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恽寿平的确是接受了非常充沛的儒家思想的熏陶,这首先是来自于其家学的影响。孝、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即为“仁”的基础,恽寿平的行为中亦体现出这一思想的影响作用。......
2023-11-28
7.1.1 儒家思想对恽寿平言行的影响
很显然,恽寿平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是非常贴合“据于儒”这句话的本质含义的,他以儒家思想为自己做人处事的根本依据和基本准则,而且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意识亦影响到他对于艺术的态度上。
事实证明,恽寿平的确是接受了非常充沛的儒家思想的熏陶,这首先是来自于其家学的影响。恽寿平的父亲恽日初,就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儒士,他早年曾与苏州杨廷枢共结文社,“文法秦汉,制艺亦力追王唐,不逐时好,尤喜读宋儒书”[3];同时,他又问业于同里学者张玮,并在张玮的引见下,拜在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的门下,成为他的弟子,专攻宋明理学。国破之后,恽寿平随父争战,斗争失败后,便隐居乡里,杜门授书以终。恽寿平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直至其去世,因此他所获得的最为直接、丰厚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首先便是来自于他的父亲恽日初。
伤心国破为俘日,赋就招魂泪未干[4](戊子之际,予与仲兄同婴建宁之难。)
这句诗说出了恽寿平一生中最悲痛的几件事,“国破”、“为俘”、“招魂”(兄长亡佚),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在恽寿平来说,有着不可承受的人生之痛,他对于这些悲剧的深切情感的根源,便来自于儒家思想对他人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儒家给中国志士仁人设计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那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治国”、“学而优则仕”,这成为每一个儒士所努力为之奋斗的人生崇高目标,因此儒士对于“国”这个定义也看得非常重;而这个“国”的概念则是儒家道义中认同的“国”,儒家又非常注重“忠”,认为有志之士应当效忠国家,以国家的建设和兴亡为己任,而国家的覆灭自然就会带给他们极为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会抗争,会反对;同时亡国之后的儒士们,国家被瓦解,可效忠的“国”的理想破灭了,人生失去了目标和意义,人生不再具有实际价值,这种现实便积蓄为一种人生沉重的悲哀,因此明末遗民们的精神生活都相当的苦闷,对于亡国都有深刻的切肤之痛;同时,儒家又非常崇尚“浩然之气”和重义的精神,因此遗民文人在亡国之后又能不乱其志、不屈于时,各自表现出高尚、节烈的情操和品质,“舍生取义”,为成全大“义”而又甘于牺牲一生“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埋没于世无怨无悔,这些便成为末世文人的一系列连贯的行为和必然经历,这些行为的背后无不印证出儒家思想的教导和指引的作用,而恽寿平便是这些遵从儒家精神的遗民文人中的一员。
从前面章节中可以知道,恽寿平早年随父抗清出生入死十多年,在战争中痛失两位兄长,又被敌军俘虏过,这些事例都充分验证了他作为一位受儒家教化的文人的忠君爱国的决心;后来抗清光复的希望终究还是在清政府的铁蹄和高压政权下成为泡影,于是他又归隐家乡以鬻画终其一生,贫病交加,却丝毫不移其忠义之志,在他的信札、诗文中便常常坚毅地道出其不愿为改变生活上的贫困而向当权者俯首献媚、高昂悲亢的爱国不屈词语,如他的朋友曾为他“以农没世”的想法而甚为惋惜,并劝其出来谋个出路,但他却决然回答道:
唯出处一事,大节所在,未可苟然。白珪之玷,何如其无玷也,玷而磨之则已玷矣。凡吾所为,勿念君子道可惜,更待将来觅铁铸错字也。[5]
又如其在致友人的信中如此说道:
今膝又发痈溃,此膝不屈矣!膝终不屈者,亦傲客生平之一快也。[6]
为饥所驱,嗟来既呷,黔敖厉色,然非必之于死而后快也。但饷高蝉以粪丸,喂饥鸾以膻肉,则亦仰首长鸣而不顾耳![7]
在其诗中曾高傲地写道:
耻作伶官态,徒嗔鼓吏狂。从来事高洁,岂忍更蹇裳。[8]
不仅自己如此,他又以伯夷叔齐的故事和精神来教育晚辈:
