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佛教传入后的影响及对中古政治的挑战

七、余　　论

政治学说往往建立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知识体系上。知识世界和政治世界存在紧密联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都有体现。中国的天学理论，也并不是主要为农业服务，而是为政治服务，是为了纪吉凶之象，供君主参政也^[94]。有关天文测量的知识，与政治思想紧密相关，甚至转化为政治宣传工具。

“洛阳土中，朝贡道均”的思想，是弥漫在中古士人脑海中的一种常识。佛教传入后，对洛阳天下之中说构成了严重挑战。但是随着佛教逐渐本土化，到底天竺还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王者居天下之中的思想却依然在演进。宋代都开封，所以发展出开封为天下之中的思想。欧阳修等编撰《新五代史·司天考》云:

古者植圭于阳城，以其近洛也。盖尚慊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95]

这里提到的岳台，即北宋东京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96]。宋人以开封为天下之中，依靠的依然是天文测量的知识。

【注释】

[1]义净撰，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7—168页。在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昔日的海上帝国扶南已经没落，室利佛逝正在迅速崛起，为中国同南海海上交通重心的南移奠定了政治基础。参看石坚平《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59—64页。

[2]关于义净的戒律观，参看温金玉《唐义净律师戒律观研究》，《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第32—39页。

[3]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by I-Tsing，translated by J.Takakusu，Oxford:Clarendon Press，1896，p.143.

[4]王邦维《“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4—101页。

[5]有关讨论参看王邦维《关于“洛州无影”》(《文史》第3辑，2000年)、邓文宽《“洛州无影”补说》(《文史》第3辑，2003年)、王邦维《再说“洛州无影”》(《唐研究》第10卷，2004年)、王邦维《“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王邦维《“都广之野”、“建木”以及“日中无影”》(《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S2期)。又有谢一峰《关于“洛州无影”问题的几点看法——兼与王邦维等先生商榷》(2009年第10期)等论文讨论，此处不须赘述，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始终纠结于测影台的真伪、无影的定义上，已无助于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6]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鄙情节与宗派系谱的建构》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梳理，2010年11月16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报告(第26次)。

[7]B.C.Law，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Delhi:Ess Ess Publications，1976，pp.11 15.

[8]《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外纪”，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1年，第630页。

[9]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第20—32页。

[10]《释迦氏谱》，《大正藏》第50册，第87页下。

[11]对于何承天问佛国历术思想意义的揭示，学者已有深刻讨论，请参看郑诚、江晓原《何承天问佛国历术故事的源流及影响》，《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第61—71页。不过此文依然纠结于周公测影台的时代问题，反而失去了问题的重心。

[12]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第473页中。

[13]江东杭州华严寺沙门大觉撰《四分律钞批》卷第一三，《卍字续藏经》第42册，第1024页下—1025页上。

[14]《北山录》卷一〇，《大正藏》第52册，第630页下—631页中。

[15]关于捕风捉影的思想意义，参看刘康德《风云与阴影——“捕风捉影”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0—90页。他认为人类通过揳入“节气时间”、“方位空间”、“五行”、“天干地支”，乃至“数”及“数学方法”等相关元素来“捕风捉影”，从而在这“不确定”中找“确定”，更详尽地认知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以便能更好地生存。就此而言，这种“捕风捉影”的方法体现了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的积极主动性。观风、测影、候气是古代重要的知识和技术手段，现在普遍将其归纳入古代科技史的范畴，但实际上其思想、信仰、文化及政治意涵都非常丰富。

[16]虽然其他区域也有无影的说法，比如都广之野、建木之说，但并不在中原知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处于主导的依然是洛阳测影。

[17]笔者疑此处有阙文，当论及去日稍远处情形。

[18]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8—4979页。

[19]这里所谓“天下之中”指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政治哲学里面的王者居中的“天下之中”，在其他语境中还有其他所谓“天下之中”，并非本书所讨论的范畴，比如范蠡经商，认为陶地“居天下之中”，是进行贸易的好地方，参看翟忠义《“居天下之中”的“陶”地考》，《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61—62页。

[20]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7—281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58页。

