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氏父子对景德镇陶瓷业的生产影响

三、安氏父子与景德镇陶瓷业生产

关于安尚义在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的情况，清宫廷档案：《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有明确的记载：

常德寿陶务奏折

（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江西布政使奴才常德寿谨奏，写据实奏明事，窃奴才前恭请训旨蒙：

皇上面谕：着访查安尚义在景德镇烧磁有无招摇等因，钦此。钦尊。

奴才到任之后，遵即密委经历王联劳至景德镇地方细查。据该员回称：安尚义之子现在扬州行盐，自康熙五十九年起，差伊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所烧磁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历年以来所用材料以及工匠价值，俱预行给发，并无短少，亦无招摇生事等语。奴才犹恐所访未实，又调浮梁县知县吴邦基到省，细加面询，据称安姓家人，在镇烧磁，从前未知确实，自邦基到任，三年以来，并无招摇生事克扣窑户，亦无片纸到官，甚属安静等因。出具印结存案，为此据实缮摺奏以阅。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安尚义在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重视，且面谕江西布政使常德寿进行查明，可见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发现安氏父子在从事陶瓷业生产过程中存在违法的情况，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时间上反映出安尚义父子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是在康熙末年，以前有没有引起皇帝的注意，有没有从事违反朝廷制度的事情，我们无法确知。但在康熙末年王位争夺的过程中，明珠之子揆叙曾经在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与其他兄弟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支持胤禩（康熙第八个儿子），与胤禟（康熙第九个儿子）有来往，这二人和十四子胤禵为死党，和胤禛争夺皇位。雍正即位以后，在雍正三年和四年分别将他们革罪。曾经依靠揆叙的安家也难免受到牵连，因此被调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同样在雍正三年，安氏父子为了减轻自己的恐慌，主动申请修建天津城墙，这一历时六年的巨大工程几乎使得安家耗尽家财。等安岐去世以后，家道迅速的衰落下去。

“奏为请修天津城垣以保民居以固疆圉，事窃天津一城为东海之咽喉，神京之锁钥，见城垣四面雉堞倾圮，门楼颓坏，砖无全块，城壕填塞，修建之事实难姑缓。今据长芦商人金义本名安岐禀称修筑城池乃邦家要务，上有益于国，下由于于民。岐父安尚义闻此美举踊跃鼓舞，情愿竭力捐修襄成盛事等情。到据此该看得天津城垣南北三百三十余丈，东西五百二十余丈，墙高三丈。既据安尚义父子担承修筑可谓好义急公。惟是工程浩大，须经岁月，安岐现在行盐办课，其修浚难以兼顾，相应令伊父安尚义亲来估计办理，且安尚义甚老练自必尽心竭力再会同镇臣等委地方官弁尽力督修，经于年内择吉兴工，理合奏明伏祈皇上睿鉴俞施行。”

其次，安尚义父子作为大盐商，资金雄厚，每年陶瓷烧造的费用为九千两白银。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甚至远远超过了康熙时期御窑厂烧造的经费。“查十九年烧造磁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磁器共得一十五万二千余件，动用江省钱粮银一万三百余两。”^[75]可见康熙初年御窑厂每年烧造费用仅为两千两银，虽然我们承认官方在许多材料方面有强制性的作用，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御窑厂的开销。这个费用甚至可以和清朝后期在景德镇设立的御窑厂的烧造费用相当。“伏查得奴才自雍正六年出差江西烧造瓷器，至雍正十三年，每年烧造钱粮，皆系淮关监督年希尧自淮关陆续运解来厂。计烧造所费，岁不过八千余两，例于一年公竣，将窑工款项用银细数各清册，汇送年希尧处查收。”^[76]可见，从雍正六年到十三年，御窑厂的每年开支不过八千余两，而安尚义在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花费高达九千两，证明安氏生产的陶瓷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可以和御窑厂的相媲美。同时，安氏烧造的瓷器从扬州转运到北京，可以表明安氏烧造的瓷器，随着当时社会风气的奢华，走的是高档瓷器的路线。雍正五年，年希尧的奏折中提到，“睿鉴再者马士弘（疑为‘马日弘’之误）严行申饬，据马士弘口称原系愚昧无知，惟有惶惧叩头自行认罪。其景德镇烧造辞去俱不许书写明朝宣德、成化年款，臣去岁到淮以后，即遵将旨意行知江南总督、江西巡抚各衙门，钦遵奉行。”^[77]反映出安氏窑厂在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大多是高仿前代的瓷器，甚至能以假乱真，瓷器运到北京的销售情况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实，但可以确定的是，相当一部分瓷器作为礼品送出以实现自身经营盐业的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表明了在工匠的使用方面，随着工匠人身制度的放松，安氏窑厂需要的工匠都是景德镇从事陶瓷生产的名家，大量精美产品从景德镇流入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皇权的尊严和权威，雍正皇帝派人调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具体安氏在景德镇经营的窑厂解散的时间，我们不得确知，但雍正五年皇帝的朱批：“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必了，他们所办未完事务可责赵元接办，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赵元，以免重复。可明白知会伊等奉行。”^[78]可见至迟到雍正五年，安氏在景德镇设立进行陶瓷生产的窑厂已经承担了御窑生产的部分功能。后来随着督陶官赵元的到来，安尚义和他创办的窑厂就完全退出了陶瓷生产的舞台。

