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范胥举起金陵王气的大旗,宣称“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的时候,李谐却不得不再次抬出洛阳,指出“紫盖黄旗,终于入洛”。[44]相对“黄旗紫盖”之说,王业不偏安,洛阳测影地的思想传统显得更为深厚,足以在舆论上与之抗衡。然而孝文帝坚持迁都洛阳。......
2023-11-28
二、“洛阳测影”的知识逻辑和思想意涵
王者居“土中”或者天下之中[19]的理念在三代时已经成熟,比如商人以五方观念将疆域划分为五,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称为“中商”,甲骨文云:“大邑商居土中。”胡厚宣和陈梦家都认为这与商人宅中思想有关,胡厚宣甚至认为,“中商”即“中国”[20]。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引用《尚书》“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指出“王者必即土中者”[21]。李学勤认为,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地理上的便于对四方管理;另外一层含义则是便于敬配皇天,便于祭祀[22]。这一理论后来与周公联系在一起,更加重了王者居天下之中的神圣性。此类研究甚夥,且多流于表面,兹不赘述[23]。西周铜器《何尊》铭文记武王告天辞就有“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义)民”的说法,唐兰进一步指出,“中国”即洛邑[24]。
王者须居土中,那么土中如何确定呢?这就依赖于土圭测影。纬书《孝经援神契》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于是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25]这是结论,即洛阳为“中”。《孝经纬》云:“日立八尺竿于中庭,日中度其日晷。冬至之日,日在牵牛之初,晷长丈三尺五寸。晷进退一寸,则日行进千里,故冬至之日,日中北去周洛十三万五千里。”[26]《尚书考灵曜》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夏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27]这是方法——“土中”,或者“地中”,需要靠天文测量来确定。那么,为什么立八尺之表,夏至之日影长一尺五寸就是地中呢?“三万里”、“十三万五千里”这些数据,有什么意涵呢?
首先我们回到中古时代激烈讨论的盖天说和混天说。对人类所处宇宙的认识,必然导致思想意识的分歧。洛阳成为天下之中,有赖于混天说的成立。在盖天说的理论里,洛阳并不是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是北极之下。盖天说的代表著作是《周髀算经》,《周髀算经》认为天地是平行的两个平面,平行距离是八万里,在轴心北极位置上有一个大的凸起,高六万里、外围半径一万一千五百里,这是“璇玑”,与之对应,天也有向上的凸起[28]。在这样的宇宙结构中,天高地远都容易测量,这其中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只需运用简单的勾股定理就可以推导。“勾股”的本意就是“圭表”,股者,表也;勾者,日影(晷)也[29]。这也是一直流传到唐代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几何学基础[30]。若在同一时刻不同地方测影,影子相差一寸,则其相距一千里。而当时认为,天地相距八万里,为了方便测量,所以立八尺之表。通常说的洛阳立八尺之表,夏至之日,影子一尺五寸,就是说,洛阳在日下一万五千里。
盖天说之下,为北斗北极赋予了重要的神圣性,所以就有把帝都皇居与天上斗极相对应的宣传方法和思想意识。比如《尚书·舜典》记舜之即位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31]芮沃寿(Arthur F.Wright)论道,在上古文化观念中,天空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北极星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北极星帝为天之中,地上的君主既然代表天意统治世间,也应该择中而居,这样天之中和地之中才能相互沟通,天子才能受命于天,以天地代言人的身份统治世间[32]。北斗也因为作为北极附近最显著的星象而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其绕着位于天极中心旋转使其起着天球钟的作用——标志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北极和天子的联系明确出现在文字和图像中,比如有名的东汉武梁祠石刻上所表现的那样。在这幅图像中,天帝穿着皇帝的装束坐在北斗中,好像驾着一辆马车。如同天穹中心北极一样,地上的皇帝也面南而坐,而臣民则面朝北方。汉代都城长安的布局就是模仿大熊和小熊星座[33]。王莽天凤四年(17)制造威斗:
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六年以后,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死之前,“持虞帝匕首……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依然相信上天和北斗的护佑[34]。(www.chuimin.cn)
以上这是在盖天说中,若在浑天说中,则只有特殊的地点,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地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夏至日中地中子午线。浑天说并未挑战日影千里差一寸的学说,但是引入了地中的概念。浑天说主张天包着地,日月星辰绕地运行。在浑天说中,地中非常重要,测量周天、了解天数都需要在这里进行测量。而且其之所以为天地之中,本身就被赋予了承天立极的神圣性意味。浑天说的宇宙模型中天的形状是一个球壳,而平面大地的传统仍然被坚守。“日影千里相差一寸”和“地中”概念体系,成为浑天说的核心内容。太阳距离“地中”的长度,就成了天距地中的半径,在引入圆周率的计算后,周天的长度都可以得到计算。但是前提是,所有的测量必须在地中进行,不然数据就不可靠[35]。地中测影,不但测量时间(冬至为阳气初生等)、空间(地面距离、宇宙长度),还事关国家命运,这一点后面笔者会详论。总之,地中是一个极端神圣而重要的地点。
在浑天说之下,谁是地中,主要存在洛阳与阳城之争。以圭表八尺正日影,求地中,离开其地,则所得资料不合,这是一种天文意义上的绝对的“天下之中”。汉代马融以为是洛阳,郑玄以为是阳城。经史考据者多从马融而天文堪舆家则多从郑玄。但是阳城本就在洛阳附近,所以可以统而论之,两者在汉代以后并未在思想和政治上造成太多纷扰,比如唐代贾公彦融合其说云:“郑司农云颍川阳城地为然者,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36]这种观念一直到元代郭守敬依然把告成作为天文测量的重要基地。登封既非元初经济文化中心,更非当时的政治中心,其原因就是告成是古人心目中的“地中”,是他们进行各种天文测量的传统基地[37]。
测影在中古时代如此重要,以至于日本遣唐使回国的时候携带测影尺。日本史书《扶桑略记》记载吉备真备从唐朝回国时携带的东西是:
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尺一枚、《乐书要录》十卷、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种种书籍、要物等。留学之间历十九年,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38]
吉备真备选择带回日本的正反映了他认识什么知识最为重要,从这些东西可知,他对礼制、历法、天文测量、音律等相当重视。其中还带回测影尺一枚,既反映了当时唐人将测影作为普遍知识的情形,又反映了以吉备真备为代表的日本士人对测影的重视——这是一种相对有吸引力的观察天文的技术。而且洛阳在中日交往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影响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洛阳比长安给日本留下了更深的烙印,这一点逐渐被学者发掘出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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