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政治研究：黄旗紫盖与隋唐长安城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大兴城的修建，也渗透了对代表南方政权的东南之气的厌胜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兴城东南隅曲江池的开凿上。不过根据辛德勇的研究，曲江池的主体仍位于长安城东南隅一坊余地。

二、厌胜东南:“黄旗紫盖”与隋唐长安城

隋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命宇文恺设计修建的新都城——大兴城竣工，次年迁入新都，这就是后来隋唐时期的帝国中心长安城。在隋朝修建大兴城的时候，南北对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陈朝依然存在，要到七年之后才被隋朝攻灭。因此，大兴城的修建，也渗透了对代表南方政权的东南之气的厌胜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兴城东南隅曲江池的开凿上。宇文恺设计修建的长安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齐划一。它的宫城、皇城居中，左右坊里、郭城的大小，形式，一般都呈对称分布。但是在南城部分，西南隅的永阳坊对应的东南隅，却不是坊里，而是一片湖泊，也就是曲江池。这样的安排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地形地势使然，但是在思想意识上正是魇镇东南的体现。

我们先看曲江池的位置。《长安志》卷九升道坊下有龙华尼寺、李日知宅、紫云楼、彩霞亭、杨炎家庙、贞元普济寺和郑畋宅，并载龙华尼寺“寺南曲江”。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根据《太平寰宇记》载曲江与芙蓉园相连，云曲江与芙蓉园之间不当隔立政、敦化二坊，所以移置曲江于敦化坊南，即长安东南角，同时还把《长安志》升道坊下除郑畋宅以外的其他诸条也一并移到了“曲江”项下。后人对于徐松关于曲江位置的看法也颇有不同。有的认为曲江的面积，除了芙蓉园之外，实际占有晋昌、青龙、曲池、敦化、立政、升道数坊的一部分。不过根据辛德勇的研究，曲江池的主体仍位于长安城东南隅一坊余地。其实存在曲江和曲江池的分别。曲江池实际上只占有长安城东南隅一坊余地。升道坊、升平坊和其他各坊中的所谓“曲江”，只是这个曲江池(芙蓉池)的下泄水道^[33]。

可见曲江池正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隅一坊余地。为什么曲江池之水还流到升道、升平等坊，这跟曲江池的成因有关——它是引水灌入而成，需要下泄水道。那么是不是这里地势低洼造成蓄水成池呢？也不是，这里原先地势很高。宋代程大昌《雍录》卷六记载:

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又会黄渠水自城南来，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从城外包之入城为芙蓉池，且为芙蓉园也。^[34]

这一记载得到了吕大防、宋敏求、胡三省等人的呼应。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云:“外郭东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为芙蓉园，引黄渠水注之，号曲江。”^[35]《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胡三省注云，“芙蓉园在京城东南隅，秦之隑州、汉之乐游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又引宋敏求《长安志》云，“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再引刘《小说》云:“园本古曲江，文帝恶其名‘曲'，改曰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36]

此外，《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天文要集》云:

芙蓉园，本隋氏之离宫，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其地延袤爽垲，跨带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绿被冈阜。……宇文恺营建京城，以罗城东南地高不便，故缺此偶(隅)头一坊余地，穿入芙蓉池以虚之。^[37]

此处所谓引自《天文要集》，恐有错讹。《天文要集》是归类于“天文”类的星占著作，为晋太史令韩杨所撰^[38]，恐怕不会提及隋唐时代的芙蓉园。除韩扬《天文要集》外，未见隋唐五代有其他同名著作。辛德勇认为，此处《天文要集》的内容，恐怕是韦述《两京新记》的原文^[39]。这一推测或可成立。若如此，宇文恺因为东南地势过高而凿之为池，引水灌之这一情况，自唐到宋，就被广泛认可。

而且，实际上这里地势确也实如记载所云，地势较高。比如升道坊西侧相邻的升平坊，地处乐游原，有汉宣帝乐游庙。长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后赐宁、申、岐、薛四王。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40]。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确证，宇文恺之所以破坏东西对称的坊里布局，在大兴城东南隅引水凿池，乃是出于厌胜的考虑。这里的地势较高，才是宇文恺觉得“不便”，将其开凿为池而不设居民坊里的原因。那么，其思想根源是什么呢？长安城的设计受到了术数思想的深刻影响。最有名的就是所谓朱雀街南北六条高坡与八卦的对应。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

