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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州无影:文化冲突与中古政治研究

【摘要】:然而义净所谓“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则大有深意,其内涵已然超出本来的语境。

一、“洛州无影”的文化冲突说

最早揭示“洛州无影”思想意义的是王邦维教授,其所依据的关键史料出自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一段说法:

然赡部洲中,影多不定。随其方处,量有参差。即如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国,至八月中,以圭测影,不缩不盈,日中人立,并皆无影,春中亦尔。……夫出家之人要依圣教,口腹之事无日不须,揆影而餐,理应存念。[1]

佛教僧侣过午不食,食则破戒,所以测定中午的时间非常重要,是关系修行的重要法门。义净所论南瞻部洲各处影多不定,目的也是为了探讨如何确定过午不食的界线。义净本人是律师,尤其注重戒律,自然会关注测定日中[2]。然而义净所谓“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则大有深意,其内涵已然超出本来的语境。王邦维已经准确地指出,这段论述,事关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明之间冲突与融合的重要情节。

以现代知识推断,洛阳处于北纬34°和35°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无影的。所以高楠顺次郎1896年在牛津大学出版《南海寄归内法传》英译本时,对义净的说法不能理解,只是敷衍地解释道:“洛州可能指的是中印度。洛阳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天下之中,所以义净或许用它来指代中印度——尽管这种表达很奇怪。”[3]对于这种说法,王邦维已辩明其非。王邦维指出登封告成镇古观星台所存“周公测影台”正是“洛州无影”的实物证据,测影台旁有一段文字说明:“夏至正午,表北之影长一尺五寸,正与石座北面上沿长度相等,所以看不出明暗差别,故俗称为‘没影台'。”这或许是义净“洛州无影”思想的来源[4]

关于“无影”之说,邓文宽先生以传统中国天学知识加以辨析,指出“无影”实际上是指“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他并指出,王邦维关于义净到过周公测影台以及测影台修建时间早于唐代的推测是错误的。两人一者依据佛教文献的记载和实物证据,一者根据传统天文测量的常识,往复讨论[5]。必须指出的是,王邦维所揭示的文化冲突说的思想意义,和邓文宽所坚守的传统天文测影说,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中间有一个缺环——“无影”如何和“天下之中”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流的传统中国天学知识,并不认为无影是天下之中的标准,而是邓文宽所说的“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不过邓文宽认为这就是“无影”的含义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则相关的讨论实际上是各说各话,毫无交集。笔者认为,“洛州无影”说的出现,本身就是受到印度新知识的挑战而演进出来的新标准,是中古时代思想和知识世界的一大变化。

我们回到文化冲突说上来。中国本来的宇宙观在佛教传入后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传来的新知识则认为印度处于中心而中国是边鄙之地,身处边缘带来的焦虑感在许多高僧的著作中均可看到[6]。五印度中的“Madhyadesa”被译为“中国”,许多早期佛教文献所谓的“中国”并非中华之中国,而是Madhyadesa[7]。后代之学者不了解其中的思想背景,就会犯下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清代四库馆臣对东晋法显传》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8]。葛兆光对佛教影响中古宇宙观有精妙的总结,可以参看[9]

所谓“洛州无影”之说,绝非义净个人随意的发明,而是当时一个被普遍认知的说法。其背景,正是上述知识世界的巨大变化。早在5世纪初,以天竺为宇宙中心的理论已经严重冲击中国中心说。比如何承天(370—447)问佛国历术故事,即一个明证。何承天本人就是个佛教崇拜者,但是在这一故事中,他代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知识,与之对应的是代表印度新知识的慧严,其故事略云:

昔晋何承天善明纬候,无二晷景,与智严法师共详偏正,严云:“余曾游天竺,备谒圣仪。至于晷克颇怀,通览中天竺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良是地中故也。此方洛南测影台者,至夏至日终有余分,故非大夏但名东夏也。”承天闻此无以抗言。[10]

慧严指出: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良是地中故也”,而洛阳南测影台,到了夏至都还有影子,所以中国不能称为“大夏”,只能称为“东夏”。[11](www.chuimin.cn)

