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预言：政治、灾难与人类命运

三、预言与灾祥

政治预言是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部分，即便到了打着“科学”旗号的现代，预测未来政权、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依然是每个政治团体非常重视的内容。中国的谶也是政治预言的一种，如果用西方的思想传统相对照，相当于后者的“Prophecy”。中国近代在政治、军事、知识竞争上的失败，使我们极力否定过去，把一切的失败归结于过去道路选择的失败——把过去都斥为“封建的”、“旧的”、“迷信的”、“非理性”的。甚至在语言选择上，也全面用外来词汇取代固有的概念，比如“格致”、“术数”一类的词汇被“科学”(Science)一类的外来概念取代。余师艾尔曼教授(Benjamin Elman)考察近代中国“科技”语言系统的变迁，极力复原在中国传统语言未被外来词汇取代之前的面貌，其理论基础也是认为，近代以来极度的民族自卑感扭曲和湮灭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和辉煌^[38]。就中古中国而言，相对同时期的西方，中国一整套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政治解释学说，比西方的政治学说远为复杂和有效。但是到了近代，不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人自身，都极力抹杀其真实的历史角色，将其碎片化、迷信化，似乎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在简单、粗暴、片段的巫术和暴力基础上的。我们只有回到中国古人的思想和知识世界中，摒弃用现代概念框架古人，而遵循古代知识、信仰的内在逻辑，才能理解真实的历史画面是什么样的。虽然完全复原真实画面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可以恢复因现代理性和“科学”而遭到扭曲的部分画面。

预言一般可以被进行神圣性的阐发(divineinspiration)或者解读(interpretation)，预测具体事件的发生。这种预测的知识基础有两个:第一，其传递的信息植根于被广为信奉的神圣体。这种神圣体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上帝、孔子、传说时代的圣王、信仰导师等；也可能是某种超自然力量，比如天命、圣灵(Holy spirit)、因果；也或者可能是一个被神圣化的知识体系，比如基督教神学、儒家经典、某种政治主义等。正因为这些预言出自圣人之口、载于经典之书、笼罩着神性的光芒，所以才能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这些预言能够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中得到解释。比如中古时代的宗教体系，以及天学、历算、音律、占卜、兽异等“自然科学”知识，是支撑起当时政治合法性论述的重要基础。预言也往往正是植根于这些普遍观念和一般常识之上，才能被受众接受。这一点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古时代，可以说，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往往需要建立在“先进”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比如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就对人类社会的逐次前进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未来的预言，我们至今也生活在预言所描述的美好世界的憧憬里。这种前景和规律的描述，往往会被神圣化，变成一种神圣的知识(Divine knowledge)。中国中古时代以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为核心学说的神文主义意识形态，就属于这样一种神圣的知识。即便到了它能控制人们心灵的末期，它的一套说辞和概念，依然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人们的脑海里。西方的《圣经》中也充满了预言。《圣经》预言(biblical prophecy)往往充满了对政治、灾难、救世主到来、人类最终命运的描述。对救世主的期盼，不仅见于西方传统，也屡屡出现在东方的历史和现实中。这是一种典型的预言，一方面否定现实世界，将其描述为黑暗和腐败的，一方面憧憬光明的未来、大同的世界。此类救世主预言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描述未来的美好，一方面却强调强力领导(救世主)的重要性。一旦大同的理想和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就注定了这一预言的失败命运。

一种观念要想影响政治走势和思想变迁，往往需要植根于大众所能接受和认知的既有知识和信仰之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喃喃自语中。以此推断，若以倒放电影式叙述中国思想史，按自己架构的流派分门别类加以阐述，确如陈寅恪所言，框架和叙述越完美，却离事实越远。一句谶言^[39]，一个符瑞，往往背后有深厚的信仰背景和政治传统在支撑。除了运用谶纬、宗教进行政治预言和宣传之外，阴阳灾异和祥瑞思想也主要与政治预测紧密相联。从政治思想史的意义上说，引发政治狂潮的并不一定是被后世认为最为精妙和“科学”的学说，而是植根于主流心态中的思想意识。

