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辐射对景德镇民窑业的影响

三、地缘辐射下的景德镇民窑业

由于景德镇独特的城市模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有大量的民众来到景德镇寻找生存的机会，这些人的到来，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到了明朝时期，由于景德镇在制瓷业中独特的地位，陶瓷业的生产慢慢向城市集中，瓷业工人也逐步增加，景德镇陶瓷业生产按照地缘的关系形成了各种商帮，影响比较大的是景德镇周围的府县来景德镇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1．“五府”与景德镇陶瓷业生产制度

“五府”是指地理位置和景德镇比较近、交通相对方便的南昌府、南康府、饶州府、抚州府、九江府。南昌府，“五代南唐交泰二年（公元959年）升洪州置，建为南都。治所在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市）。宋初改洪州，后升隆兴府。元改为龙兴路。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朱元璋改为洪都府，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复改为南昌府，治所在南昌、新建二县（今南昌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西南昌、新建、丰城、进贤、奉新、靖安、武宁、修水等市县。明、清皆为江西省治。”^[22]九江府，“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升江州路置。治德化县（今九江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西九江、瑞昌、德安、湖口、彭泽等市、县地。”^[23]南康府，“明代设置的行政区。清代沿置。属江西省。《明史·地理志四》：‘南康府：元南康路，属江西行省。太祖辛丑年（公元1361年）八月为西宁府。壬寅年（公元1362年）四月改曰南康府。领县包括星子、都昌、建昌、安义。’”^[24]饶州府，明代设置的行政区。清代沿置。明属江西布政司，清属江西省。《明史·地理志四》：“饶州府：元，饶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辛丑年（公元1361年）八月为鄱阳府，隶江南行省。领县包括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西南距布政司240里。”^[25]抚州府，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朱元璋改抚州路为临川府，不久又改为抚州府。治所在临川县（今江西临川市）。明初辖境相当于今江西临川市及东乡、金溪、资溪、崇仁、乐安、宜黄等县地。^[26]

由于地理上面的原因和内在经济力量的促进，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景德镇。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景德镇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十多万人。“主客无虑十万余”^[27]外来人口对景德镇陶瓷业的革新和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革新的力量。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为了在长期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保护自身的利益，在传统中国观念的影响下，开始形成了独特的利益集团；并以地域为概念，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帮会，建立了帮会组织并组建会馆。

1．饶州府与景德镇陶瓷业生产

景德镇隶属于浮梁县，归饶州府管辖，在行政关系上属于饶州府。由于各方面独特的原因，景德镇传统陶瓷业的生产原来大部分由饶州本府从事陶瓷业生产。在原料的采购方面，最初完全由浮梁县附近的高岭和瑶里控制，后来余干、乐平先后加入瓷土的生产。制瓷业方面也基本上是由本地人经营，尤其是在元朝以前景德镇制瓷业还没有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但到了明朝时期，这种情况慢慢改变，外来人口逐步取代饶州府本地人进行陶瓷生产，本地陶瓷业生产慢慢衰落下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明朝时期实行的匠户制度，手工业从业人员按照匠户的身份被固定下来。饶州府原来的居民就要为官府服厂役，大量优秀的瓷业工人被政府征召为官窑陶瓷业生产服务，就没有时间和机会继续从事民窑业的生产，民窑业生产缺乏人才，为外来人口进入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提供了机会。据《江西省大志》记载万历六年饶州七县服劳役人数：

“鄱阳县上工砂土夫共一百六十一名，工食银共一千一百五十九两二钱。余干县上工砂土夫共九十四名，工食银共六百七十六两八钱，已经该县申允，取回砂土夫迄。乐平县上工砂土夫共一百一十名，工食银共七百九十二两。浮梁县上工砂土夫共六十八名，工食银四百八十九两六钱。万年县上工砂土夫共三十七名，工食银共二百六十六两四钱。安仁上工砂土夫共四十名，工食银共二百八十八两。德兴县上工砂土夫共四十七名，工食银共三百三十八两四钱。”^[28]

此外，招募大量优秀的工匠从事官窑的生产。“各作匠数：风火窑（头四名，匠三十九名）；色窑（头二名，匠十名）；大碗作（头四名，匠二十二名）；碟作（头三名，匠十六名）；盘作（头三名，匠二十名）；印作（头二名，匠十六名）；锤作（头三名，匠一名）；锥龙作（头四名，匠十一名）；画作（头四名，匠十九名）；写字作（头五名）；色作（头三名，匠十三名）；匣作（头三名，匠二十四名）；泥水作（头二名，匠十八名）；大木作（头四名，匠三十五名）；小木作（头二名，匠十九名）；船木作（头二名，匠十三名）；铁作（头三名，匠三十名）；竹作（头一名，匠九名）；漆作（头一名，匠三名）；索作（头一名，匠八名）；桶作（头一名，匠八名）；染作（头一名）”。^[29]

