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管理体制的特点和表现：景德镇民窑案例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官方对景德镇陶瓷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尊重景德镇陶瓷业的各种行业习俗，并实现官方管理的认同化。在对待这些陶瓷业生产的传统而言，景德镇的官方在利益冲突中认可了这种瓷业人员形成的生产习惯，并加以官方正式化，使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三、官方管理体制的特点和表现

在长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中，官方对景德镇的管理也是景德镇陶瓷制度形成和完善的主要特征，对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官方对景德镇陶瓷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尊重景德镇陶瓷业的各种行业习俗，并实现官方管理的认同化。在千年陶瓷业生产过程中，景德镇陶瓷业形成了严密的陶瓷生产和销售制度，有八行三十六业之分。在对待这些陶瓷业生产的传统而言，景德镇的官方在利益冲突中认可了这种瓷业人员形成的生产习惯，并加以官方正式化，使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炉窑带徒文告、勒石永禁、茭草工价碑等，在民间请求的情况下，官方通过文件和告示的形式进行宣布，对民窑业的生产的限定就由自觉和自发阶段上升为强制阶段，并慢慢过渡到制度文化阶段。在景德镇民窑陶瓷制度文化形成过程中，官方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官方管理制度合理性的一面。为了维护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品牌和优势，避免个别次品影响到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声誉，通过官方的形式制定了次色专卖制度，就是在景德镇的黄家洲专门经营次色瓷器产品，把优质瓷器和次品分开，便于客商和购买者区分。优品高价，次品低价，公平合理，秩序井然，这应该说是市场高度发达、公正有序的一种表现，也是景德镇陶瓷整体销售策略、质量和品牌意识的萌芽。也表现了官方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维护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声誉，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景德镇千年陶瓷生产辉煌的原因。

再次，官方肯定民窑陶瓷生产的信仰，并把这种信仰上升到官方的层次。由于陶瓷生产，尤其是烧造过程中的不可测性，因此产生了各种行业神。这些行业神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保护神，对景德镇瓷业工人在陶瓷业生产过程中有很强的心理慰藉作用。为了促进景德镇陶瓷业生产，凝聚瓷业工人的向心力，官方长期对陶瓷业信仰的行业神加以支持和鼓励，著名代表就是清朝时期著名督陶官唐英对火神童公的推崇，这在唐英的《陶人心语》中有明确的记载：

神，姓童名宾，字定新，饶之浮梁县人。性刚直，幼业儒，父母早丧，遂就艺。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万历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神毅然执役。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棰，或受饥羸。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完器。自是器无弗成者。家人收其余骸，葬凤凰山，相感其诚，立祠祀之，盖距今百数十年矣。(www.chuimin.cn)

雍正戊申，余衔埏命督理埴来厂，涓吉，谒神祠。顾瞻之下，求所为丽牲之碑，阙焉无辞。问神姓氏、封号、率无能知者；而《浮梁志》亦不复载。最后，神裔孙诸生兆龙等，抱家牒来谒。牒称神曰‘风火仙’，详死事一节，并载康熙庚申年藏、徐两部郎董制陶器，每见神指画呵护于窑火中，故饶守许拓祠地加修葺焉。牒首有沈太师三曾序曰“先朝嘉号而敕封之”，不知所封何号也，岂所谓风火仙耶？夫五行各有专司，陶司于火，而加以风，于义何取？且朝廷之封号，如金冶神、木、土、谷以及岳、渎、山、川，皆曰神，未闻仙谒！岂相私称云尔耶？敕封之语殆不确耶，是皆莫可考也。当神之时，徭役繁兴，刑罚滋炽，孰不踉瑟缩于前，而涕泣狼狈于后？神闻役而去，趋而尽其力，于工则已耳！物之成否，不关一人；器之美恶，非有专责。乃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在不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然则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矣。神娶于刘，生一子曰儒。神赴火后，刘苦节教子，寿八十有五。儒奉母以孝闻。^[32]

从唐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对风火神的崇拜始于明朝，潘相在巨大压力下，为了显示对童宾的付出和虔诚的尊重，建立祠堂来纪念他。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记载童宾的历史史料是否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童宾在完成瓷器烧造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到了清朝时期，工部郎中臧应选和徐廷弼两任督陶官都对童宾再次神圣化，并对童宾祠堂加以修葺。但即使这样，当唐英来到景德镇的时候，许多人已经不知道童宾。于是，唐英再次对童宾进一步褒扬，慢慢把童宾推向了神坛。

官方的介入，对民间的行业神灵崇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官方拥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资源和号召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把各种问题制度化和神圣化。历任督陶官对风火神童宾的宣传，使得童宾逐渐成为瓷业工人崇拜的行业神。童宾经过短短几百年时间实现了自身华丽的转身，由一个普通的瓷业从业人员——报火，上升为一个行业的保护神，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官方。一方面是由于在古代瓷业生产过程中，天力大于人力，陶瓷业生产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官方而言，瓷器烧造大量的不成功一方面会影响到税收，另一方面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因此亟须行业神来维持生产的力量和信仰。此外，官方对行业神的推崇，也是希望瓷业工人在陶瓷生产过程中能尽人力、听天命，起到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凝聚人心的作用。^[33]

此外，官方对景德镇陶瓷业生产的管理还包括对民窑业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随着皇权的加强而逐步严密起来。元朝政府规定瓷器上面不能描金，“至元八年四月二十日，御史台承奉尚书省扎付钦奉圣旨：‘节该今后诸人，但系磁器上并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遍行榜文，禁断者。’”^[34]到了明朝时期，这种限制更加严格。明洪武年间，规定了各级官员用器的等级和种类，各级要严守等级，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磁碇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文及僭用金银爵……公侯伯至二等酒注、酒盏用金、银，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盏许用金，余用银，六品以下酒器许用银，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用磁、漆。”^[35]到了明英宗时期，曾经两次禁止民间私自仿造官样瓷器，违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且限制规模和处罚程度越来越严厉。^[36]明清两代，所有御窑厂的产品都不能流入民间，包括生产的原材料也是如此，那些烧造不合格的瓷器要么打碎，要么和合格产品一起送到京城，供皇帝支配。这种局面，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出现才慢慢转变。

制度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来说，既是一种既定的力量，又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它提供人们活动的规则、标准和模式，将人的活动导入合理预期的轨道，给人们提供了从事活动和生活的空间。它界定了人的活动范围，告诉人们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也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总之，它规定人们之间的关系如社会地位、角色、权利、义务等，限定、规范乃至塑造制度下的人的活动、社会关系和个性，构成他们的生活的真实内容，形成他们现实生活的模式和价值世界。正是制度，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有序又稳定。官方对景德镇陶瓷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对陶瓷生产主要是宏观管理，不具体介入生产过程，只在于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以利于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革新和发展。但不可避免的是，官方的各种约束对民窑业创新力也是一种限制。

官方管理体制的特点和表现：景德镇民窑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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