[21]班固《白虎通义》卷三《京师》，《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页。

[22]李学勒《令方彝、方彝与成周的历史地位》，《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23]比如参看李久昌《“天下之中”与列朝都洛》，《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14—117页。李久昌《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第22—29页。李久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7—35页。龚胜生《试论我国“天下之中”的历史源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第93—97页。

[24]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徽》，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页。关于西周时期“天下之中”观念与王土勘测，参看王克陵《西周时期“天下之中”的择定与“王土”勘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46—53页。

[2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1页。

[26]同上书，第1061页。

[27]同上书，第344页。

[28]江晓原《〈周髀算经〉盖天宇宙结构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48—253页。关于盖天说在中国天文史上的意义，参看李迪《盖天说在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3期，第281—289页。

[29]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有关《周髀算经》与晷影测量、一寸千里、北极璇玑的讨论，参看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1册，第102—188页。

[30]有关南北朝时期的测绘，参看王树连《魏晋南北朝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65—176页。有关此学说的演进，汪小虎认为，其学说源自对近距离测量所得经验的发达，它与勾股测量法结合后被应用于天文测量领域，于浑盖之争中一脉相承，在秉持大地平面观传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中影响甚巨。中国古人对该学说的认识过程正体现了地平观传统的深远影响，参看汪小虎《“日影千里差一寸”学说的历史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74—80页。

[3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32]Arthur F.Wright，“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City”，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33 75.

[33]Paul Wheatley，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1971，p.433.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则在御旁。

[34]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北极简史——附帝字的起源》，收入班大为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8—359页。

[35]所谓日影千里相差一寸的说法，经过很多人的实地测量，遭到不断质疑，到开元中被僧一行彻底否定了。但是有关宇宙结构的认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参看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及其意义——关于张遂(僧一行)的子午线测量》，《天文学报》1976年第2期，第209—216页。关于僧一行的研究，参看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这一博士论文对僧一行及其思想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梳理。

[36]《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〇，贾公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另有学者认为“宅兹中国”的地中在阳翟，但是无论如何，这一说法影响甚微，参看王晖《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4—24页。若依现在天文算法，则地中(北纬34°04′)更靠近阳翟(北纬34°10′)，不过古人是否能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笔者甚存疑虑。

[37]关增建《登封观星台与郭守敬对传统立竿测影的改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63—67页。

[38]《扶桑略记》天平七年(735)四月の条，《扶桑略记·帝王编年记》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关于吉备真备与易学的东传，参看邢永凤《吉备真备与唐代易学东传》，《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第61—65页。

[39]相关研究参看王仲殊《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考古》2000年第7期，第70—80页。最新的研究可参看气贺泽保规主编《遣隋使がみた风景——东アジアからの新视点》，东京:八木书店，2012年。平安京的左京转称“洛阳”，右京转称“长安”。以后，又因右京地势卑湿，景况萧条，左京户口稠密，极其繁荣，以致“长安”之称被淡忘，而“洛阳”二字遂成为平安京全体的代名词。直到现在，其区划仍有洛东、洛西的名称。而在迁都江户之前，进京就被称为“上洛”，可见洛阳在日本士人心目中的地位。

[40](北齐)魏收《魏书》卷六五《李平传附子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0—1461页。

[41]邺实际上也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参看牛润珍《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105—114页。但是就思想意义而言，洛阳远盛于邺城。

[42]沈约的《宋书·符瑞志》首创正史记载祥瑞灵异现象之先河，跳出断代之范畴，分三卷记载了从远古太昊帝到刘宋王朝的诸多祥瑞灵异现象，是研究古代符瑞思想的重要资料，可惜目前研究并不透彻。

[43](梁)沈约《宋书》卷二七《符瑞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页。

[44](唐)李延寿《北史》卷五五《杜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7页。

[45]《魏书》卷三九《李宝附李韶传》，第886页。

[46]《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83页。(www.chuimin.cn)

[47]《魏书》卷二四《张衮附张伦传》，第617页。

[48]《魏书》卷四一《源贺附源子恭传》，第934页。

[49]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34页。

[50]参看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3—125页。

[51](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36页。

[52]关于唐代“天下”的观念，参看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20页。

[53]魏斌《国山封禅前夜》，《“中古中国的统治方式”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2011年5月21—22日)，第136—161页。

