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帝震与政权对峙

五、帝出乎震:其含义变形与政权对峙

前文已经屡屡提到，黄旗紫盖之说，往往和“帝出乎震”的卦辞联系在一起。比如东吴使臣陈化对魏文帝曹丕说:“《易》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就是抬出《周易》的“帝出乎震”的理论，结合广为流传的“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论述南方政权的合法性。

武则天将都城从长安东迁到洛阳，在做政治宣传时，除了宣扬洛阳为天下之中，贬低长安的权威之外，还用“帝出乎震”来加强洛阳对长安的优势。所以她赞助修撰的《大云经疏》中引用《证明因缘谶》云:

谨按《易》云:帝出乎震，震在东。此明神皇出震周临，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118]

这跟孙权等南方政权宣扬“帝出乎震”的逻辑也是一样的，都是强调自己对西边政权的合理性——因为易卦说“帝出乎震(东)”。^[119]

“帝出乎震”经常出现在中古时期的朝议、奏章、诏书等官方文字中。而且，经常和“承乾”连在一起使用，登基做皇帝被称为“承乾出震”，比如《旧唐书》“史臣曰”论德宗云:“德宗在藩齿胄之年，曾为统帅；及出震承乾之日，颇负经纶。”^[120]太宗时，李义府献《承华箴》给太宗，其辞云:“邃初冥昧，元气氤氲。二仪始阐，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为君。”^[121]武则天下台，唐中宗复辟之后答侍中敬晖等请削武氏诸王王爵表云:“洎乎出震应期，画八卦而成象。炎皇御历，播百谷以兴农。”^[122]武则天御撰《则天大圣皇后享明堂乐章》云:“出震位，开平秩。扇条风，乘甲乙。龙德盛，鸟星出。荐珪篚，陈诚实。”^[123]此类记载繁多，不胜枚举。其思想意义是强调君主的统治符合天命，为正朔所在。

那么“出震承乾”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和知识背景呢？其实这与《易经》及纬书有关。《易·说卦》云: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说卦》的形成比较复杂，其前几章已见于马王堆帛书《易·系辞》，李学勤认为，《说卦》在文、景时期已普遍流传，此说较为可信^[124]。对这段话进行政治阐释较为清楚的是郑玄，《易坤灵图》云:

经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郑玄注云:起，由犹理。乾为天，震为长子，天生长子，圣人立为天子，天下之人各得所，天所获无妄也。^[125]

所谓“承(乘)乾”，就是承天，也就是接受天的符命，所以十六国时期，慕容俊诘问冉闵的使臣冉闵凭什么当皇帝，使臣答之以冉闵之功德，认为冉闵“恭承乾命，有何不可”^[126]。所谓承乾，即是要顺天命做皇帝的意思。唐初太宗长子名李承乾，其意涵非同寻常，不但异于太宗其他诸子的名字(均为单名，比如李泰、李佑、李恪)，也隐含将来登基当皇帝的意思。

郑玄将“震”解释为长子，是“震”的重要意涵之一。《南齐书》记载文惠跟王俭讨论为何“帝出乎震”云:

太子问王俭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相主？”俭曰:“乾健震动，天以运动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运动为德，君自体天居位，震雷为象，岂体天所出？”俭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万物出乎震，故亦帝所与焉。”^[127]

震确实有长子的意涵。所以宋徽宗御制《高宗郊祀前朝享太庙三十首》的歌辞中有“尧聪舜孝，文恬武忻。命子出震，遗骏上宾”^[128]的说法。“命子出震”，说的是徽宗传位钦宗之事。但是，震并非仅仅有长子的意思。其深刻的内容，实际上是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学说。阐发最为详备的，是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五行大义》云:

震居东方者，震为长男，能主乾任，故居显明之地。东方，春也，万物咸得生出。明净显著，震为雷，雷动则万物出。春分之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万物萌动，故震居卯。

又云:“《易》称帝出于震，盖五德之首也。”所谓五德之首，就是木德，对应的是伏羲。所以《五行大义》描述伏羲云:

《易》曰，帝出于震。震，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故曰太昊。因象龟文而画八卦，为罔罟以田渔。古者人畜相食，为害者多，帝观蜘蛛之网，教民取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是谓羲皇。后世音谬，谓之伏牺；或云宓羲，一号雄皇氏。

