内容与背景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一》云:

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䜩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者是也。^[7]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二》记载了更多的细节:

䜩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袴。舞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八人，花锦袍，五色绫袴，云冠，乌皮靴；《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袴，假髻；《破阵乐》，舞四人，绯绫袍，锦衿褾，绯绫裤；《承天乐》，舞四人，紫袍，进德冠，并铜带。乐用玉磬一架，大方响一架，筝一，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大箫一，小箫一，正铜拔一，和铜拔一，长笛一，短笛一，楷鼓一，连鼓一，鞉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此乐惟《景云舞》仅存，余并亡。^[8]

《旧唐书》将张文收作《景云河清歌》系在贞观十四年，但是《新唐书》将此事系于高宗即位后:“高宗即位，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谊为《景云河清歌》，亦名燕乐。”^[9]按《通典》卷一四六，此贞观中事^[10]。又《全唐文》卷一三六长孙无忌《贺河清表》云:

伏见陕州刺史房仁裕状称，所管界内二百余里，正月元日黄河载清。谨按《易乾凿度》曰:“圣人受命河水清。”《京房飞候》曰:“河水清，天下太平。”

据《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记载:“贞观十四年二月，陕州、泰州河清。”^[11]据此可以断言，《景云河清歌》作于贞观十四年。这一年，陕州河清两百里，震动朝野，所以才有长孙无忌的《贺河清表》和张文收作《景云河清歌》。《新唐书》将《景云河清歌》系在高宗即位之初是错误的。

另外一个必须厘清的史实是:“䜩乐”和“燕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研究者将两者混为一谈，造成了很多混乱。比如，葛晓音认为张文收作“䜩乐”，是唐代燕乐的最早来源^[12]，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燕乐和清乐的关系。实际上，唐人极少用“燕乐”一词，唐代的专门音乐文献比如《乐书要录》、《教坊记》、《羯鼓录》等，都不用“燕乐”一词。唐人即便用到“燕乐”一词，也多指周代的礼乐、设有钟磬的“房中乐”或者仅仅是文学性的措词。以“燕乐”来指称宫廷的音乐活动和音乐品种不是唐人的观念^[13]。“宴乐”一词倒是广泛地出现在唐人的写作中，泛指“宴飨之乐”。“䜩乐”则特指张文收所作的《景云河清歌》，也就是九部、十部乐或者坐部伎的第一部。稍早成书的《旧唐书·音乐志》、《通典》、刘贶的《太乐令壁记》都持此种定义。宋代王溥的《唐会要》将九部、十部伎全部纳入“䜩乐”为标题的表述框架中，从而使后人以为“䜩乐”是十部乐和坐立二部伎的统称。这一错误也明显地出现在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中。

《景云河清歌》的作者张文收，史料记载不多，但是他却是贞观中与祖孝孙一起“作乐”的关键人物，唐代的雅乐最终即在他手中定型。《旧唐书》卷八五《张文瓘传》云:

文琮从父弟文收，隋内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尝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更博采群言及历代沿革，裁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时太宗将创制礼乐，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文收采《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迁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乐书十二卷。^[14]

“万石张家”是隋唐之际的豪族，张文瓘父子五人都高居三品。张文琮有文集二十卷，两个儿子张戬和张锡，前者官至江州刺史，著有《丧仪纂要》流行于世；后者更是武则天和中宗两朝的宰相。《旧唐书》说张文收父亲是隋内史舍人张虔威，据《隋书》卷六六《张虔威传》，虔威有一个儿子张爽，仕至兰陵令，并未提到张文收^[15]。以常情度之，若张文收真的是张虔威之子，或许是庶子。隋唐时代，庶子的教育不被重视的例子很多^[16]。这或许是张文收专研音律的一个原因。虽然“作乐”之事关乎社稷，但是掌握音律的乐人地位并不高。据《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表》，张文收子孝询，太常少卿^[17]，与张文收同样服务于主管礼仪音乐的太常寺。文收本人更是在太常寺担任协律郎三十余年。后又从正八品上的协律郎升任从五品上的太常丞。永徽五年，新罗王真德死，高宗为举哀，命太常丞张文收持节吊祭^[18]。