吾所以欲汝忍死同守一意,不欲汝出门向匈奴辈丐米粟者,正以汝祖在,勿敢有尺寸逾越耳。不然吾何癖爱此贱与贫,而欲以身殉之至九死,而犹不忍舍耶?而人不能自赡而饿死者有矣,饿而死尝有,不必饿死而竞饿死者不尝有,何则?饿死者身,不死者心,知汝未亮吾旨,故复言之。不然彼采蕨之二子者,则人将病之矣![9](www.chuimin.cn)
为了誓死捍卫儒家“忠义”的“一意”,恽寿平展现出其“穷且益坚”的可贵品质。而且,虽然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恽寿平依然坚守着“国土倾心只有君”的“一意”信念。这种“一意”的信念来自于儒家忠义思想的熏陶和教化,因此恽寿平一方面甘于贫困,坚守清志,一方面又极度自责道:“我亦江城失职人”,为他自己“为俘”一事,“白珪之玷”的缺憾而伤心自愧,他自恨道:“不为英雄死,谁能国土看”,他这种自责难平的心绪亦体现出他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心,而也只有作为一位儒士,这种责任心才会被放大到如此强烈的程度。
儒家不仅讲大节上的忠、义之道,更讲小节上的孝、悌之心,《论语·学而篇》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10]继而又说:“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11]忠孝兼备,这是儒家思想家国同构的理论体系的一种特点,孝,即善事、敬顺父母,而悌,则是善事兄弟,有手足之情。孝、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即为“仁”的基础,恽寿平的行为中亦体现出这一思想的影响作用。如前面已说,除去“亡国”和“为俘”所带来的人生悲痛之外,失去手足同胞的痛苦同样极端折磨着恽寿平,在他的诗文中,就经常出现一些悼念亡佚兄长,为其“招魂”的诗句:
春城战血冷悲笳,废壘伤心旧炮车。雪窑生还犹有母,玉门归来已无家。同骑塞马眠燕月,独向河源上汉槎。我有离魂招未得,劫灰天畔哭黄华。(予与仲兄相失于黄华山下)[12]
庸蜀经营事已阑,占星空向斗牛看。躡珠肯入平原馆,短发徒冲壮士冠。曾见梨关三度马,谁封函谷一泥丸。伤心国破为俘日,赋就招魂泪未干。[13]
顺治十二年(1655),恽寿平曾一路北上展开他的寻兄之旅,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终无所获,他伤心已极,在一首《客旅遣愁》的诗中,他写下了这样几句沉痛、悲恨交集的诗句:
恨去乾坤大,愁来海岳昏。巫咸今在否,筮与未归魂。[14]
心中暗暗感觉到兄长已经不在人世,因此诗中才屡见“招魂”一词,但又不甘心,踏遍天涯都想寻找到兄长的踪迹,这是一种多么矛盾、无奈且痛苦的心情。恽寿平对于兄长亡佚的事件久久不能释怀,以至于在此后为自己起了一个“正叔”的别号(“正”意为“剩”),来悼念在战场上阵亡和失散的两位兄长,并悔愧自己的侥幸独生,由此可见其内心中深厚的手足之情。
恽寿平对他的父亲恽日初非常孝顺,回乡度日艰难,恽寿平一肩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遍游各地卖画贴补家用,恪尽孝道,奉养老父数十年,“叔子终身随侍,视听严慎”[15];其父逊庵先生为复社遗老,世人声闻其学问气节,便慕名来拜访,宾客盈门,恽寿平亦不得不“张筵脂牵,宾饯成礼”以至于常常穷到“家无遗赀”的地步。然恽寿平对此般重负的生活却丝毫不倦怠,一如既往地勤奋作画,又陪伴照料老父奔走于浙江、绍兴各地,讲学并寻访复社老友;恽鹤生在《南田先生家传》中记曰:
翁至孝,事逊庵先意顺志,数十年无怠容。[16]
沈受宏的诗中亦歌颂了恽寿平的这份至纯的孝子之心:
旨甘且尽养,手自亲中厨。承欢二十年,奄忽终桑榆。[17]
康熙十七年(1678),恽日初去世,寿平为守孝而搁笔,悲痛欲绝,他悲呼:“无尽呼天泪,应教桂树枯。”对于恽寿平来说,失去至亲老父的痛苦之深之巨,足可以撼天动地,感召万物。[18]这种悲痛一直持续到康熙十九年,才不得不在友人的力邀下暂止而出外访友。一年多恽寿平废笔以悼亡父,因此这一段时间内,文献中便没有他作画传世的记载,可见其痛苦、心灰意冷的程度。可以说,儒家崇尚提倡的仁、义、忠、孝等人格品质,恽寿平几乎都做到了,他将自己的一生都付诸积极履行儒家思想的体验和实践当中。
正是拥有这样高洁的品质,恽寿平得到了很多当时同为遗子的儒士们的欣赏和青睐,他们交往密切,其中便包括唐宇肩,正是因为这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爱国遗民情感,恽寿平才为唐宇肩精心尽意地创作了传世杰作《一竹斋图》,这幅作品更是一种文化的特别现象和时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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