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恽寿平的确是接受了非常充沛的儒家思想的熏陶,这首先是来自于其家学的影响。孝、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即为“仁”的基础,恽寿平的行为中亦体现出这一思想的影响作用。......
2023-11-28
不仅在生活的言行中,恽寿平积极努力地履行着一位儒士的风范,而且在他对于绘画艺术的态度上,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论语·述而篇》中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9]
孔子的这句话将艺术的作用和位置定在追求人生目标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末尾,即在一种“游泳”[20]、游戏的状态上,他认为人生首先要追求的是世间的“道”和“德”,实现的是人的“仁”和“义”,而艺术则是在这种求索过程中,充当了一种“进德”的辅助作用,以及精神调剂品,因此,孔子将“艺”归入“游”的范畴,它是儒家对于艺术价值边缘化认识的一种表现。古往今来的文人、学者们,深深接纳了这种儒家的观念,视绘画为小道,识各类艺术职业为“贱工”,他们虽然多数都喜爱绘事并也参与绘画创作,但是表面仍要标榜着“自娱”的名号,而很多专业画家也以“画师”的称呼为耻,则以其他社会身份进行百般掩盖,生怕被人看贱了自己。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便逐渐稳固地形成了一种“以画为业则贱,以画自娱则贵”的观念,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出文人对于儒家思想“游于艺”观念的接受。
我们知道,恽寿平是一位画家,但他首先是一名儒士,因此他同样吸收了这种儒家的思想观念。他本来壮心不已,胸中常抱“济时念”,一直企图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大事业,但是无奈却身处鼎革之际,无法实现效忠济世的理想,这种不得志的抑郁,便转化为一种生不逢时之感,再加之不得已从事的绘画工作,更使得他心中自惭、抱愧,因此在他的诗文中,便常常发牢骚似的,道出一位儒家学子才有的对于从事艺术的悔恨和遗憾,如“雕虫壮夫亦殊苦,对客何能赋鹦鹉”[21],“嗟予亦草莽……壮心事雕虫。徒抱济时念,谁能排云虹。鸣雷争瓦缶,待叩非洪钟”。对于一位心系天下的儒士,绘画小技使他感到羞耻和不甘心,这种心态直至其晚年仍未改变“壮士烈心,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壶之缺”。可见在他内心深处,他人生的最高追求乃是实现儒家倡导的济世、报国,而非绘画这门“雕虫小技”。
正是因为如此,恽寿平也在绘画时,有意追寻前人的观念,标榜“业余”为尚,他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仿效古人口吻,称自己的绘画是“戏笔”、“自娱”,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这种“戏笔”的效果。这种表面看似轻视绘画,但却对艺术极有益的放松的表现手法和笔墨意趣,反而玉成了恽寿平别具一格的绘画风格,松灵、活转、轻透、飘逸,这些恽寿平画作中的优点无不得益于他戏笔、自娱的结果。
从绘画的审美功能来说,儒家非常注重艺术对于社会的价值和功用,如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杂言》中,有一段话最具代表性: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便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利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智者所以乐水也。”;“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茏蓯蔂嶵,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22]
这段话说明了山水之所以成为“君子”观照的对象,是因为“君子”以山水比德。山水的某种自然形象和特征可以象征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比德”理论,是儒家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国文人和绘画影响深远。恽寿平在自己的绘画中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这种影响,亦表现出草木象征君子品质的“比德”的审美意识,他在画跋和诗中常有这样的诗句:
《梅》
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一年一小劫,春风醒其睡。(www.chuimin.cn)
《题红梅》
春风上花枝,红紫各自赋。勿言脂粉薄,适足表贞素。[23]
又《题画竹》
鳞甲遮藏翡翠竿,不惊风雨尚泥蟠。那知变化原俄顷,犹作寻常筿簜看。
在其一幅《仿夏泉风竹图》的画上(此图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他题诗云:
深根藏器时,寸寸抱奇节。遭时上风云,故可傲冰雪。
虽然,恽寿平并没有在自己的画论中刻意强调过儒家思想中关于艺术的社会功用性,但是对于“比德”理论的接受还是非常深刻的,在他的《一竹斋图》中,便充分地体现了这种以竹之精神比君子之德的象征意味,他在为《一竹斋图》的画中题诗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碧雨声中度此生,高风孤竹寄闲情,他时若奏咸池乐,截取瑶筩作凤鸣。[24]
画后的跋文中,著名隐士们的题诗题文中也多蕴含着儒家美学的“比德”之论,中国文人习惯于按照这种“比德”的审美观来欣赏自然物,也习惯于按照这种“比德”的审美观来塑造自然物的艺术形象,因此可以说,中国文人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审美基本上是以儒家哲学为其立足点的。
恽寿平对于儒家思想的援引的确验证在倪瓒的“据于儒”的这句话上,他的人生角色和社会身份首先是一位饱读诗书、意欲济世报国的儒士形象,他的言行中深刻地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教化和思想的影响,而在他的艺术创作和审美中,也同样吸纳了儒家的审美规范和标准。可以说,恽寿平是在儒家学思的基点上来看社会和艺术的,时局动荡、朝代易祚,遗民文人怀着节烈儒士的爱国之心隐遁于新朝,精神上自然产生了一种无法释怀的矛盾和压抑,为了端清心绪,陶冶精神,遗民文人们寻找到了老庄哲学和禅宗作为自己继续生存和释放心怀的渠道和精神寄托;而这种自宋代以来就逐渐与儒家合流的两股学思,又很好地促进了文人画家们对于绘画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在儒家审美标准的基础上又充分发扬了艺术的审美功能,使得个人情感得以更为自由的抒发,并又提升了艺术创思的高度;恽寿平便正是汲取了这样的文化传统,沿着前人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融合儒、道、禅三学的美学观点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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