所以《晋书·地理志》总论部分说“燧人钻火，庖牺出震”^[129]。隋代潘徽为字书《韵纂》作序，其序言云:“文字之来尚矣。初则羲皇出震，观象纬以法天，次则史颉佐轩，察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绳用既息，坟籍生焉。”^[130]

帝为万物主宰，它由震卦象的东方升起，以喻万物之生发^[131]。不过到了汉代，“帝出乎震”就被政治性解读了，并跟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般认为，以五德终始为基础的帝王世系，在西汉经历了一次重新构建，《汉书》多处记载都将其主要归结于刘向父子^[132]，比如《汉书·郊祀志下》云: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133]

因为《周易·说卦传》说“帝出乎震”，震为木，所以在五德终始系统中第一个帝应该是木德，为伏羲氏，木生火，炎帝神农氏火德；火生土，黄帝轩辕氏土德；土生金，少昊金天氏金德；金生水，颛顼高阳氏水德；水生木，帝喾高辛氏木德；木生火，帝尧陶唐氏火德；火生土，帝舜有虞氏土德；土生金，伯禹夏后氏金德；金生水，商汤水德；水生木，周木德；木生火，汉火德；火生土，新莽土德。秦朝被视为一个个意外，不在五德之序中。此后，“帝出乎震”有了新的意涵，即当皇帝，已不再局限于木德，也不再局限于长子。

从方位上说，震为东方，乾为西北，所以李渊造反时，其重要谋臣裴寂上《劝进疏》，其中谈到:

窃以陛下承家开国，积德累功，世济拟于高阳，缵绪盛于周武。载诞烛神光之异，仪形表玉胜之奇。白雀呈祥，丹书授历。名合天渊，姓符桃李，君尧之国，靡不则天，星纪云周，奉时图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脱。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来自东，位当出震。^[134]

裴寂描述李渊的崛起，用了“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来自东，位当出震”的叙述方式，其思想内涵，正是以方位契合“承乾出震”的精神。西北为乾，而李渊起兵西北——实际上是晋阳，而来自东，所以符合“承乾出震”的描述。这是一种典型的解谶的手法，其曲意附和非常明显。不过，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武则天运用“帝出乎震”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和南北对峙时期南方政权秉持“帝出乎震”的说法，为自己身处边地却能承天立极提供理论解释的精神是一致的。南朝梁张缵的《南征赋》云:“黄旗紫盖，运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把天命和“震”方也就是东方联系在一起，进而说明金陵为王气所在。这与《大云经疏》把“帝出乎震”和洛阳联系在一起并无太大的区别，都是强调天命在东，或在金陵，或在洛阳。区别在于，南朝强调金陵为震方所在，否定的是北朝首都(也包括洛阳)的合法性；而武则天强调洛阳为震方所在，是对旧的李唐王朝及其根据地长安合法性的否定。

【注释】

[1](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0—1461页。

[2](梁)沈约《宋书》卷二七《符瑞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页。

[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中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7页。又《宋书》卷二七《符瑞上》(第785页)记刘裕之受命云:“〔义熙〕十四年(419)十二月，岁、太白、辰裴回居斗、牛之间经旬。斗、牛，历数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谓改立。'”这一年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又同书第767页记刘邦入关云:“高帝(刘邦)为沛公，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岁星先至，而四星从之。占曰:‘取天下。'”

[4](唐)姚思廉撰《陈书》卷三五《陈宝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8页。

[5]皇甫谧《帝王世纪》，《丛书集成》本，第28页。关于这一次五星会聚的天文学和政治意义分析，参看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16页。这次五星会聚确实发生了。

[6](唐)李延寿《北史》卷五五《杜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7页。

[7](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8页。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九，世祖泰始七年(271)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14—2515页。

[9]《魏书》卷九五《苻登传》，第2080页。

[10]《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600页。

[11]《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第1166页。又《资治通鉴》卷七九，世祖泰始二年(266)正月条，第2500—2501页。

[12]《晋书》卷九五《陈训传》，第2468页。

[13]《晋书》卷五四《裴秀传》，第1406页。

[14]《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第1168页。

[15]《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第1177页。

[16]《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31页。

[17]《宋书》卷六《礼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1页。

[18](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6页。所谓“汉必寝耀”，是指汉朝必将灭亡，汉为火德，寝其光耀，即灭亡也。而黄精为土德之精。三国时代除了蜀汉继承汉代德运外，魏、吴都自认土德，所谓火生土也。

