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姓氏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很多情况下,其他姓氏由于血缘关系的阻隔,很难从事这一行业。随着景德镇民窑业的迅速发展,周围民众纷纷来到景德镇“逐利”,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仍然是血缘为纽带的家族。......
2023-11-28
二、业缘关系下的景德镇民窑业生产
景德镇民窑业生产在长期的生产合作分工过程中,形成了严格的分工,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行业组织,按照具体在陶瓷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可以分为工人行会和手工业主行会;按照在陶瓷生产过程中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手工业主行会、瓷商行会、瓷业工人行会等。
(一)手工业主行会组织
景德镇制瓷业分工很细,有“八业三十六行”之说,各行业之间都有自己不同的行业分工组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烧窑业。就是从事陶瓷业烧造的行业,包括“窑厂”、“满窑”、“挛窑”三行,这三行组成窑帮,势力在景德镇最大。但挛窑属于余姓垄断,满窑人数也形成较少,因此在控制方面,窑厂组成的行会组织对景德镇的陶瓷业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窑厂的组织俗称“三窑九会”,包括陶成窑(专门烧槎窑的组织)、允成窑(造古器业)、裕成窑(造灰可器);九会分为四大器的同庆社,四小器的义庆社,二白釉的永庆社,脱胎器的玉庆社,八九寸的福庆社,七五寸的吉庆社,三搭头的集庆社,饭贝、酒令盅的合庆社,博古器的聚庆社。三窑九会这一烧窑业的组织大致形成于明朝时期,当时圆器制造业以槎窑为主,因此槎窑的陶成窑在三窑九会中间起领导作用。但清朝末年,随着柴窑的崛起,槎窑慢慢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又成立了专门属于柴窑业的行业组织陶庆窑,因此后来有景德镇历史上的“四窑九会”之说,但陶庆窑一直没有列入三窑九会之中,处于独树一帜的地位,其后期在烧窑业中处于领导地位。
陶成窑的集会地点是武举弄,陶庆窑的集会地点是风火仙庙隔壁,裕成窑集会地点在华陀庙,后来迁到朱里弄下弄。九会集会地点在绣球上弄,后迁到石鼓里。三窑九会负责人包括值年、副值年、头首若干人,任职一年,不能连选连任。下届值年和副值年及头首由上届值年、副值年商量指定,事前也不给会员通报,就是在每年举行的换届宴会上,将下届的正式人选以红纸的形式张贴出来。维持三窑九会运作没有固定的经费预算,消费多少以最终的消费数额为标准,会费由会员分摊承担,新会员入会要缴纳一定的会费。会员开会的时候,由正副值年主持,布置每年的人员,行会决定的重大问题,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三窑九会的行会宗旨是维护会员的利益,平衡各会员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镇压“打派头”。勾结官府进行贿赂,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通过官府的压力促使工人复工。或者收买工头,软化群众斗志,带头复工,或者用小恩小惠唆使不明真相的工人复工,造成工人内部的内讧,调唆工人之间的关系,强迫复工。清光绪二年圆器业举行了改善生活的大罢工,但窑业行会勾结官府,杀死了工人代表熊知四。
第二,调节劳资关系,由劳资双方进行协商,来缓和双方的矛盾,促进生产。但其根本的目的是打算通过较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大的利益。
第三,“跺草鞋”。本来这是属于工人行帮内部的事务,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窑业行会勾结个别“街师傅”对个别“打派头”的工人开除其工作权利,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
第四,“挂扁担”。对外来瓷商、帮会后者是某号,在产品质量或者是价格方面出现争执的时候,实现集体或者是个别制裁,不准同对方进行交易,这叫“挂扁担”。直到对方答应其所有条件,才进行交易,叫做“开扁担”。
第五,实行窑禁。包括临时性窑禁和春窑禁两种形式。当大量原料和窑柴涌到景德镇的时候,为了压低原料价格,集体实行窑禁,使得原料供应商不得不以低价把产品卖出去,但这种情况到了清末以后有了改变。春禁就是规定元宵节以后,农历三月以前不能开窑,以便压低价格,囤积窑柴。
第六,替官府派捐筹款。对拖欠捐款者,派武装进行催讨,有时候甚至押缴。但头面大户,可以免缴或者少缴。
第七,解决会员内部的纠纷,调节会员之间的关系,在维护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利益的共同化。
此外,陶成窑和陶庆窑下面还分别成立了保护柴窑的保槎公所和保柴公所,来保护窑柴。[39]
此外,手工业行帮中匣砖业、包装运输业、瓷器工具制造业、瓷器下脚修补业和服务业,他们均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来保证自身的利益。清末民初(1909年),出现了景德镇商务总会来协调各方的关系,民国15年(1926年)在国共合作基础上进行了各项改革,改组了当时的三窑九会,成立了同业公会,但由于行会的思想在景德镇民窑业中根深蒂固,很难撼动,因此新成立的行业工会也很难改变传统行会对景德镇民窑生产的影响。
(二)工人行会组织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瓷业工人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按照不同的行业分工形成了自己的行业组织。著名的有烧窑工人的“风火仙”组织和装小器工人的“五府十八帮”,他们制定自身的授徒和行业规矩,维护工人的权益,在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联合起来对抗窑户和手工业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工人行业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府十八帮”。(www.chuimin.cn)