另外，大量的相关行业，也需要饶州府出力，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所有的工匠都是饶州府的，但至少大部分技术成熟的工匠都来自饶州府。官窑生产需要大量的工匠，使得饶州府各县从事陶瓷业生产的人员被迫或者自愿去进行官窑生产，慢慢失去了在民窑业生产中原有的位置。

其次，长期的行业竞争。陶瓷业的生产原来是浮梁本地人的产业，明朝时期，由于放松了对工匠身份的控制，许多附近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来从事陶瓷业生产的体力劳动，等到农忙的时候，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更有甚者，一些破产的农民彻底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生产，对本地人的陶瓷业生产就带来了冲击。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改变明朝的税收制度，实行“摊丁入亩”，这就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不用向国家缴纳税收，这就为外地的农民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农民从事陶瓷业的生产。外来人员为了在陶瓷业竞争过程中生存下来，必须加强团结，对于从家乡来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的人给予一定帮助，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联盟，最大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利益进而对本地陶瓷业生产者带来了冲击。

2．都昌帮的形成和景德镇的陶瓷生产

都昌属于九江府，但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距离景德镇仅有百里之遥，水路和陆路交通都特别方便。对于农业不是很发达，而距离景德镇比较近的都昌人来说，景德镇就是绝佳的生存地。大量的都昌人来景德镇寻找生存的机会。目前没有确切的史料表明，都昌人来景德镇是在什么时间，但至少在明朝时期，都昌人就在景德镇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随着大量的都昌人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生产，再加上都昌人具有一定的吃苦和冒险精神，慢慢就统治了景德镇的陶瓷业生产。由于地缘关系的影响，景德镇的陶瓷业逐渐成为了都昌人的天下，都昌人通过自身的能力和智慧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优势，几乎垄断了烧窑业、柴窑挛窑业、圆器业等，形成了“十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的局面。

都昌人来景德镇的拓荒者首先是冯姓和余姓，后来是江姓和曹姓。他们在景德镇由于长期的经营，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先后对圆器制造业、烧窑业、挛窑业、柴窑和槎窑业、次品专卖等进行垄断，掌握着技术的核心，也拥有大量的财富。到清朝末年的1910年，景德镇设立总商务会的时候，商会的会员、议董和总协理都是按照各帮派在景德镇的地位和实力来分配的，其中都昌人在首批四十一名会员中，占了十四名，占到了三分之一还要多。^[30]民国时期，景德镇的商人按照财产的多寡分为“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和“十八罗汉”，在上述的二十五个富户中，都昌人就占十三户，经济上处于压倒性的优势。

具备垄断地位以后，都昌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加强同乡间的联络，首先组建了金兰社、兴建书院，形成了庞大的公共利益群体，后来发展成为“三窑九会”和“四窑九会”，完成了都昌人的垄断。

组织会馆的目的就是防止受到异乡人或者外行的欺凌，并为同乡提供基本的服务。都昌会馆下设古南书院芳信社和福缘社，这两个团体主要负责经济业务的往来，主要作用是办理社会公益和调解民事纠纷，并办理一些民间诉讼。“会馆者，正所以结乡谊，联感情，设宴会，坚固团体也”^[31]。每当三月，会馆会准备几桶茶来接待来人。在那个年代，来会馆打官司的人很多，一般口角纠纷当时就可以处理，如果遇到重大案件，则需要立案。民国时期，旅景都昌陈姓和邵姓人口角闹得很大，甚至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最后是都昌会馆出面来调解，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其他如都昌人家族内部争夺财产和地盘、家庭纠纷等都由会馆出面来调解。福缘社主要功能是从事慈善事业，专门负责社会救济和举办公益事业。