【注释】

[1]据《郡县释名》记载，浮梁县的来历为，“以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也。”因此而得名浮梁。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汉书·百官公卿表》。

[4]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5]《通典·职官典》。

[6]吴逢辰主编：《千年县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7]《新唐书·百官志》。

[8]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9]（道光）《浮梁县志》，卷一。“宋开宝八年，江南平复饶州邑，属饶州，为望县。元属饶州路，隶江浙行中书省，元贞元年，升浮梁为中州。明洪武二年，改为饶州府，浮梁复为县。”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三百二十九。

[11]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的“将作院”统辖三大府。即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所属的有玉局提举司、金银器盒提举司、玛瑙提举司、金丝子局；浮梁瓷局、画局、装订局、大小雕木局、漆纱冠冕局等；异样局总管府，所属的有异样纹绣提举司、异样织染提举司、纱罗提举司等；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所属的有备章总院、尚衣局、御衣局、织佛像提举局等。

[12]见诸史书明朝时期，由中官监督景德镇陶瓷烧造的史料：“元顺元年，委中官烧造。”《江西大志·陶书》“（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酉，命太监尹辅往饶州烧造磁器”《明英宗实录》。“（嘉靖）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蘸坛瓷器三万，后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明史·食货》卷八二）。“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派内官在彼地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造完者悉数起解，未完者皆停工”《明宪宗实录》。

[13]《浮梁县志》乾隆四十八年。转引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79页。

[14]蓝浦：《景德镇陶录》。

[15]《元史·百官志》。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6]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7]注：在瓷器上题字，瓷器破碎后如同瓦片。所有私人作坊自立此碑后禁业。即仰合镇窑户工匠知立碑事后，他们的子孙烧造瓷器，无论是大件还是小件，都必须以此碑为戒，永远执行。如果不遵照执行，一经查出，定严惩不贷。

[18]《严溪济阳江氏宗谱》。

[19]注：由于高岭地区瓷土为质量上乘瓷土，本地王重辉等人勾结地保何君荣等人阻拦婺源船户进入，被婺源船户陈士荣等人告发。根据情况，现在已经查明此事，以后如果有人再敢阻绝河道，把持市场，一定严加惩处，绝不姑息。

[20]注：严禁开挖瓷土，以保护土墓，也可杜绝事端。浮梁县城内多产瓷土，而总有人专营开挖它，更有许多无知的业主贪小利，租售瓷土，以至破坏良田，损伤坟脉，行为恶劣。附近有婺源当地人洪祖等人，图谋开挖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地的瓷土，结果酿成人命案。经过本县查明，严禁瓷土私自开挖。现规定以兴义、义、义合、丰田等都，所有山场田地，皆为龙脉所在，从未开挖，现在与公众协商立约，东自五花尖，本至大石坞，南自分水岭……北自黄茅岭……至李黄陂庙下为界……嗣后各均属遵公约所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都须按照契约管制，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即使有山地出卖，也不论附近有无田地，都必须在契约内加上买主不得挖土的字样，使立约人双方能够互相监督。倘若有无知业主听任他人开挖，则官府查办。

[21]根据景德镇旧规，市场经营向来借钱是九九钱九八底，粜米用九六斛。但近来有个别商贩变乱市规，陶庆窑和陶成窑向官府提出请求，希望能维持市面。现经本府查明，对于市场上的这种情况，必须严禁，仍然按照旧规章制度执行，如果违反，则要严加惩处。

[22]注：根据监生汪俊卿等人的请求，景德镇里市渡设立义渡在康熙年间，已经运行了许多年，属于里市渡义济庵管理，船夫按月发放公食。但最近，船夫麻痹大意，不服从管理，以至于造成了渡船丢失，过渡者没有船夫的情况。为了加强管理，特出本告示，禁止船夫向渡船人索要钱财，禁止将渡船私租他人，禁止男女在船上捶洗衣服，以免损坏船只。船夫必须按照规定开始渡船，不得私自推迟渡船时间，每晚必须把渡船停放在义济庵门口柳树下过夜。如果违反以上规定，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23]注：经张晴传等呈称，苏湖瓷商经常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但经常出现船户、船行损害瓷商利益的情况。经过各方调节，达成协议。为了加强监督，特出本告示，如果以后船户串通舞弊，造成瓷商的损失，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绝不姑息。