《礼记·中庸》所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人们认为，天地灵异之气，日流行于宇宙，而与人心相感召，顺气应之则兆而为祥，逆气应之则化而为妖。不论是“祥”还是“妖”，不论是“瑞”还是“灾”，都是对现实政治情势的反映，是对未来趋势的预兆。在中古时代，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对此非常重视。南朝齐梁史家沈约的《宋书》首创《符瑞志》，突破断代之限制，分三卷记载了从远古太昊帝到刘宋王朝的诸多祥瑞现象，是刘宋之前中国符瑞现象的集大成之作。《文选》中有“符命”一体，专为叙述祥瑞征兆为帝王歌功颂德之文。魏收的《魏书》专门设《灵征志》，认为“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斯盖神祇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但是“治世之符，乱邦之孽，随方而作，厥迹不同”，所以“录皇始之后灾祥小大”，以资借鉴^[40]。被认为唐初带有鲜明儒家色彩的魏徵，在《隋书》中论灾祥之事，其思想意识也依然不脱神文主义的色彩:

《易》以八卦定吉凶，则庖牺所以称圣也；《书》以九畴论休咎，则大禹所以为明也；《春秋》以灾祥验行事，则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废兴，则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讹之占所以征验。……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违则天地见异，况于日月星辰乎？况于水火金木土乎？^[41]

中国传统所谓祥瑞、灾异，其实质可归纳为“异象”^[42]。基督教《圣经》中往往以异象(vision)指一种从天上来、特别的看见、启示和引导。许多异象是所见超自然的景象，或是有关未来的预言。笔者所说的异象，与此不同，实际上是对神文主义之下政治征兆的概括，是不同寻常的景象——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比如天文气象、兽异羽孽、山川变易、历法音律等。用中国中古传统的语言来说，就是祥瑞和灾异。国之将兴，必有贞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异。所谓“妖”，是指不符合自然的规律和人们的期待，反时为妖。中国古代的政治预言，基本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异象”观察的基础上。其思想基础，便是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在今天看来，古代的预测方法似乎是幼稚可笑的，现在把这些基本上归类为迷信和荒诞的传统。但古代人类在进行预测时却是相当严肃，毫无自欺欺人的意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最为理性和复杂的政治学说，相比同时期的西方，要完善和系统得多。(www.chuimin.cn)

异象的出现，是神圣力量干涉(divine intervention)的结果，是由于超自然力量或者规律的介入和操作，而产生的异于甚至违背一般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和常识的现象^[43]。在基督教世界里，异象有个专门名词“miracle”(通常翻译为“奇迹”)^[44]。奇迹被认为是上帝和自然法则一起合作的产物，但是神学家则认为上帝不需要遵循自然法则就可以独立制造奇迹^[45]。基督教的“奇迹”是上帝(有时候通过圣人)的杰作，而中古中国的“异象”是上天的杰作。在中古中国的知识和思想语境里，异象是上天对人类世界好恶评价的反应——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对“天子”履行自己承诺的反应。在这套理论里，异象就分为“祥瑞”和“灾异”，“祥瑞”是对君主统治的肯定，而“灾异”则是严厉的警告。在基督教“奇迹”理论里，奇迹往往是为了证明上帝的伟大和神圣，而中古中国的神学理论里，异象则主要作为君主统治好坏的标准。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显示天(神)命和反映现实，这两种“异象”(“奇迹”)的功能，在各个文明和宗教体系中，几乎都同时存在^[46]。

万物万事皆可出现灾祥，天文、云气、光象、禽兽、草木、山川、器物、历法无所不包。从根本上说，通过灾异、祥瑞推断未来的方法，与大多数古代世界关于征兆的理论基础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事件B发生在事件A之后，所以事件A就是事件B的原因)的逻辑是一样的。这种思路一点都不奇怪，即便是到了现代也一样到处可见。早期中国帝王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能够理解天道的节律并保持人间事物与天道变化相一致。过去5 000年中五星最接近的两次聚会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下旬黎明之前和公元前1059年5月下旬黄昏时。这两次会聚极为罕见；加上公元前1576年奇特的五星“错行”也被记载下来，此三次五星异象分别对应夏、商、周的天命，它们分别取代了前者建立了新王朝。这就是“五星会聚”与“革命”形成“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关联性的最早例证^[47]。

