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揭示神文主义与政治关系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神文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统治合法性来自天/神，人只是天或者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笔者的“神文”的含义有二:其一，谶言往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谶书“立言于前，有征于后”，作为谶知识和思想重要来源的纬书，也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这些文献，可谓“神文”，近乎“sacred texts”。

一、神文与人文

笔者所谓“神文”和“人文”^[1]，纯粹是基于政治思想角度的考虑，是为了方便讨论专制王权的思想来源而借用的概念。在神文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统治合法性来自天/神，人只是天或者神的秩序的一部分。在中古时代弥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中，人类世界是天命秩序的反映；在近代科学化的一些社会思想体系中，人又往往被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连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趋势，都不由人来决定，而是由某种必然性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天命还是必然规律，都是对人类本身的某种否定，而借助于外部秩序解释人类社会自身的秩序。在笔者看来，这两者之间并无显著的区别。

从汉代到隋唐，存在一个绵延近千年的儒家的神学主义时代。纬学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其他的知识体系，比如天文、气象、音律、历法、祥瑞灾异、阴阳五行，乃至许多信仰体系如佛教、道教，无不与其紧密相关。这些知识和信仰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古时代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2]。笔者的“神文”的含义有二:其一，谶言往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谶书“立言于前，有征于后”，作为谶知识和思想重要来源的纬书，也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这些文献，可谓“神文”，近乎“sacred texts”。正如李学勤所论，正如“基督教的《圣经》，于《旧约》、《新约》之外，还有所谓伪经(Apocrypha)，其中不乏富于史料或文学价值的篇章”^[3]。如果强用西方术语比附的话，谶是prophecy，而纬则是Apocrypha，与谶不同，纬书不拘性质如何，总是要解经，虽然杂入谶的内容，但从汉代到唐代，都被视为经学不可或缺的内容^[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按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这也正是唐代禁谶不禁纬的根本原因。其二，从汉代到唐代，虽然学术与思想几经变革，但是就政治论述而言，总归不脱神文主义的总体架构。纬书所代表的思想传统在中古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即便是纬书思想的研究者，也认为，“西周以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纬书的神秘主义，除了在汉代风行一时，在中国古代的其他时期多被视为异端，而摒弃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外”^[5]。费正清也认为，儒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源出于一个古代圣人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体系，竟能在这么多世纪里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是从未有过的”^[6]。所谓儒家学说的理性主义色彩，更多的是在宋代理学或者道学兴起之后逐渐形成的新面貌。从汉代到唐中期，可以说，儒家思想的重心，至少在政治论述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可以说，汉代出现的儒家神学化，是儒家思想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大事。虽然后来如柳宗元、朱熹等儒家知识分子将其归结为一种倒退，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这正是儒家学说纳入其他知识成分，拓展自身生命力的体现。顾颉刚认为谶纬出现负有三种使命:一是使术数文化系统化；二是使王莽、刘歆们所倡导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学说更有根据；三是把所有学问、神话纳入“六经”之中，使孔子成为教主，“六经”成为天书^[7]。侯外庐也认为，谶纬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白虎观会议使谶纬成为“国教化的法典”^[8]。钱穆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纬书一则化六经，为六经作六纬相配；二则神化孔子，赋予他新的角色^[9]。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专辟有《纬书的世界图式》一章，专门讨论了纬书中的宇宙发生论、时空图式等哲学范畴。先秦儒家首重伦理、理性，较少形而上的哲学层次的探讨。纬书则继承了《易传》和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观，认为象、数构筑起宇宙模型^[10]。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天”的概念被融入儒家思想，是儒学思想在汉代发展的结果。公元前3—2世纪，当时阴阳五行的宇宙学说，以其复杂而精密的优势，已经在人们的心灵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学者要想赢得政治上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只能将自己的学说神学化，将阴阳五行的宇宙学说纳入自己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其集大成者，前有董仲舒等人的推波助澜，后有郑玄等人的阐发诠释，使整个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出现神学化的特点。但这绝不是儒家思想的退化，而是其主动地扩展自己的领地，并且从关注人道，转变为顺乎天、应乎人的双重价值取向——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儒家思想从汉代一直到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核心精神，也是儒家学说能够取代其他理论体系，在汉代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它的神学化，为君主独裁提供了最好的精神武器和理论自信，将后者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归结于天——超乎人类世界之上的、代表最高和必然趋势的力量，这在当时的知识、信仰世界里，是最为严密，也最为大众崇信的逻辑。