[24]注：经进士出身物授浮梁县正堂刘、顾宪大老爷同意而发此告示：古时旧规章，十年不得带徒。只是雇人挑送瓷器，不许装坯箝篾。直到次年才可请示解除禁令收带徒弟，徒弟三年期满后，出师后的徒弟又禁止收带新徒。现在遵照唐宋以来的古制，不可违反。今天承蒙钱宪准示，同治六年二月开禁带徒。至于三年徒弟学习圆满之后，可被点名封禁，不得随意违反行规。自有师傅传授技艺时开始，都是各自遵守旧规，这才是人仁君子之道啊！现把此示刻于石碑上，永存本镇。

[25]注：据江义录等人呈称，他们长期在景德镇从事零瓷贸易，是否茭草听任自便。但近期以来，有不法之徒沿河搜查，如果遇到客商没有茭草就勒索钱财。按照长期以来的规章制度，各处瓷店来景德镇贩卖瓷器，需要茭草，如果是客商零星购买，是否茭草听客自便，不得强制。特出本章程，以后借此讹索，如果被发现，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26]据陈文新等瓷商呈称，他们在黄家洲从事陶瓷买卖的时候，总是被人无理取闹，最后造成身上财物丢失，希望能彻查此事。本府应该从严查处，但念及造成以后商民不敢从事生产的局面。特出告示，希望各商户按照各旧章进行买卖，如果再次发现无理取闹的事情，一定严加惩处。

[27]注：经进士出身物授浮梁县正堂刘、顾宪大老爷同意而发此告示：古时旧规章，十年不得带徒。只是雇人挑送瓷器，不许装坯箝篾。直到次年才可请示解除禁令收带徒弟，徒弟三年期满后，出师后的徒弟又禁止收带新徒。现在遵照唐宋以来的古制，不可违反。今天承蒙钱宪准示，同治六年二月开禁带徒。至于三年徒弟学习圆满之后，可被点名封禁，不得随意违反行规。自有师傅传授技艺时开始，都是各自遵守旧规，这才是人仁君子之道啊！现把此示刻于石碑上，永存本镇。

[28]注：以旧规章制度为依据，了解到监生曹会胜等人开窑收彩工徒均选择诚实的人，徒弟随到随学，可他人引荐，并没有时间规定。包括前任知县也有案在查，从来就没有变更过。近来有刁民吴道谟等人擅自改动规定，敲诈徒弟钱财，凡炉窑收徒弟，不许推荐，甚至纠众生事。现已被府衙查明。因此，除给予批示外，联合各窑行出示公告，予以严禁。之后，凡是炉窑收徒，必须按照旧规章制度执行，否则本俯将予以拘禁，照例究办，决不姑宽。

[29]注：根据鄂帮同庆社磁商黄春生等人的禀报：他们在景德镇贩运瓷器已经有很多年了，在茭亓一行里所有茭草扎衊凳的价格都有规定，大家都没有异议。而到今年夏季突然发生变化。茭草工头只知道利己，想擅自超越旧规定加价。呈请商会，商议订购草篾皮数，每条凳加收钱款三百文。并联合同行发布告示，把此加价示众。茭草人等看到此告示后认为：他们的工钱，也必须按照这次商会商议的章程同样办理，即增加工钱。不能违反，如有违反或告官或直接拘案严惩。本县令执法如山，决不姑息。特此公示。

[30]注：各种琢器，都按照旧章行事。每卷草衣须加上四个草结，再做申草一仔。每逢是不需要卷草衣的大碗的，需要八个草结；每卷草衣，其中有六个草结，以结为衡量单位。每个草结必须有二十四根草，不能少于此数。如果其中折断了三根草，而且是出于无心的话，客户也不必过分追究。但如果草的根数少的太多，则被怀疑是有意偷减，查出后必须拆包重卷，补足草数。如果各包三件瓶再搭上一个宝珠坛的，每个需扎篾十二皮，申草二仔半。再续合同的可减少三皮。如果需要卷草衣，内部须加上扎篾六皮，申茭草三仔半。各式仿古瓷坛的草篾申草的规格，均按照三百件的瓷瓶标准办。其他各式琢件需要茭草的，用申草二仔。以上所列为茭草章程，需要双方当面协商。草结照旧不得偷减外，扎篾悉开明皮数，此后作为永远的规定，不能偷减草数和超越规定。各式琢器的茭草要求由买者决定。

