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仅以台湾定光佛和三山国王信仰的发展演变,说明客家、福佬民间信仰的分野与整合。而彰化定光庵实行封闭式管理,淡水鄞山寺建庙过程中与附近福佬人发生矛盾冲突,这种状况,实与台湾北部开发初期汀州客家移民所处的弱势族群地位密切相关。......
2023-08-23
四、信仰竞争与王权之争:“真君出世”与“弥勒下生”
在唐朝建立以前,不论“刘举”还是“李弘”都处于被统治地位,为统治者所忌讳和压制。从“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到“刘举”和“李弘”共存,再到隋唐时期“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的竞争,“卯金刀”和“十八子”两类谶语经历了长期的演进过程,最终走向了对立和斗争。
其实不论“卯金刀”还是“十八子”,“弥勒下生”还是“道君出世”,二者的性质与形式亦有接近之处,如《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所述真君出现的时代,与佛教劫数的观念可能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真君出世后所实现的人间乐园,与弥勒下生故事中的阎浮地(ambu-dvipa)景观相似。但是两者之间的竞争从一开始,就呈现得非常复杂。比如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粉碎刘洁政变企图中,就隐隐有了这样的竞争关系,尽管此种竞争并不是当时政治的主流。
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什翼犍)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珪)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嗣)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箓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于是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征南大将军、恒农王奚斤上奏曰:“臣闻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经纬三才,维建皇极,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至乃神功播于往古,圣迹显于来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固天纵圣,应运挺生,上灵垂顾,征善备集。是以始光元年经天师奉天文图录,授‘太平真君'之号。陛下深执虚冲,历年乃受。精诚感于灵物,信惠协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泽流宇内,溥天率土,无思不服。今张掖郡列言:丘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质白章,间成文字,记国家祖宗之讳,着受命历数之符。王公已下,群司百辟,此图文,莫不感动,佥曰: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穷之征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宠,无以对扬天休,增广天地,谨与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制曰:“此天地况施,乃先祖父之遗征,岂朕一人所能独致?可如所奏。”[70]
关于这段瑞石铭文出现的背景,何德章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这段铭文是应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出现的。太平真君四年底,发生了尚书令刘洁与诸王合谋推翻拓跋焘的事件。刘洁让尚书左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以长期以来流传的“刘氏应王”的谶语来为自己篡位寻找理论支持。同年十一月甲子日,拓跋焘下诏以太子拓跋晃监国。“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万一拓跋焘有所不测,“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时,证明拓跋氏父子相继的皇统的合法性也成了最紧迫的问题。这块瑞石“旨在以当时人心理上认同的图谶形式,证明拓跋皇权上符天意,‘太平真君'拓跋焘为天命所授,不容僭夺,刚刚总统百揆的拓跋晃亦是天意所定将封禅泰山的真主,其作为皇位继承者的地位亦不容怀疑。刘洁凭信的‘刘氏应王'的谶语及董道秀对拓跋丕白台之梦的解析等,均属虚妄”[71]。
值得指出的是,在北魏瑞石中,拓跋焘以道教的“太平天王”自况,百有余年后,唐太宗制造凉州瑞石,给自己加上了“太平天子”的头衔。“太平天王”与“太平天子”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反映的政治文化背景截然不同,这一点笔者另撰文阐述[72]。
太平真君四年冬发生的针对拓跋焘的政治密谋,可以说是贵族功臣们的集体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此以前拓跋焘、崔浩等人进行的“太平之治”活动业已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拓跋焘即位之始,崔浩即通过道教给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环,赋予他“先武后文”,“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的历史重任。这是一场以太平为号召,以儒家为指导,以道教为辅助,朝汉化和文治的方向发展,使北魏政权对中原及整个北方的征服、掠夺行为变为一种有秩序的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武帝偏向道家,除了信仰上的考虑,也对道教在政治、宗教上的宣传之便非常满意[73]。当刘洁以“刘氏当王”谶记为号召时,拓跋焘就通过制造瑞石等方式宣扬自己“太平天王”的合法性,在舆论上进行反击。不过这样的宣传可能也带来负面效果,在拓跋焘伪造瑞石后的两年后,也就是太平真君七年,就有“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74]。“李洪”应该就是“李弘”,因为北魏献文帝名“弘”,孝文帝名“宏”,为避讳,《魏书》崔宏、冯弘、石弘皆以字称。李弘无字可称,因改“弘”为“洪”。