[19]《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5页。

[20]魏斌《国山封禅前夜》，《“中古中国的统治方式”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2011年5月21—22日)，第136—161页。笔者本节的许多观点，来自魏斌文章和口头发言的启发。

[21](宋)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6—118页。赵彦卫并感慨道:“其文大概言符瑞，初无可取，故备录之，以见皓之亡有自矣。”显见已无法窥破此碑在当时局面下真实的历史意涵。

[22]以上碑文，均出自吴骞《国山碑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22页。

[23](东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刘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页。

[24]除了前文提到的记载，《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第1422页)也记载，孙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又《三国志》卷六三《吴书·赵达传》(第1425页)云:“赵达，河南人也。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25]《宋书》卷二七《符瑞上》，第777页。关于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参看冷鹏飞《“东南有天子气”释——秦汉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第52—57页。不过冷鹏飞主要是从区域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释东南与西北的对立，并未对其术数学的思想背景进行深究。

[26]《宋书》卷二七《符瑞上》(第785页)云:“义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气见东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进宋公。岁星裴回房、心之间，大火，宋之分野。与武王克殷同，得岁星之分者应王也。”

[2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61页。

[28]《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

[29]《北史》卷一〇〇《序传》，第3344页。

[30]《梁书》卷三四《张缵传》，第495页。

[31]《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等传》，第2041页。

[32]《北齐书》卷四五《樊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08—613页。

[33]详细的考订，参看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30—37页。有关长安城的池潭，参看史念海《唐长安城的池沼与林园》，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12月增刊，第8—11页；耿占军《唐都长安池潭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第87—99页。除了流于表面的记载，长安城许多池沼有复杂的信仰、政治的背景，值得深入探讨，目前的讨论仍多不充分。

[34](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2—133页。

[35](宋)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2页。

[36]《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3页。

[37](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居处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949—950页。

[38]比如《隋书》卷三四《经籍三》子部“天文”类著录《天文要集》四十卷，晋太史令韩杨撰，第1018页。

[39]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第32页。

[40]《长安志》文献等均有描述，参看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4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

[42]参看马正林《汉长安形状辨析》，《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第138页。关于卦辞的分析，参看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61—69页。不过他认为汉代长安的规划思想是法天象地，焕若星辰，而唐代长安则是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前者敬“天道”，后者重“人事”。不过笔者认为，其实隋唐长安城的设计也仍然渗透着术数思想的影响，依然是法象则天的逻辑在起作用。又可参看李令福《隋唐长安城六爻地形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20—128页。这几篇文章都未注意到曲江池实际上也是术数思想的产物，而原先其地高亢而非低洼。

[43]参看《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第1766—1767页。庾季才家族是著名的星占家族，其子庾质任隋代太史令，另一子庾俭在唐初任太史令。关于风水与宇宙观的研究，参看Aylward，Thomas F，The Imperial Guid to Fengshui and Chinese AstrologyThe Only Authentic Translation f rom the Original Chinese，London:Watkins Publishing，2007.

[44]《隋书》卷一九《天文上》，第529页。

[45]《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十《术数略·形法》，第1775页。

[46]《三国志·吴书》卷四八《三嗣主传》，第1166页。

[47]《后汉书》卷二二《郡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90页。

[48]《欧阳行周文集》卷五《曲江池记》，四部丛刊本。

[49]《全唐文》卷七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8027页。

[50]此楼为神策军所建，参看《新唐书》卷一七九《郑注传》，第5315页。

[51]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0页。

[52]《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18页。

[53]《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第4726页。

[54]《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二年十月条，第7308—7309页。

[55]《南史》卷一〇《陈本纪下》，第308页。(www.chuimin.cn)

[56]《周书》卷四一《庾信传》，(唐)令狐德棻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35页。

[57]同上书，第739页。

[58]《隋书》卷七八《韦鼎传》，第1770页。

[59]《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第1407—1410页。

[60]《隋书》卷七〇《裴仁基传》，第1635页。

[6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06页。

[62](宋)张淏《云谷杂记》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0册，第856—857页。

[63]关于易纬的研究，参看武田时昌《〈易纬乾元序制记〉所载の易纬佚文について》，《中国思想史研究》10，1987年，第1—36页；萧洪恩《〈易纬〉、〈易谶〉辨及〈易纬〉与河图、洛书和录、符、候的关系》，《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第67—70页；刘彬《〈易纬〉占术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任蜜林《〈易纬〉各篇形成考》，《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3期，第74—83页。《易纬》是汉代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等相关著作对易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阴阳灾异思想成为《易纬》的重要内容。