尽管唐代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影响已大不如以前，但是依然在学术和思想上占据显著的位置。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代表官方立场的《五经正义》，就可以发现，唐代官方学者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依然不脱这种宇宙观的影响。孔颖达等人引用了大量谶纬之学的说法，来阐述儒家的典籍。《五经正义》因为屡引纬书，遭到清儒皮锡瑞等激烈批评^[11]。

如果孔颖达等儒家学者还不具备说服力，我们再看看当时其他的一类学者，比如吕才、李淳风等，他们以“技术”著称，被认为掌握着当时最高的关于天地自然的知识。不论从他们的著作，还是活动来看，其知识主体，也依然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儒学思想或者术数知识。至于像魏徵、李延寿这些史家，或者张说、陈子昂这些文人，其议论、叙述，也无不渗透祥瑞灾异之观念。《隋书·经籍志》将谶纬之书系于儒经之下，可见依然认为谶纬之学是儒家学说的一部分，至少可以补充六经之缺，那些将魏徵拔高为儒家典范的观点^[12]，很可能是脱离了当时的知识和思想语境，被后世或者当代学者想象和构建起来的。

大而论之，就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意识形态^[13]主要的演进，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直到唐代依然盛行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说；其二是从宋代开始的王道仁政说。虽然这一时期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知识仍然在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是随着理学或者道学的占据主流，士人的关注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这一点从欧阳修等人的观点可以窥见一斑。这不是笔者的领域，兹不赘述，期待来者；其三则是近代以来的新变化，理想的形态是以民元约法为基础的宪政说。这种从神—人—法为依归的政治合法性论述，跟当时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是相契合的^[14]。(www.chuimin.cn)

从神文到人文，从天命说到王者仁政说，这是唐宋之际思想变革的一大面相。从政治和思想意义上说，可能其重要性远远大于所谓文人价值从文到理的转变^[15]。《隋书·经籍志》将谶纬之书归为经类，论曰:

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16]

隋代文帝、炀帝禁谶纬之书，但《五经正义》屡引纬说，而所引纬书多有隋志未著录者，可知隋代虽在民间禁止谶纬，但是在朝廷经师并不禁称引。到了唐代，禁谶不禁纬，纬书仍被视为六经的重要补充^[17]。而且谶纬之书并非神文思想唯一的载体，中古时代大多数的知识体系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真正对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提出挑战的，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比如柳宗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柳宗元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对更高存在物的设想:流行的超自然观念、道教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儒家关于“天”的概念等。现代理性主义者所说的“迷信”全部都是当时柳宗元批判的对象。

柳宗元对儒家“天”的观念的批判，正是对儒家神学化的反动，可谓代表了古文运动及宋代新儒学运动的方向。古文运动强调回到原典，不单单是想跳过外来的佛教，回归中华的传统，还在于排除超自然、“迷信”的成分，回归人心和道德——学者们大多认为这种潮流具有某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色。柳宗元批判儒家关于“天”的概念，中心正是汉代以来形成的儒学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结合的情况。在这种儒学体系中，儒家的“道”和阴阳五行论所诠释的“天”是等同的。

在柳宗元看来，汉代儒学对阴阳宇宙观的接受和采用，是对儒家基本教义的严重侵犯。他有五篇文章专门批驳汉代儒学的这一“倒退”，对董仲舒、刘向、班彪等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是诳乱后代。陈弱水认为，从风格上说，柳宗元的批评让我们想到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五十人讲道书》等作品中对《圣经》及其基督教义的抨击——尽管伏尔泰的评论要复杂得多^[18]。其实，如果我们对比欧阳修、柳宗元等人的政治思想，就会发现，其与马基雅维利的意识形态非常相近，他们都强调政治应该从神回到人身上，政治是人的事情，上天(教会)不应干涉。

宋代新的儒学潮流兴起，将佛、道、谶纬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力乱神都排挤出正统学术体系，我之道为道，他道为邪道，是为道学。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谶纬才最终衰绝。反映到其他知识领域，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取消自汉朝以来诸史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而不载事应；《新唐书》虽有《五行志》，也仅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从政治思想方面说，宋代以后，五德终始学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在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了。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揭示神文主义与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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