拓跋焘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下令复兴佛教。“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云冈石窟中,第十七洞之弥勒像即为现今皇帝文成帝,四尊佛像则为此前之四帝。这是北魏吸收了“弥勒下生”的信仰,认为释迦属过去佛,弥勒为未来佛,而与过去诸帝、现今皇帝作了相对的配置,以弥勒来描述文成帝的政治合法性[75]。
隋代的情形比较特殊,杨隋对“刘氏当王”和“李氏将兴”同时镇压,不但诛杀诸李,也清除了刘昉等势力。隋朝失驭之后,诸雄逐鹿中原,绝大多数以“李”、“刘”为号召。之前学者对“桃李子”发掘得比较充分,但是实际上,除了刘黑闼,尚有其他如刘世彻和刘兰成的例子。隋朝灭亡之后,天下不是姓“刘”,就是姓“李”,似乎已经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这种观点甚至到了唐朝建立之初,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李孝常,隋兵部尚书圆通之子。高祖时为利州都督,每以佃猎为务。太宗嗣位,表请入朝,因留京师。其子义宗,坐劫盗被诛,因此怨望。与刘德裕等阴图不轨……有刘文赞者……亦奖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异,当汝请。又大业初,童谣曰:‘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不决则为李。'但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后谋泄,及其党与皆伏诛,死者十二人。[76]
“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流);不决则为李(沥)。”“白杨”即为杨隋,这个童谣的主要意思是:“杨氏”失掉天下,不是“刘氏”,就是“李氏”将取而代之。这个童谣,根据的应该就是当时流传已久的“卯金刀”和“十八子”谶,反映的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氛围。到了贞观中,刘德裕等人依然以此为口号,谋叛李唐。(www.chuimin.cn)
值得注意的是,刘德裕等人给了“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不决则为李”这一童谣新的解释。因为此时李唐已经建立,显然是“不决则为李”这部分已经兑现了。但是刘德裕重新解释道,池水在决堤流(刘)出之前,必有水沥(李)入地下。但是最后还是要决堤流(刘)出。在这一新的解释中,李唐王朝变成了过渡政权,在李唐建立之后,会在将来被刘氏取代。
实际中,“刘氏当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运动。每当李唐皇室遇到挑战,“卯金刀”就会趁机而起。上文我们讨论了高宗病重,武则天上台之际的刘凝静、白铁余等事件。在武则天上台之后,“刘氏当王”谶更加活跃,并发展出“伐武者刘”的变种。《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二年(693)二月乙亥条《考异》引潘远《纪闻》云:
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进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谶曰:‘伐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77]
李唐皇室此时已经被武周政权取代,似乎印证了李唐仅仅是个过渡政权的揣测。尽管对“伐武者刘”武则天采纳了“刘”为“流”的建议,不认为已经遭到百般镇压的“卯金刀”此时还有多大政治影响力,但是实际上,这根本还是隐藏在社会思潮中的“刘氏复兴”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跟此时“刘氏复兴”与弥勒信仰结合一样,武则天也采取了跟李唐皇室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宣传。她也号称自己是明法王下凡,转轮王再造: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78]
在推翻李唐上,武则天和潜在的“卯金刀”势力的做法几乎是一样的,都是更多借用了弥勒下生一类的佛教信仰,而放弃被李唐垄断的道君出世说[79]。
其实武则天统治时期,“刘氏当复兴”的说法依然不断掀起政治变动,比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刘思礼被杀一事:
从子思礼,武后时为箕州刺史。少学相人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历刺史,位至太师。万岁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为太师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结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谓耀曰:“君体有龙气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当辅我。”阴约君臣。思礼因以术眩众,见者必曰:“当三品”,使嗜进者充望,然后云:“綦连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败,武懿宗按之,阴弛思礼禁,使多逮引。思礼冀自脱,悉引素相忤者,将刑犹不寤,与众人斩于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孙元亨、石抱忠、王勮、勮兄勔、路敬淳等三十余族,窜逐千余人。[80]
其实刘思礼的叔叔刘义节,早就因为“卯金刀”谶被猜忌,刘义节,“本名世龙,或言世龙子名凤昌,父子非人臣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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