都昌会馆成立以后，为了方便大家联络感情，也为了把几项慈善事业坚持下来，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设立义渡，由于从景德镇到南昌有昌江相隔，没有船就无法到达景德镇。都昌会馆的福缘社购买了渡船8艘，设立渡口6个，渡船和船工的所有开销由福缘社负责。第二，为死难者施舍棺木。由于都昌在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生产的人员特别多，虽然有一部分人属于富裕阶层，但大部分人从事基层的陶瓷生产，个别人甚至在去世以后都没有买棺木的钱。对于那些非常贫困的工人，去世以后其家人可以与本姓人一起找账房先生，由账房先开具领条，去棺木店领取棺木，然后棺木店在年终的时候和会馆结算费用。第三，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景德镇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从业工人太多，城市没有基本的公共卫生设施，街道上到处都是粪便，一到夏天更是难闻。为此，到了民国时期，景德镇都昌会馆专门雇用了两个人负责十八桥的卫生，费用由会馆承担。第四，赈济灾民。都昌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原因，经常出现干旱和被水淹的情况，在景德镇从事陶瓷生产的都昌人都会对家乡进行接济。民国二十五年，都昌大旱，都昌派代表来会馆寻求援助，都昌窑户和工人捐款以后，到附近县市买稻谷运到都昌，赈济灾民。第五，举办学校和教育，培养本地适龄孩子上学。后来曾经创立新式学校——静山中学，扩大教育的范围。^[32]

3．徽商与景德镇民窑业发展

徽商是中国商业发展史的奇迹，徽州地理位置偏僻，人口不过百万，但在明清历史上成为唯一能和晋商平分秋色的商人团体。可能由于土地贫瘠的原因，为了生存下去，徽州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出去创业。这是流传在徽州的民歌：“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著名学者叶显恩曾就土地和人口方面的矛盾分析过这个问题，明代徽州人口数将近六十万，人口耕地日趋萎缩，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土地面积仅2．2亩，清康熙年间为1．9亩，而明清时期维持“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由此徽州本土则积蓄起日益强大的人口外向推力，最终迫使徽州人选择了外出经商的道路。^[33]旧徽州府包括一府六县，包括歙县、祁门、休宁、婺源、绩溪、歙县，其中歙县人最多。据民国二十六年《江西统计日报》，旧景德镇的十里长街，店铺总共有1221家，其中有70%是安徽人开的，在商店里面从事劳动的店员和工人都是安徽人。虽然无法确切地统计出在景德镇从事工商业和瓷业生产的安徽人有多少，但从徽帮成为景德镇后期三大帮派之一、能和都昌帮竞争，可以看出安徽人在景德镇陶瓷业生产和民窑业中的地位。明清时期徽商能在全国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地缘团结，在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徽州商人也不例外，为了加强团结，组建了徽州会馆。(www.chuimin.cn)

景德镇和徽州地缘上有着独特关系，景德镇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紧邻安徽祁门和婺源，和徽州仅一山之隔，景德镇陶瓷业所需要的瓷土、燃料等相当一部分来自徽州的祁门和婺源。由于徽州多山的地理环境，交通特别不方便，他们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需要经过昌江和婺水从景德镇运来，在双方贸易联系过程中，徽州商人慢慢深入景德镇，从事和陶瓷业相关的金融以及其他行业。此外，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吃苦的精神，也就是胡适称为的“徽骆驼”精神，也成就了徽商在景德镇的辉煌。旧时来到景德镇经商的徽州人，通常是一个人来此经商，家眷都在故乡，每年回家探亲一次，来回探亲都是步行。家眷在家照顾老人，自己可以一心一意地做生意。徽商的成长道路通常是先到同乡开设的店里面做三年的学徒，再做三年“半作”，然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会在职业上出现分化，慢慢走出自己的道路。

勤俭也是徽商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徽州人生活特别艰难，造就了徽商节俭的特性。即使是那些家财万贯的商人也粗茶淡饭，以廉守业。旅景著名徽商胡瑞芝在自己经营的店里面挂着一副“艰苦创业，毋忘先志；忠厚传家，佑启后人”的对联，来激励后代人努力创业，勤俭持家。尊师重学也成就了徽商的成功。徽商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人才的培养。即使是再贫穷的家庭，也要让孩子上学几年以后，才出去做工。在徽商字号的商铺里面，学徒不叫学徒，而是称为学生，其意义就是希望未来能“生继师志”，创立自己的事业。这种模式，使得许多富商大贾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做学徒，而不是留在自己的身边。学徒进店需要中介人推荐担保，如果出现不轨的事情，由担保人领回。做学徒的除了白天学习技术以外，晚上还要练字、打算盘。遇到顾客上门的时候，要热情招呼，并倾听生意成交的各种门道，使自己能慢慢成长。各种因素成就了徽商，也使得他们逐渐壮大。