[64]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65]《灵台秘苑》十五卷，(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礼等重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庾季才为北朝到隋代天文星占学的重要人物。其擅长星占，曾为南朝梁太史。为西魏所俘，因星占而受宠信，任西魏、北周太史，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封临颍伯。隋代北周，任通直散骑常侍，领太史令。北周时受命撰《灵台秘苑》，经宋代重修，是今存重要天文文献。他还参与编制周历隋文帝时奉命整理南北两朝的天文资料，画出全天星图。还与其子庾质共同编撰了《垂象志》等大量著作。对庾季才的初步研究，参看汤绍辉《南北朝后期的星占学术》，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其实关于他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学术与思想的传承、星占与政治的关系，乃至当时知识世界的结构等，仍然值得深入挖掘。仅仅就政治方面，梁元帝江陵失陷、北周宇文护的倒台，乃至隋文帝即位、迁都，都与其有重要关联。比如兴建大兴城部分，庾季才提出的“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为隋文帝兴建此后几百年中极为重要的隋唐长安城，提供了天文星占的理论依据。

[66]李延寿《北史》卷八九《庾季才传》，第2948页。魏徵《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第1766页)记载略同。

[67]《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第1855页。

[68]参看《开元占经》，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关于瞿昙悉达的研究，参看陈久金《瞿昙悉达和他的天文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4期，1985年，第321—327页。

[69]顾铁符《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内容简述》，《文物》1978年第2期，第1—4页。武田时昌、宫岛一彦共译《天文气象杂占》，山田庆儿编《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1985年3月，第45—86页。

[70]敦煌藏经洞曾发现甲本图上星数达1 350余颗，是世上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而且对于研究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都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很多，参看陈槃《影钞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三订本)》，《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附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29—690页。除了敦煌的星图，日本所藏星图也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相关介绍参看宫岛一彦《日本の古星图とァジァの天文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82号，1999年3月，第45—99页。

[71]气象学家和相关领域的科技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拓展和贡献，值得历史学界关注。比如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王鹏飞的研究，参看王鹏飞《中国古代气象上的主要成就》，《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141—151页；《开创中国气象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气象史研究的意义、概况、紧迫性和远景》，《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129—138页；《评唐代李淳风“占风情”方法》，《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9卷第4期，2010年，第389—403页。

[72]曾振宇、崔明德《李淳风“军气占”考论》，《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1—50页。不过该文对相关重要层面清理得不够透彻，也显示这一领域的潜力。兵阴阳占是中古时代重要的知识体系，包括云气占在内。相关研究参看邵鸿《中国古代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批判》，《史林》2000年第3期，第48—56页；《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81—90页。汉代一切军事活动，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具体的星占对军事的影响，参看姜志翰、黄一农《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以北魏后秦之柴壁战役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307—316页。根据此文的研究，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当北魏在柴壁打败后秦部队时，太史令晃崇上奏“月晕左角”的天象，并预言带角的动物将暴死。稍后，竟如晃崇所料，发生大疫，部队的数百头牛只，同日皆死于路旁。根据推算，当时绝无发生月晕左角的可能，再就事件中的人物加以分析，竟发现牛疫的发生似乎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而天象是被当做影响军事决策的工具。关于星占分野与战争的关系，参看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周代的应用分野星占学——晋文公与城濮之战》，收入班大为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2—286页。

[73]该书卷八分为十篇，与李淳风《乙巳占》和瞿昙悉达《开元占经》相同，包括占日、占月，随后是占五星、流星、客星、妖星、云气、分野、风角、五音占风、鸟情。年轻学人中吕博所做研究较好，参看吕博《唐蕃大非川之役与星象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131—145页。

[74]《南史》卷五《齐本纪》第五，第160页。又《南史》卷四《齐武帝纪》(第119页)记载略同，云:“望气者云，新林、娄湖、东府西有天子气。甲子，筑青溪旧宫，作新林、娄湖苑以厌之。”

[75]《北史》卷六《齐本纪》六《高祖神武帝高欢》，第124页。关于上党天子气的历史背景，参看姜望来《论“上党有天子气”》，《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9年，第73—84页。