“五府十八帮”的办公地点是佑陶灵祠—风火庙对面的戏台上。“五府”是指地理位置和景德镇比较近、交通相对方便的南昌府、南康府、饶州府、抚州府、九江府。凡是这五府籍贯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行业和授徒,否则不能参加。“十八帮”是指这个行业中的十八个小组,每个组设头首数人管理帮中的所有事务。每年四月初一到十八日,这十八个帮的工人,一天一个帮到都昌会馆去聚会吃酒,唱戏酬神,因此被称为十八帮。
工人行帮日常的两个重要任务是开禁授徒和写车薄。开禁授徒包括“开红禁”和“开黑禁”两种形式。开红禁是指每隔20年开禁授徒,这一年,学徒之人,挑着涂有红颜色的篮子过街,一路上燃放烟花爆竹,吹号奏乐,大张旗鼓,大造声势,表明这一行业开禁授徒了。因为是一种名正言顺、堂堂皇皇的形式,所以被称为“开红禁”。与此相对比的是“开黑禁”,就是由于这一行业的人员相对缺少,每隔三五年或者七八年的时间开一回禁,同样要挑篮过街,只是篮上不涂红,从上街走到下街,从河街走到后街,如果挑篮人平安无事,表示工人同意,可以开禁。如果开黑禁的人中途受到干扰,表示开禁不能通过。由于开黑禁不符合工人的利益,因为如果工人人数多的话,可能在生产淡季的时候会遭到解雇,所以工人担心失业,不愿意开禁,因此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
写车薄就是工人行会对窑户的约束。其手续为:窑户老板起牌号开始生产之前,向这个行业总组织(五府街师傅)进行登记,街师傅用一种红格账本记载窑户牌号,经营品种和几只利坯等项目,然后盖上“五府十八帮”的长条木印,并缴纳四到五元的费用。写车薄时候,窑户老板雇佣的装坯工属于哪一帮的或者哪一坯头,今后雇用的装坯工,永远属于这个帮,不能自由过帮雇用。相反,这个帮装坯工的受雇权可以转让给其他别的帮,叫做卖帮。就是说工人可以卖窑户,但窑户不能选择工人。如果窑户的名字改了,可以自由选择帮派,但需要重新登记写车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权益,保证了工人的利益。[40]
(三)商人行帮组织
随着景德镇陶瓷业的迅速崛起,大量的瓷商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业贸易,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按照地域的形式组建行帮。明末清初,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商联合成立瓷商八帮公所[41]。清朝时期,随着湖北帮的崛起,其内部又分化出七个帮,然后按照地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民国初年,由于瓷商的增多,八帮公所改为“全国旅景瓷商联合会”,民国二十四年以后,有30个以上行帮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见表3-3。
表3-3 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的商人行帮
(续表3-3)
(注:根据江西省统计处的调查统计整理民国三十六年)
景德镇形成的商人行业组织的办公地点在苏湖会馆,其主要作用是缴纳瓷税和约束来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的商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引起纠纷。
缴纳瓷税通常由政府制定,按照各帮进行,清朝道光以前,瓷税的缴纳按照采购的数量和品种计算,但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设立了厘金局,订立了瓷税缴纳按照茭草以后的数量标准缴纳,每单支收一百二十文,双支收二百文,每包、篓也收两百文。每年年关的时候还有恩关,就是免税放行。民国成立以后,改为统税局。因为每包大小不一,遇到这种情况各地商帮通过瓷帮公所向政府提出抗议,政府迫于压力就以打折的形式向瓷商免税,办法是合计缴纳税款,然后以九折缴纳,后来随着湖北帮的崛起,他们可以八折缴纳,甚至湖北个别帮派出现过对折缴纳的情况。
瓷商联合会的另外一个功能是约束外地商人按照景德镇瓷业贸易规矩去从事贸易经营,遵照景德镇的习俗,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冲突,影响到本地或者是整体的瓷业贸易。景德镇曾经出现过由于外地瓷商过于炫耀和张扬,与景德镇本土人发生冲突的情况。历史上,苏湖帮为了扩大自己会馆的建筑面积,和黄家洲的民众发生械斗,结果被刑部判了重刑,从此其势力在景德镇大大削弱,慢慢退出了景德镇陶瓷贸易市场,湖北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因此各帮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的时候,均按照联合会和各帮的安排,遵守景德镇的习俗,避免发生冲突。湖北会馆在同治年间重修时,特将条规禀呈浮梁县衙后刻勒于石,明确规定了不得和本土人发生冲突,“同乡人等在镇,务宜各守本分,不许纵情滋事,外人亦不得借端欺异,如有等情,必先声明会首,酌其是否理处。若部先为投鸣,与会馆无涉。”[42]
瓷商联合会还有一个功能是保证瓷器的运输和安全。日本侵华期间,大部分瓷器外出的途径都被日本人封锁,景德镇运出的瓷器大部分运送到上海和安徽芜湖。因为要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人力和运输工具特别缺乏,瓷商公会在临浦和乍浦设立临时办事处,协助瓷商解决瓷器运输问题。
总之,景德镇成立的瓷商公所和后来的瓷商公会在促进景德镇陶瓷贸易,保护瓷商的利益方面作出了自身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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