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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四、推算时间:洛阳测影与日长之瑞
对于盖天说与浑天说来说,洛阳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尤其对于浑天说来说,洛阳或者“土中”成为唯一一个理想的测量周天的位置。在天人感应学说的氛围中,日影的长短——进而与白天长短相关联——被视为帝王统治好坏的重要标志。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隋文帝时期。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初,即非常重视造历,张胄玄兼明揆测,言日长之瑞。隋文帝下旨有司考决,但是莫衷一是。到了开皇十九年(599),太史令袁充再次上奏云:
隋兴已后,日景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长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阴云不测。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阴云不测。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以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俱近。谨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琁玑得其常,天帝崇灵,圣王初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稀有。
此时隋文帝刚刚废黜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袁充上奏日长之瑞,深合时宜。隋文帝临朝对百官说:“景长之庆,天之佑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由是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因为白天变长,所以又规定此后百工作役,并加程课。皇太子率百官,诣阙陈贺[54]。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所有这些数据,都是“洛阳测影”所得。在洛阳立表测影,似乎是中古时代政权的通行做法,比如《通典》记载,唐高宗仪凤四年(679)五月,“太常博士、检校太史姚玄辩奏于阳城测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测影有尺五寸,正与古法同”[55]。阳城在洛阳附近,可统而称为洛阳测影。虽然在汉儒有所争论,但是在南北朝以后,洛阳与阳城的争执并未形成政治上的分歧。
《通典》所云“古法”,一般被追溯为周公之法,《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乃建王国焉。”郑玄引郑众的话进一步说明:“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当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56]夏至日晷长一尺五寸是一个标准值。《周髀算经》对这一数据进行了一点修正:“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57]
我们把隋代这次测量的数据加以梳理如下:(www.chuimin.cn)
依据袁充等人的理论,选取洛阳为观测点,以冬至和夏至为时间点,若影子变短,就说明白天的时间变长,所谓“影短而日长”,从周天位置来说,则说明太阳更加靠近北极。这有什么意义呢?袁充等人引用《尧典》的记载,推算出上古理想帝王唐尧的时代,太阳也是非常靠近北极(须女十度)。而隋文帝开皇时期,日在“斗十一度”,和唐尧时代一样——太阳“去极俱近”。那么,再依据纬书的记载,得出结论:隋文帝的开皇之治已经接近唐尧的理想时代。
仁寿四年(604)甲子岁,隋炀帝即位,袁充和太史丞高智宝用同样的理论,证明隋炀帝与唐尧同其历数。他们上奏云:“去岁冬至,日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而且隋炀帝跟唐尧一样,是上元第一纪甲子即位,“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58]。袁充为南朝士族出身,陈灭之后入仕隋朝。“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隋炀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袁充也是迁都洛阳的重要支持者,他认为,“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59]。
上面依据观测数据进行的推论,是中古时代知识(用现代语言说是“科学”)构成政治理论基础的典型案例。不过实际上,“影短而日长”作为帝王的符瑞并不见于纬书或其他经典的记载,比如纬书《易通卦验》有关测影的记载:
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晷,晷如度者,则其岁美,人民和顺。晷进则水,晷退则旱。退一尺二寸则月蚀,进一尺三寸则日蚀。月蚀则贻王臣之忧,日蚀则正人主之道。
所谓“正人主之道”,乃因“日蚀则害命,王道倾侧,故日蚀则正人主之过”[60]。按照《易通卦验》说法,“晷如度”才是理想的状态,才能“岁美,人民和顺”。如果影子超过圭表(晷进)就会发生水灾;如果影子没有达到圭表的长度(晷退),则会发生旱灾。如果影子长度和标准值差距太大,甚至会引发日蚀和月蚀。显然,所谓日长之瑞,是袁充等人在天学、测量和纬书等知识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解释。也再次说明,所谓祥瑞与灾异往往在一线之间,除了观念和常识的影响,政治立场的向背往往决定了对这些“异象”的界定和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却又不能脱离当时的观念、逻辑、修辞的局限,只能在当时的知识世界中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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