[76]《北史》卷七《齐本纪》七《孝昭帝高演》，第272页。又《北史》卷五一《高元海传》(第1853页)记载略同，云:“既而太史奏言，北(邺)城有天子气，昭帝以为济南应之，乃使平秦王归彦之邺，迎济南赴并州。”显然奏报“邺城有天子气”之说的，是国家机构的太史。

[77]《北史》卷五《孝武帝本纪》，第170页。

[78]《北史》卷五《节闵帝本纪》，第167页。

[79]《魏书》卷九七《刘子业传》，第2147页。

[80]《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遹传》，第1457页。

[81]《旧唐书》卷九九《李适之传》，第3102页。

[82]《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7页。

[83]李唐兴起过程中，也认为太原有天子气，比如《太平广记》卷一三五云:“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义兵汾阳，遂有天下。”

[84]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260页。

[8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8页。

[86]《晋书》卷一二《天文中》，第1332页。《隋书》卷一六《天文下》(第584页)记载略同，或均出自唐代李淳风等人之手，云:“天子气，内赤外黄正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恒带杀气森森然，或如华盖在气雾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见。或如千石仓在雾中，恒带杀气，或如高楼在雾气中，或如山镇。苍帝起，青云扶日。赤帝起，赤云扶日。黄帝起，黄云扶日。白帝起，白云扶日。黑帝起，黑云扶日。或日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天子之气也。敌上气如龙马，或杂色郁郁冲天者，此帝王之气，不可击。若在吾军，战必大胜。凡天子之气，皆多上达于天，以王相日见。”

[87]《晋书》卷一二《天文中》，第1336页。

[88]《隋书》卷一六《天文下》，第585页。

[89]相关讨论参看安居香山《敦煌写本古云气书残卷考》，《中国の宗教·思想と科学》(牧尾良海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503—517页。让马克·博奈比多、弗朗索瓦丝·普热得瑞、魏泓著，黄丽平译，邓文宽审校《敦煌中国星空:综合研究迄今发现最古老的星图(下)》，《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46—59页。

[9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春秋演孔图》，第574页。

[91]《宋书》卷二七《符瑞上》，第779页。

[92]当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似乎是术士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董扶曾以类似的话劝刘焉，刘焉因此求为益州牧，但是最终称帝的是刘备，《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第2734页)云:“后刘备称天子于蜀，皆如〔董〕扶言。”

[93]《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刘备传》，第888页。除了云气占外，星占也在刘备和北方争夺正统的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魏国为了显示其正统地位，试图在天象解释上寻找受禅汉室的依据，宣扬汉统已绝——天象显示火德被灭。蜀国刘备以继承汉室为口号，在天象解释上寻找其为中兴汉室的依据。魏蜀争相以星占学的不同理论，为自己政权寻找合法的依据。即便同一个天象，解释也各自不通，比如五星聚天，魏以为革命之象，蜀则认为是圣主中兴。相关讨论，可参看范家伟《受禅与中兴:魏蜀正统之争与天象事验》，《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6期，第40—47页。

[94]相关讨论，参看陈友冰《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夷夏之辨”》，《史林》2000年第4期，第18—28页。关于十六国时期的天文气象占，参看钱国盈《十六国时期的星占学》，《嘉南学报》第33期，2007年，第326—340页。十六国时期星占学仍然盛行，当时星占学的影响主要是在政治及军事两方面。政治上，星占学的影响有四:一、合理化政权的建立；二、臣以此上疏劝谏国君；三、进行政治斗；四、进行政变。军事上，天文星占的运用则有下列三种:一、预测战争的成败；二、拟定战争的策略；三、预测战争的发生。星占学在十六国时期之所以仍然盛行，其原因有三:一、言而有验；二、君主多信奉儒学；三、时代动荡不安。

[95]《晋书》卷一〇一《刘渊载记》，第2651页。

[96]《南史》卷六《梁本纪上》六《武帝萧衍》，第173页。值得指出的是，关羽在襄阳获得玉玺的事情，在刘渊称王过程中也进行了模仿。

[97]《梁书》卷五《元帝本纪》，第117页。又见《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八《元帝》，第236页。

[98]《南史》卷二《宋本纪中》二《文帝义隆》，第37页。

[99]参看王鹏飞《中国古代气象上的主要成就》，《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141—151页。又余欣《知识、信仰与政治:中古时代东西方关于极光的书写与观念》(复旦大学“构建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工作坊，2013年3月16—17日)对极光这种绚丽的光象的知识、信仰与政治意涵做了深入的探讨。