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41]

位于长安城的六条高坡，今天仍然清晰可辨。第一条高坡(九一)大致从今西安城西北的红庙坡向东去，沿龙首原南麓穿过自强东路以北的二马路；第二条高坡(九二)即今西安城北墙一线，大致沿400米等高线呈东西走向；第三条高坡(九三)即今西安城内的东西大街一线，与410米等高线吻合；第四条高坡(九四)大致从小雁塔折向东北；第五条高坡(九五)就是今兴善寺公园与草场坡一线作西南—东北走向的高地；第六条高坡(九六)是从大雁塔折向东北去的高地^[42]。从卦辞上看，九二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所以设置为帝王之居；九三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设计为百官官署；九五之尊，“飞龙在天”，则常人不能居住，以寺院道观镇之。

那么，宇文恺挖凿曲江池，跟其设计六坡的思想和逻辑一样吗？虽然都是基于术数形法的考虑，但是六坡主要在于利用，而曲江池则侧重于魇镇。如果仅仅是不希望平常百姓居住的话，完全可以按照九五高坡的设计，以寺观镇之。放着简单的办法不用，而去挖凿成池，其思想意涵已经超出了六坡设计的范围，目的是从形法上魇镇当时与隋朝对立的东南王气。若以大兴城比拟九州岛，那么东南隅就是金陵王气、黄旗紫盖的所在。而大兴城的东南隅却是地势高耸之地，从堪舆角度看，对隋朝命数不利。宇文恺不辞繁琐，将其地挖凿成池，就是要将代表黄旗紫盖的东南王气用术数的办法加以镇压和摧毁。这也正体现了术数思想中形法堪舆的精神。

实际上隋文帝兴建大兴城之初，就受到了术数思想的深刻影响，开皇元年，著名的天文星占学家庾季才就提出，“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为迁都奠定了术数理论的基础。根据《隋书》记载，因为庾季才的支持，隋文帝遂发诏兴建大兴城，并赐庾季才绢三百段、马两匹，晋爵为公，并令季才与其子质撰垂象、地形等志。宇文恺兴建大兴城，或有庾季才、庾质的参与，提供风水堪舆地形方面的咨询^[43]。而且实际上宇文恺本人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跟以天文历算著称的耿询一起制作称水漏器等计时器^[44]，可见对天文历法之类的非常熟悉，那么也不难揣测，他对术数类其他分支的知识比如形法、堪舆不陌生。

《汉书·艺文志》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45]《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孙皓迁都武昌云: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46]

似乎王气多与山冈相连，宇文恺将东南隅凿为池沼，和孙皓将荆州豪族名家与山冈相连的坟墓掘掉，根据的理论似乎有相通之处。又《后汉书》记秦始皇厌胜东南事云:

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至，令囚徒十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曰由拳县。^[47](www.chuimin.cn)

秦始皇厌胜东南王气，用的也是“掘污其地，表以恶名”。而宇文恺凿掘长安东南隅，即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则“曲江”也。乃至后来隋文帝自己厌恶其名，改为“芙蓉”。

直到唐代，依然有文人将曲江池和“黄旗紫盖”联系在一起。比如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欧阳詹撰写的《曲江池记》就写道:“紫盖凝而不散，黄旗郁以常在，实陶钧之至，造化之功。”又在其文中详细论述了紫盖黄旗与曲江池的关系:

彼如紫盖黄旗之气，岂陶钧造化者，用宅君长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里，制必同象，泄夫外，则廓以灵海；导夫内，则融乎此湫。历代帝王未得而有，岂降巢宅土之后，联绵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将天意尚伺其根深蒂固，可与终毕者而命处之。故于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逮其季主营之以须焉。撰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极，墉陛划趾，钧陈定位，地回帝室，揪成厥池。既由我身，才成伊去，真主巍巍，龙盘虎踞。爰自中而轨物，取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仪形也。^[48]

