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绘画手法的相似性在元末画家赵原的《陆羽烹茶图》卷中,似乎仍可以找到。图14元朱德润《秀野轩图》卷,纸本,淡设色,28.3厘米×210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15元赵原《陆羽烹茶图》卷,纸本,淡设色,27厘米×78厘米,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023-11-28
2.6.3 画卷中的隔世隐居者
在《一竹斋图》卷之中,有一些题额、题跋的主人,他们是一群反清意识非常强烈的文人,在甲申、乙酉的国难之时,他们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现实社会进行着顽强的抗争,虽然他们因为种种缘故没有选择以身死来殉节,但是在人世间他们又以最为坚毅、悲苦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德操和气节;他们贫寒、寂寞地隐居山野、郊外,于尘世隔绝,世人罕能与其谋面,唯一能得到他们欣赏的便是具有同样节操的文人志士,从《一竹斋图》卷中可以看出,“一竹”精神便是召唤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时代主题。
1.顾苓
引首题额者顾苓(1628—1722),是清初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亦是一位典型的明朝遗老。《镫窗丛录》中曰:
国初遗老之有气节者,我吴甚多,尤以徐枋、杨无咎、郑敷教、顾苓、金俊明、徐树丕诸先生为冠。[56]
顾苓不仅善书博学,更兼爱国之志。关于顾苓,同治《苏州府志》中记曰:
字云美,少笃学,尤潜心篆隶,凡金石碑版及鼎彜刀尺款识,虫鱼蝌蚪之书,皆能诵之,晚而篆隶益精,临摹秦汉铜章玉印,见者以为不减吾衍文彭。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57]
屋外已是天崩地解,山河易色,而屋内之人,仍忠心不改本色难移,欷歔太息,面北而泣。顾苓便是这样一位常怀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的隐士,他淡出不仕,俗客来访,辄趋避竹林中,但却与当时的隐逸高尚之士来往频繁,更与唐若营交谊甚厚,唐宇肩请求其过毗陵作书题额,他欣然往之。虽然从恽寿平自题中可知,顾苓的题额早于恽寿平的《一竹斋图》,但后又被收藏者裱附在一起,成为画卷不可拆分的一部分,这更体现出了共同的“一竹”精神所具有的那种向心力,吸引着相同的高洁志士的思想凝聚以及主题画作的内质统一。
2.徐枋
《镫窗汇录》中提到的另一位吴中遗老徐枋(1622—1694),便是在《一竹斋图》卷后第八位的题诗之人。秦馀山人徐枋,更是一位耿直不屈的隐士鸿儒,他字昭法,号俟斋、涧叟、雪牀菴主人、秦馀山人。
汧长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举崇祯壬午乡试。南都失守,汧将殉国,枋日夜号泣从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乃奉父命拮据营葬,遁迹不出,初居邓尉山中,后隐灵岩之上沙土舍数椽,读书其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家贫常卖画自给,虽藜藿不继而莫能强以一钱之餽,平日往来同志数人外,虽至戚罕得见面。[58]
徐枋在20初岁时便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父亲徐汧“投震泽中”[59],为国难殉节,自己亦绝食七日求死,后在家人力劝之下,以及奉先父临终之遗命,不得不含恨存世,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难以承受的悲痛和打击。所以他终身不剃发,着白衣冠,幽居灵岩山达50余年而终老于此。而在此段岁月中,每当国难和父忌日时,必痛哭三天作画直至深夜方休;徐枋绝步尘世,杜门作书卖画糊口,却坚守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志,真可以说是一位极其节烈悲苦的明末隐士。
徐枋以飘逸的行书为“一竹斋”撰文,文中曰:
天下之物,虚心劲节,无与竹比,所以高世之士,往往寄托流连,诚其性情标格,自有与此君同者,非世人之所得知也。然如竹林之贤,竹溪之逸,或清言玩世,或自逃诗酒,风流蕴籍辉暎千古,又奚如唐君若营之卓立尘外,一竹名斋,其高风孤韵,尤与所谓虚心劲节之竹无有二焉者乎。昔瓯阳公自称六一居士,等其身于棋、酒、琴、书、画,……则若营之一竹,直自言其虚心劲节耳,岂复有所谓竹者哉,世之论者尚不得与彭泽五柳,杜陵四松,比类而目之也。[60]
徐枋的这篇跋文中引用了颇多的历史典故,首先文中提及了“竹林之贤”,此即是历史中传颂已久的魏晋时期的隐逸高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文中的“竹溪之逸”即指唐玄宗时期的竹溪六逸,《唐诗纪事》中记曰:(www.chuimin.cn)