[100]《宋书》卷二七《符瑞上》，第782页。

[101]《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8页。又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8页)记载略同。关于气占与高祖龙气的分析，参看张家国《神秘的占候——古代物候学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64页。

[102]《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8页。

[103]《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24页。

[104]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372页。

[105]《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上—236页上。

[106]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337—339页。

[107]《北史》卷三五《王劭传》，第1294页。关于王劭的研究，主要将其定位为一位史家，参看傅玉璋《隋代史学家王劭的〈齐志〉与〈隋书〉》，《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第30—33页；杨绪敏《论王劭魏澹修史》，《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40—44页。其实王劭是隋朝正统性核心理论家，也是当时术数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

[108]西北之君长对此类术数、谶纬之学说毫不陌生，甚至非常精熟，比如《晋书·沮渠蒙逊传》记蒙逊本人“博涉群史，颇晓天文”，当时张掖城每有光色，蒙逊曰:“王气将成，百战百胜之象也。”遂攻秃发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194—3198页。

[109]《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下。

[110]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144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9、60—61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55—56页。崇教寺，敦煌僧寺，在莫高窟。参看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71—72页。关于瑞应图中龙的考证，参看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

[111]《陈书》卷一《高祖陈霸先本纪》，第22—23页。

[112]同上书，第24页。

[113]《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第1679页。

[114]《南史》卷一《宋本纪上第一·武帝刘裕》，第1页。

[115]《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注引《吴书》，第1093页。又见《宋书》卷二七《符瑞上》，第780页。

[116]《旧唐书》卷二五《礼仪五·谒陵》，第972页。

[117]《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第165—166页。

[118]敦煌文书中有两件《大云经疏》，分别是S.2658和S.6502，见黄永武《敦煌宝藏》第22册，第45—54页；第47册，第498—506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武则天在利用佛教做政治宣传的同时，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谶纬祥瑞学说，即便是被学者们拿来作为主要证据论证武则天佛教意识形态的《大云经疏》，也充斥着祥瑞之说、谶纬之言。相关研究参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第686—747页。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4—72页；《〈大云经疏〉初步研究》，《文献》2002年第4期，第47—59页。

[119]有的学者不明白“帝出乎震”是卦辞，将其解释为君主出自地震，认为“显然，武则天明确地将地震作为其称帝、定都、更改国号的祥瑞，是天地与人事的感应”。甚至认为，三十多年前的晋州地震，也是武则天用来“预示李唐皇室不稳固，以及女皇将于洛阳兴起的预兆”，更引宋人《新唐书》倒放电影式的论述作为佐证。这种解释是极为荒谬的。参看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文史》2009年第4辑，第31—46页。

[120]《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第400页。

[121]《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6页。

[122]《旧唐书》卷一八三《武三思传》，第4730页。

[123]《旧唐书》卷三〇《音乐三》“则天大圣皇后享明堂乐章”十二首，第1102页。

[124]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1页。

[12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307页。

[126]《晋书》卷一一〇《慕容俊载记》，第2832页。

[127]《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第4000页。

[128]《宋史》卷一三四《乐九》，第3146页。

[129]《晋书》卷一四《地理上》，第405页。

[130]《隋书》卷七六《潘徽传》，第1744页。

[131]有学者认为“帝出乎震”跟天文星相有关，是古人观测星象与考察物候相结合的结果，是古人触类旁通对宇宙的思考。“帝出乎震”的原型是春分时节斗柄指向东方。其中“帝”是天帝，其原型及标志是北辰中的帝星，参看龙异腾、罗松乔《〈周易〉“帝出乎震”之“帝”考释——兼论与北辰、北斗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06—108页。中古时代各个知识体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都是彼此支持，互相援引，“帝出乎震”在人间秩序中的功能，自然反映到天空的秩序。也有学者认为，“帝”即“太阳”，“帝出乎震”，就是太阳出自东方，参看振亚《释“帝”兼及“皇帝”》，《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3期，第21—22页，聊备一说。

[132]杨权认为，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武帝太初改制时实行的土德制，应当到西汉末的某个时期已为火德制所取代。参看杨权《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0—43页。

[133]《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第1270页。

[134]裴寂《劝进疏》，《全唐文》卷一三二，第1329—1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