到了8世纪，南北早已统一两百余年，尽管紫盖黄旗与东南王气的关联已失去现实意义，但是云气占里的紫盖黄旗依然是君主的重要祥瑞。欧阳詹明确地将曲江池的“紫盖黄旗之气”和李唐的符命联系在一起。

而且曲江池确实有紫云的自然气象。唐懿宗时人王棨《曲江池赋》写道，曲江池“东城之瑞日初升，深涵气象；南苑之光风才起，先动沦漪”^[49]。所以唐朝在这里修建有紫云楼^[50]。《春明退朝录》记载:

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圯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51]

到了中唐，曲江池依然因为地有王气而被视为敏感之地。《旧唐书》记卢杞、严郢等构陷德宗宰相，也是两税法的倡导者杨炎(727—781年)时云:

开元中，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寻以玄宗临幸之所，恐置庙非便，乃罢之。至是，炎以其地为庙，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语闻，上愈怒。及台司上具狱，诏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流放崖州)去崖州百里赐死，年五十五。^[52]

《新唐书》记载略同，也云曲江“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德宗震怒，贬杀之。对于玄宗让宰相萧嵩将家庙迁离曲江的原因，两《唐书》记载相同，都是认为此地为玄宗临幸之所，非他人可居或者置庙^[53]。司马光《资治通鉴》则略有不同，对于萧嵩迁庙的原因，认为是“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然而《资治通鉴》却又明确指出，利用杨炎建家庙于曲江进谮的正是卢杞，卢杞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其地建庙。”^[54]显然《资治通鉴》的记载前后略有矛盾，前文说玄宗命萧嵩迁庙的原因是曲江为娱游之地不适合奉祀祖先，后面又说是因为当地有王气，玄宗有所忌讳而让萧嵩将家庙迁走。结合两《唐书》的记载，不难推知，曲江为王气所在，帝王之外的普通人不宜居住或者奉祀祖先，这一观念到了玄宗乃至德宗时期，仍然弥漫于世人脑海中。德宗名相杨炎甚至为此遭人构陷而丢掉性命。这和当初隋代宇文恺修建长安城时凿其地为池，不欲常人居住的思想背景和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此时已经没有南北政权对立的历史背景，仅仅变为普遍意义上的云气占相与帝王命数的观念。

然而若我们回到隋朝统一的前夜，就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宇文恺为了厌胜东南而挖凿曲江池的历史背景。

宇文恺修建大兴城的时期(582—583年)，南边的陈国依然认为自己是王气所在，甚至在隋朝大军于开皇九年(589)准备渡江时，陈后主还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师再度来，无不摧没”^[55]。此时南北分裂已经近三百年，南朝以紫盖黄旗为号召的政治宣传依然有号召力，但是已经无力改变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无法抵抗北方的大军。早在萧梁灭亡之后，许多南朝士人都感觉到金陵王气将尽了。滞留北朝的庾信写下了《哀江南赋》，哀叹道:“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应终三百年乎？”^[56]又云:

昔之虎据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57]

以“明阴阳逆剌，尤善相术”著称的韦鼎甚至开始变卖家产，寓居在佛寺里，已经明显判断南朝的灭亡:

至德(583—586年)初，鼎尽质货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58]

韦鼎的想法，应该在当时南朝士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他的说法，也跟“黄旗紫盖，终于归洛”的谶语反映的思想相符合。隋朝薛道衡则借用晋朝郭璞“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的话，说明陈朝命数将尽。作《高祖文皇帝颂》，其中描述隋朝统一南北云:

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崄，恒有僭伪之君，妄窃帝王之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怀大道，愍彼黎献，独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受脤出车，一举平定。^[59]

在薛道衡看来，尽管南朝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崄，但终归不是天命所在，最终还是被隋朝统一。这跟魏徵在《隋书》中以“史臣曰”发表的议论是一样的。魏徵赞颂隋文帝“委心膂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文武争驰，群策毕举。服猾夏之虏，扫黄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镇，环四海以为池，厚泽被于域中，余威震于殊俗”。这里魏徵将南朝势力称为“黄旗之寇”，也显然是基于南朝宣扬自己具有黄旗紫盖祥瑞的原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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