中国的经学传统长期以来一直记载着，在极早的时代天文征兆与决定新王朝建立的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曾同时发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正此也。《魏书》记崔浩擅长“玄象阴阳”，太宗命其“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而崔“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48]。张渊作《观象赋》云:“《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三极虽殊，妙本同一；显昧虽遐，契齐影响。寻其应感之符，测乎冥通之数，天人之际，可见明矣。”^[49]北周时庾季才以“纬候灾祥”，劝宇文护归政天子^[50]。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不但天文被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气象、历法、鸟兽、草木莫不如此。《旧唐书》所谓“鸟禽异”、“兽异”、“草木异”，可称之为五行异象。比如所谓嘉禾(麦)为一株多穗或异株同穗之麦。这种具备异象的庄稼，被认为是上天降瑞，对当时政治统治的肯定。这些现在看来非常荒诞的内容，却被古人认真地记载于典籍之中，并且实际上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色大鸟”作为与凤凰相对的概念，与谶纬之学紧密相关。虽然具备相似的外形，但凤凰为太平之瑞，“五色大鸟”则为羽虫之孽。相关论述多出自纬书，又与汉唐间的政治宣传紧密相连，又是鸟情占传统的重要内容，深刻地影响了汉唐间的许多政治事件。唐人著述如《天地瑞祥志》、《开元占经》等，多引《乐纬》中有关“五色大鸟”的条目，这些条目的内容为纬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呈现了当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丰富内容。《宝雨经》与武周政权的密切关系，它关于“山涌”的内容，并非仅仅是普通的祥瑞，而是对垂拱二年(686)和载初元年(690)新丰县和西京万年县山涌的呼应，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武周政权的神圣符命于佛经有征。“山涌”在阴阳灾异理论中通常被视为灾异。在新丰和万年两地出现山涌之后，武周政权先是依据孙氏《瑞应图》中关于“庆山”的说法，将其解释为“王志德茂则生”的祥瑞。而后则根据天竺僧人的说法，将其解释为佛教圣山“祇阇崛山”在本土的显迹。而后，在菩提流志重译《宝雨经》时，窜入了关于山涌的内容，作为武周政权的祥瑞。代表阴阳灾异思想的“庆山”和代表佛教理论的“祇阇崛山”，在武周政权操弄山涌做政治宣传中的关系，可视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一次与中国本土思想的冲突和融合。

正因为“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51]，事关重大，所以历代君主都格外重视。唐代，太史局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乾元元年又别置司天台，“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预焉。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52]。历代政权都强调将灾祥的解释权垄断在自己手中。后赵石勒甚至“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53]。太史令薛颐出家为道士，太宗“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蚀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契”^[54]。唐开成五年(840)，有敕云:“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等，多与朝官并杂色人交游，既乖慎守，须明制约。自今已后，监司官吏不得更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委御史台察访。”^[55]

现代学术容易把现代的理性主义和古人的知识对立起来，将后者斥为非理性、“封建迷信”、“零碎”、“不科学”。但实际上，不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超自然(supernatural)在中世纪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因素。中世纪不论正统教会还是普通大众，都相信巫术是完全“理性”的选择^[56]。在中国，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祥瑞灾异思想，也广泛被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所接受。在他们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里，这就是理性的选择，是依据其内在逻辑推导出来的合理的结论。如果要真切体会古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去除现代知识的傲慢，“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57]。

其实即便在西方，“科学”方法将预言、占卜、“奇迹”挤出知识体系，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对奇迹的批判依然在继续，比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 1809)说:“充斥在《新约》和《旧约》中的有关‘奇迹'的传说，只有骗子才会宣扬、愚民才会相信。”^[58]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 1826)1815年6月20日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说:“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是:是由自然之神依照自身的法则管理世界，还是让国王和教士们依靠虚构的奇迹(fictitious miracles)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