[31]注：据湖北职员曹辅国等人呈称，他们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与茭草、把庄、看色向来有章程，但时间长久，出现了很多争执。为此重新制定了章程，要求各行遵守，如果有违反的，一定严加管理。茭草工人按照规定的章程，不得为难客商。散子店也有具体的章程，客人是否需要挑瓷器，要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二十四日每担加脚力钱一半，二十四日到除夕，每担零加草鞋钱两文，不能任意刁难客商。

[32]（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转引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290～29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

[33]“神话”或者“神化”就是指人为的虚构或者把过去的事情进行夸大，形成一种神秘的力量，其目的主要是形成一种精神来的领导或者是实现精神上的安慰。对于这一问题，世界各地都有杰出的代表。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把孔子、朱熹神化为完人就是典型的个案。

[34]《元典章·工部·杂造》。(www.chuimin.cn)

[35]《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九。

[36]“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白、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喻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作。”《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

[37]《江西省大志·陶书》，第七卷。

[38]《浮梁县志》，卷四《陶政》。

[39]《浮梁县志》，卷四《陶政》。

[40]（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国朝御窑厂恭记》卷二。

[41]《浮梁县志·陶政》，卷一。

[42]《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江西通志·卷二十六》。

[43]（康熙）《浮梁县志》，卷一。

[44]《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四十。

[45]《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46]《江西通志》，卷二十七。

[47]《浮梁县志·陶政》，卷一。

[48]《浮梁县志》，卷四。

[49]陈海澄编著的《景德镇瓷录》，中国陶瓷增刊，第16页。

[50]陈雨前、郑乃章、李兴华：《景德镇陶瓷文化概论》，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51]（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景德镇历代窑考》卷五。

[52]陈海澄编著的《景德镇瓷录》，第一章，第一页。一个子是制作坯胎之土，高岭土为掺合一个子其骨子作用之土，釉果为敷于坯胎表面，起光滑作用的瓷土。景德镇制瓷业有个比方，一个子是肌肉，高岭土为骨骼，釉果是皮肤，三者缺一不可。

[53]陈海澄编著的《景德镇瓷录》，中国陶瓷增刊，第10页。

[54]郑廷桂的《陶阳竹枝词》、凌汝绵的《昌江杂咏》和龚轼的《陶歌》。

[55]《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1辑，第6页。

[56]根据《景德镇文史资料》记载，景德镇瓷商中曾经流传按照财产多少来排名称号，其中前三名的被称为“三尊大佛”，包括余英泾、余妄青、何志凌；“四大金刚”包括冯承就、余略盛、吴锡章、王德保；后面的被称为“十八罗汉”。其中都昌人占一半以上。

[57]景德镇地名办公室编印：《景德镇地名丛书》，1988年12月版，第14页。

[58]http：／／qiye．jdzol．com／html／dimingban／wenyuan／103414258_－2．html

[59]（清）蓝浦：《景德镇陶录·陶务方略》，卷四。

[60]周銮书：《景德镇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1]景德镇地名办公室编印：《景德镇地名丛书》，1988年12月版，第39页。

[62]余静寰：《戴家弄今昔》，《珠山艺苑》1963年12月。

[6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64]《汉书·地理志》。

[65]《史记·货殖列传》。

[66]“绅商”一词，随着关于市民社会和公众领域研究的逐渐加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主要代表研究人物有马敏，他认为“绅商阶层的形成，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其他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特殊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多层次性。”他认为绅商是指具有双重身份的商人群体。（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谢放认为“绅商”是分开的，该词出现多为官方批文或者是他称，自称为绅商的很少。虽然存在这一亦商亦绅的群体，但没有这一具体的称呼（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费孝通认为，绅士是指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面，一个阶级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有时也叫作士大夫，“学者—官员”。还包括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11页）。张仲礼认为，绅士包括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上层绅士包括官吏、进士、举人、贡生，下层绅士包括生员、监生、例贡生。他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就自然是绅士集团成员（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余英时认为，自十五、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士商的互动与儒学的转向，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现象，形成了商人“士大夫化”和士大夫商人化的情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2页）。

[67]《史记·平准书》。

[68]《汉书·高帝纪下》。

[69]传奉官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这违反了当时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明史》：“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

[70]顾起元：《客座赘语·正嘉以前醇厚》，卷一。

[7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2页。

[72]昭梿：《啸亭续录》，卷三。

[73]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74]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转引《清宫瓷器画样的兴衰》，（故宫博物院编：《官样御瓷》，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76]转引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102页。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转引《清宫瓷器画样的兴衰》，（故宫博物院编：《官样御瓷》，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7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转引《清宫瓷器画样的兴衰》，（故宫博物院编：《官样御瓷》，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