李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来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61]
徂来山中有绿竹,他们在竹间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思骀荡,后来李白的一首《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62]之句,便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
文中提到的“六一居士”,即为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别号,在滁州时,他曾以“醉翁”自号,至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欧阳文忠公集·六一居士传》中曾记翁以“六一”为号的缘故,曰:
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63]
文中以“六一居士”作比,是为衬托和赞誉一竹斋主人与“六一”之义一样的高逸旷达的“一竹”之情。
在文中,徐枋将一竹斋主人与古时为人所传颂的竹林七贤、竹溪六逸置于相同地位,谓唐子若营之一竹风标的高风孤韵、虚心劲节之志毫不逊于古代先贤,且又能在其内质精神层面上,做到与竹之精神真正的契合;徐枋将唐宇肩的“一竹”精神放置到了一个古今不易的人性光辉的高度,他认为只有具备如此品格,才可称为真正的高士,才可如竹林七贤一般,被时代铭记,在历史中传颂。
3.宗元豫
宗元豫(17世纪—18世纪)是画卷后第六位的题跋者。《淮海英灵集》中曾记其生平:
字子发,其先兴化人,祖名世,住江都宜陵镇之东原,遂为江都人。元豫与观元鼎皆名世之孙,元豫父万化官潮州府判,卒于潮,元豫竭力扶櫬归,贫不能葬,乃蔬食,不除服十余年,及葬乃止。隐居著书,不事声誉,于古人出入瓯、曾之间。[64]
和恽寿平早期的身世遭遇颇为类似,少年时的宗元豫随父离乡外出,宦游粤东各地,奔波流离飘摇无定处,鼎革之后,“乃避地海滨,弃去诸生,独携书数箧兀坐穷乡中十余年,反覆庄诵,淹博黄通,腹则便便,家则落落矣”[65]。他家贫如洗而又不事生产,只得卖文为食而又不能谋朝夕,但他才华横溢,且神明胸襟迥乎常人,传他少年时便“纵观名胜,胸次浩浩,蕴奇欲吐”,中年之后蛰居广陵京口时,更性情狷介、孤迥,“不肯枉道干人与人交,惟以文章道义相期许,遇富贵人辄逃匿不肯见”[66]。他在对待学问方面却虔心已极,勤奋著书研读经史数十年,尤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方面的探究工作最为精深,其所著文章有《史论识小录》、诗文集等共若干卷,其中更编辑了《两汉文删》、《卧游银读史识》、《唐十二家诗删》、《明二十家诗删》、《唐宋明三朝十大家文删》等诸书,被后人高度赞誉道:“明亡以来,守志能文章士,广陵首推宗、陆,而宗行谊至高,然竟贫饿以老,嗟乎,文章岂真为造物所忌者耶?”可见,宗元豫的人品和学识在当时清代文坛是享有极高的声誉的。
宗元豫在《一竹斋图》中的题跋中写道:
唐若营先生一竹斋赞:太史公示渭滨千亩竹可比封君,此以多为贵者也。唐子斋中止存一箇,日吟啸其下,此以少为贵者也。噫孰能混多少忘贵贱,方为此君开生面,方许具千秋双眼。广陵宗元豫[67]
文中一开始便从“渭滨千亩竹”和“唐子斋中一竹”展开了关于“多”、“少”为贵的探讨,而后段作者明确说道“孰能混多少忘贵贱”,这种贵贱是德操的贵与贱,作者认为人的情操、德行非是以竹的“多”为衬托就贵,而以“少”就贱的,他说此语便意指不应以竹的多少而混淆、评判人道德品质的高与低,而世俗之人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因此他认为唐子若营为这一概念的析清树立了榜样,别开世人生面,并具有洞彻古今的学识和能力,宗元豫给予了唐子“一竹”名斋之举以高度的赞扬。
这些真正遁世的遗民文人,隔离于尘世之外,本来怀着满腔报国的热忱却只能在新朝中作偷生隐世的生存,心中怎能不充满着苦涩、凄楚的情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沉溺于其中,且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将这种极端压抑的情绪付诸长期艰苦的古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当中,他们著述丰厚且人品高洁,因此无论是从其德行或者学养方面,他们都获得了世人最深、最诚挚的崇仰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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