所谓“采古《朱雁》、《天马》之义”，是指张文收模仿汉武帝作《天马》和《朱雁》的形式来创作《景云河清歌》。汉武帝皆以所获祥瑞为歌诗命名，比如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19]。可见，张文收以“景云河清”来命名所作之乐，正是对汉武帝时代以祥瑞命名乐舞的继承。可以进一步猜测的是，《景云河清歌》的歌辞，定与汉武帝时代的《白麟》、《天马》、《象载瑜》、《齐房》等有相似之处。汉武帝时代的这些乐章，一般指明因政治昭明，天人感应，天降祥瑞，比如《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二《郊祀歌》录《天马》乐章云: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傥，精权奇，蹑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又歌之二云: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www.chuimin.cn)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20]

以常理推断，《景云河清歌》的四段歌辞当与此类似。

《景云河清歌》共分四部，分别是《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和《承天乐》。除了《景云》用八人来表演外，其他三部都是四人。从逻辑上分析，政治昭明，天人感应，所以天降符瑞，景云现，河水清，故有《景云乐》；太宗攻伐天下，扫清六合，四方宾服，故有《破阵》；武功既著，太宗修文，制礼作乐，文物粲然，故有《庆善》；最后总结，太宗李唐，受命于天，故有《承天》。四段歌舞共同构成一套用音乐和舞蹈表达的政治语言，展现一个受命于天，文治武功，从而景云河清的主题。这也正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君权“承天”。

贞观十四年《景云河清歌》是一部政治乐舞。既然是政治乐舞，首先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制礼作乐”体系里进行理解。礼乐是沟通上天的象征形式，是前代圣王开启的证明政权“奉天承运”的最重要途径。“功成作乐”不仅仅在于歌功颂德，更是确立王朝合法性的必要环节。音乐的功能，第一是风俗教化，《乐动声仪》^[21]云:“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牲。”第二是愉悦先祖，这属于宗教祭祀功能，《乐叶图征》云:“受命而王，为之制乐，乐其先祖也。”《乐动声仪》云:“圣人作乐，绳以五元，度以五星，碌贞以道德，弹形以绳墨，贤者进，佞人伏。”即认为圣人制礼作乐的根据是“五行”。第三是受命于天，《春秋繁露·三代改质文》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

晋室南迁之后，五胡占据中原。但是这些“夷狄”的君主依然重视中华文物，遵循“奉天承运”的政治理念。比如石勒仿汉族王朝典章礼乐，来构筑自己政权的规模:“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又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22]以音乐来讨论学术与政治，更是隋唐时代普遍的观念与一般的常识，比如魏徵等编撰的《隋书》，就屡屡将不恰当的音乐与国家社稷的存亡联系在一起，认为“舜咏南风而虞帝昌，纣歌北鄙而殷王灭。大乐不紊，则王政在焉”。论隋朝之灭亡云:

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獿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23]

又论北齐之灭亡云:

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惓，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24]

魏徵等唐初史臣论音乐关乎社稷兴亡，俱是基于音律本身的逻辑。比如认为北齐“唯赏胡戎乐”，所作乐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乐往哀来，竟以亡国”。这与后来宋人欧阳修、宋祁等所发议论完全不同。《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论安史之乱与音乐之关系云:

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25]

欧阳修等人基本上是谴责玄宗穷天下之资源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实际上与音乐本身的逻辑无关。宋人与唐人对音律认识之天差地别，实是中国思想史转变的一大征兆，也是暗示天人感应理论体系之衰微，宋代士人已鲜有在此理论框架下解释音乐与政治之关系。

儒家认为“作乐”是圣王才有资格做的事情。《礼记·乐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礼记·中庸》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只有德性和地位相称的人才能“制礼作乐”。《乐叶图征》云:“受命而王，为之制乐。”也就是说，“受命”是一个标准，衡量人君是否具备了作乐的资格。而受命之帝王，必定伴随着大量祥瑞的出现。“制礼作乐”也正是圣人体察天意的重要体现。《礼纬·稽命征》云:“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乐纬》云:“玄戈，宫也，以戊子候之。宫乱则荒，其君骄，不听谏，佞臣在侧；宫和，则致凤凰，颂声作。”张文收作《景云河清歌》，也正是与祥瑞紧密联系在一起。

关于《景云河清歌》的内容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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