天竺中心说在佛教的域外色彩浓重的时代非常昌盛,佛教典籍中多有讨论,其影响更是无所不在三国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把释迦牟尼故乡迦毗罗(Kapilavastu)就已经描述为天地的中央:

迦毗罗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邪,故处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诸佛兴,皆出于此。[12]

唐开元年间,江东杭州华严寺沙门大觉撰《四分律钞批》,对这一问题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说:“震旦国通名神州,于其中心意洛阳,是神州赤县也。故洛州周公城内有测影台、土圭量。又五岳中嵩为中岳也。”[13]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宋慧宝注《北山录》对这一问题也有长篇的讨论:

皆曰佛何不生中国(震旦人自以此土为中国)?传闻,中天夏至,测影而尽其表(西天中印度夏至之日,树竿于日中无影,盖得阎浮之中,日行正居上,故彼称中也)。此方虽邵伯相宅,周公往营(周本都鄗京,召公相宅于陕鄏,周公至成周营之,则今洛京是也)。而《周礼》云:“大司徒职,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洛京虽震旦之心,夏至之日午时树竿,尚有一尺五寸之景。则别地更多也),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百物阜安,乃建王国。”今河南阳城县,得中夏之中,而影且有余矣。其不在阳城则又过乎一尺五寸矣。而天上千里,地下一寸,故此西域万里之外。[14]

《北山录》将洛阳仅仅作为震旦的中心,而认为真正的中心在印度,所以佛不生于中国,而生于印度。其理论依据就是洛阳测影,仍有一尺五寸的影子,并非完全无影。地下一寸,则天上千里,所以实际上离宇宙中心乃万里开外。

必须指出的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关于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说法,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基础[15],是夏至之时立八尺之表,影子为一尺五寸,而不是无影[16]。所谓天下之中,夏至无影的说法,出自佛教。佛教传入后,攻击以前的洛阳中心说,树立天竺中心说,依据就是洛阳到了夏至还是有影子,而天竺则完全无影。这样,有关测影的自然知识,就和文化认同、思想冲突关联在一起。唐代以后,佛教世俗化、本土化之后,有关谁是中心的讨论不再是核心问题,天竺中心说逐渐消散,乃至到了清代,学者们对《法显传》的“荒诞离奇”大加挞伐。

实际上在中古时代,持本土知识立场的学者,即对佛教宇宙观大加批判,有名的比如李淳风,他极力论证华夏居天地之中,并且提到洛阳告成位于土中,指责佛教对天地的论述“怪诞不可知”:

谈天者八家,其七家,甘氏、石氏、浑天之类,以度数推之,则华夏居天地之中也。又历代史,倭国一名日本,在中国直东;扶桑国复在倭国之东,约去中国三万里,盖近于日出处;贞观中,骨利干国献马,使云,其国在京师西北二万余里,夜短昼长,从天色暝时煮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于日入处。今崖州直南水行便风十余日到赤土国,其国到五月,亭午物影却在南,一日三食,饭皆旋炊,不然,逡巡过时,即便臭败。热气特甚,盖去日较近。[17]其地渐远转寒,盖去日稍远。则洛阳告成县土圭居覆载之中明矣。唯释氏一家论天地日月,怪诞不可知也。[18]

但是,中古知识界不论僧俗,往往并不回避洛阳夏至有影的事实——实际上这也无法回避,国家主持的测量,数据岂会骗人。所谓“洛州无影”之说,仅见于义净的说法和没影台的实物。若以逻辑推断,义净身为佛教徒,又有丰富知识和阅历,却并没有像法显、慧严等人那样,支持天竺中心说,反而维护洛阳,在自己献给武则天的书中讲“洛州无影”,有违常理。这其中仍有深意,值得推敲。一方面,可以推断,自尊的本土知识界,以及抱有特殊用心的政治力量,为了对冲天竺中心说,改造了周公测影台,使其达到无影的效果;另一方面,义净自身的立场选择,是他对武则天讲出“洛州无影”的关键。归根结底,除了文化冲突说之外,不依王法则佛法难立的现实困境,也迫使佛教徒做自身的妥协。历史往往不会只有一个面相,知识世界和政治关联性,正是笔者想强调的“洛阳测影”和“洛州无影”的另外一个重要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