[54]以上文字俱引自魏徵等《隋书》卷一九《天文上》，第524—525页。

[55]杜佑《通典》卷二六《职官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39页。

[56](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704页。

[57](汉)赵君卿注，(北周)甄鸾重述《周髀算经》卷上之二，《四库全书》本。不过笔者也存有疑问，一尺六寸的数值实际上还没有一尺五寸精确，不似出自以推算为目的的算经。或者“一尺六寸”仅仅是文字的讹误造成的误解。

[58]《隋书》卷六九《袁充传》，第1611—1613页。

[59]《隋书》卷六九《袁充传》，第1613页。

[60]以上两条俱出自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253页。

[61]《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2页。

[62]比如何平立《武周“革唐之命”与封禅礼》，《学术界》(双月刊)总第109期，2004年6月，第159页。

[6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页。

[64]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101页。

[6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1008页。

[66]关于中国都城的变迁，参看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32—39页。

[67]清华简《保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中”，参看李锐《清华简〈保训〉与中国古代“中”的思想》，《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第46—53页。

[68]《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704页。

[69]《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第4132页。玄龙石文出处不详，是王莽福应十二之九。

[70]相关讨论，已有很好的研究，请参看沈刚《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第95—100页；佐原康夫《周礼と洛阳》，《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报告集》第14册，2007年，第31—47页。

[71]有关洛阳之思想意义的阐释，参看佐川英治《“奢靡”と“狂直”——洛阳建设をぐる魏の明帝と高堂隆》，《中国文史论丛》6，中国文史研究会，2010年，第1—34页。李炳海《帝都中心论的文化承载——古代京都赋意蕴管窥》，《齐鲁学刊》2000年第2期，第4—10页。“洛阳”也因此常常被古人称为“洛中”，参看邢永川《“洛中”考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8卷2006年10月增刊，第183—185页。

[72]Riccardo Fracasso，“The Nine Tripods of Empress Wu”，in Antonino Forte ed.，Tang China and Beyond，Kyoto: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1988，pp.85 96.

[73]“白象”除了与佛教有关，还带有强烈的祥瑞色彩，比如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政教得于四方，则白象至。”熊氏《瑞应图》曰:“神灵滋液百珍宝，用白象。”参看(唐)刘赓辑《稽瑞》，《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4]《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7—868页。

[75]《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第4743页。

[76]姚崇《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二〇六，第2080页。

[77]公元前5年，西汉哀帝刘欣宣布“再受命”，即改元为“太初元将”，并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是舜的后裔，刘是尧的后裔，哀帝此号意为尧后禅位于舜后，是再次接受天命。“太初”的意思就是从头再来。

[78]参看《旧唐书》卷九一《敬晖传》，第2932页，等等。

[79]相关记载，参看《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第3031页；《旧唐书》卷九八《卢奂传》，第3069页。

[80](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二六〇，第2635—2636页。

[81]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94—698页。

[82]关于武则天利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研究甚夥，不再赘述，参看Antonino Forte，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Napoli:Institu 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Seminario di Studi Asiatici，1976.

[83]以上事件参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0页中。

[84]《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4页。

[85]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0页下。

[86]赵明诚撰《金石录》(宋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592页。

[87](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6页上。

[88]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大正藏》第10册，第1页。

[89]参看颜娟英《武则天与唐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艺术学》1987年第1号，第41—47页；颜娟英《唐长安七宝台石刻的再省思》，陕西省考古所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829—842页。杨效俊《长安光宅寺七宝台浮雕石群像的风格、图像及复原探讨》，《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第69—83页。

[90]水野清一《唐代の佛像雕刻》，《佛教艺术》第9号，1950年，第26页。

[91](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一八《祥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52页；(唐)李延寿撰《南史》卷四《齐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页。

[92](唐)慧立原本，彦悰撰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50册，第275页。

[93](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大正藏》第54册，第231页下—232页上。

[94]参看江晓原的“政治天文学”观点，比如氏著《占星学与传统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3—194页。

[95]欧阳修等撰《新五代史》卷五八《司天考第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672页。

[96]李合群《试论影响北宋东京规划布局的非理性因素——象天设都与堪舆学说》，《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