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乐与政通:《景云河清歌》的政治文化史研究《隋书》卷七八《王令言传》云: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帝竟被杀于江都。陈先生所提倡的治史态度，俨然指明，今后不论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都须在“同情”古人上下功夫。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艺术史”的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现行“艺术史”似乎也偏重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并不受到重视。目前音乐史的研究，集中在音乐学院。......
2023-11-28
《神文时代》：谶纬与术数的中古政治研究
【摘要】：第一章乐与政通:《景云河清歌》的政治文化史研究《隋书》卷七八《王令言传》云: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帝竟被杀于江都。陈先生所提倡的治史态度，俨然指明，今后不论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都须在“同情”古人上下功夫。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艺术史”的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现行“艺术史”似乎也偏重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并不受到重视。目前音乐史的研究，集中在音乐学院。
《隋书》卷七八《王令言传》云: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杀于江都。[1]
为何王令言根据一段流行的琵琶曲就断定隋炀帝去而不返呢？对这类音乐史料的解读，今人往往以谶纬术数敷衍过去，对古人知识系统所固有的内在逻辑嗤之以鼻。这一较普遍的学术现象，一则反映了现代人的知识傲慢，视古人的学问为“低”，为“封建”，为“不科学”；二则反映了解读古人的知识和思想系统确实很难。最难之处，在于不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2]。陈寅恪的这段文字往往被视为治史之圭臬，但是就算陈本人，也殊难做到[3]。陈先生所提倡的治史态度，俨然指明，今后不论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都须在“同情”古人上下功夫。(www.chuimin.cn)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不能视同为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甚至比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更广泛。“一般知识水平”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非常关键[4]。这种认识，与现代西方学术本身对思想史的反省不谋而合。西方学术对于思想史的理解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比如它认为，思想史的核心假设，是任何一种观念和思想离不开人的创造和使用。所以，要理解任何一种观念和思想，不能只对它作抽象的哲理分析，而应该将其放在文化、生活和历史语境(The culture，liv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s)中进行考察。更进一步讲，思想史不应该仅仅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学说史或者哲学流派史，更应包括沉淀在社会大众脑海中的“一般知识”和“普遍观念”。这些“一般知识”或者“普遍观念”，有时候会被文本记载所忽略。与此同时，知识精英们记载和阐发的哲理，有一部分仅仅是他们的喃喃自语，并不为大众所认识。这两者都是思想与语境脱节的情况，值得特别警醒。引申开来，那么研究思想史，特别是研究跟政治相关的“政治文化史”或者“政治思想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应该就是:思想家与哲学家之学说，为大众接受方能作用于政治大势。不为大众所认识和接受的学说和思想，只能看作是某些知识精英自省的产物。
为大众所接受的“普遍观念”与“一般知识”，不但包含文本传统，而且也包含以任何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观念，比如视觉和听觉艺术，以及其他的非语言(non-verbal)形式。对于美术史在思想层次上的挖掘，现在已逐渐蔚为潮流。但是，“听觉”艺术却遭到几近彻底的忽视。就史实而言，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成分，我们的文明号称是“礼乐文明”。圣王功成然后“制礼作乐”，曾是许多帝王们的一致追求。“制礼”的部分，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作乐”的部分，却因为种种原因，挖掘得非常不够。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艺术史”的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现行“艺术史”似乎也偏重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并不受到重视。尽管听觉艺术的资料保存不易，但是就隋唐而言，像《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刘贶《太乐令壁记》、《乐记》、《乐纬》等等，史料还是相当丰富的。目前音乐史的研究，集中在音乐学院。但是音乐学家术业有专攻，往往看不到音乐背后的历史背景[5]。音乐学界也非常期望历史学能给自己的学科提供新的视角，促进本学科的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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