随着越来越多的徽州商人来到景德镇，为了加强团结，联络同乡，防止外乡人的欺负，先后组建了祁门会馆、婺源会馆，后来由于其他县和皖南宁国府的一府六县（主要是泾县、太平、宁国）也加入了徽帮行列，形成了更大的徽商联盟。徽州会馆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祭祀神明。每逢春秋大祀，就召集徽州人举行仪式，祭奠朱熹；第二，联络同乡，为本乡来景德镇的人提供客栈、饮食；第三，兴办义举，为聚会、议事、办学提供场所；第四，沟通乡情，解决纠纷，排解争议；第五，襄助救济。为同乡中失业、流浪者提供落脚之地，帮助介绍职业。徽州人大多只身在景德镇，一旦得了重病或者是突然身亡，家属无法及时赶到处理后事，为此徽州会馆专门建立了“仁恤堂”，作为旅景徽州人疗养疾病和停放灵柩的善举场所，并设有专人管理。^[34]

徽商垄断了景德镇的金融业，尤其是明末清初全镇共有钱庄100多家，全部被徽商垄断，按照福、禄、寿三等排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徽商成立了钱庄业公会。这一行业组织被徽商控制，其他人很难插入。民国时期，江西省议员余仲襄，在都帮中属于“亦官亦商”有很大势力的，他通过各种关系插入了钱庄的经营。徽商开办的钱庄竟然联合对余仲襄开设的钱庄进行挤兑，最后导致该钱庄破产。民国初年，甚至连中国银行在景德镇开设的分行业务也被徽商挤兑得无法经营。此外，在景德镇其他行业上面，徽商也形成了垄断。比如绸布业是清一色的歙县人，即使是雇佣的店员也都是同乡或者同族人，其他人无法涉足。典当业主要由休宁人、杉木业由祁门人、茶叶由歙县人、酱园业由婺源人把握等。徽商通过血缘和地缘构筑的关系联盟，使其在景德镇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徽商促进了景德镇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景德镇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徽商把瓷土、窑柴、颜料等物质贩运到景德镇，又把陶瓷制品运到全国各地，完成陶瓷贸易。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陶业工人和管理者。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徽商饶华阶，他通过经营杉木业，拥有大量的资本，后来开设瓷行，由于潜心钻研，为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杜重远所赏识，后来曾担任模范窑厂的经理，为景德镇陶瓷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次，徽商带动了景德镇市场的繁荣。徽商垄断了景德镇的金融业，从日常用品到高档首饰无所不有，丰富了市场，给景德镇市民生活带来了方便。此外，徽商把景德镇的产品带出去，促进了各地之间的交流。

由于徽州人重视学术，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旅景徽商也把这种文化带到景德镇，对景德镇陶瓷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国陶瓷界的著名人物，王大凡（黟县人）、毕渊明（歙县人）、朱受之、吴康（泾县人），都是著名的陶瓷美学家，他们把新安美术、画派带到景德镇，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业的繁荣发展。^[35]

4．夹缝中的其他地缘组织

由于都昌帮和徽帮在景德镇陶瓷业生产中的独特地位，其他地区的陶瓷业工人在地位、金钱方面很难和他们抗衡。清朝前期，浮梁保甲局为了方便征税，把都昌帮、徽帮以外的瓷业工人和工商业者称为杂帮。

杂帮包括抚州帮、南昌帮、丰城帮、吉安帮、安仁帮、奉新帮以及在景德镇从事陶瓷业买卖的福建人、湖北人、河南人等，后来由于饶州府在景德镇陶瓷业生产中的地位衰落，在划分的时候都属于杂帮。在杂帮中间以抚州帮实力最强，他们在景德镇700多家琢器业中占600多家。

据旧商会档案资料统计，景德镇大小行业有100多个，其中由杂帮经营的就有80多个。其中主要包括厂店、行商、牙行等，几乎涉及陶瓷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对景德镇陶瓷业的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比较都昌帮和徽帮而言，由于其他地区的旅景人员在财力上很难和他们二者抗衡，因此被称为杂帮。但他们也按照地域有具体的划分，建立地域会馆，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和利益联盟，按照地域维护自身的利益。据统计，杂帮在景德镇建立的会馆有30多个，这些会馆、所既是行会洽谈工、商业务和往来接待的所在，也是行会内部联系乡谊、进行活动的场所^[36]，具体情况见下表3－2：

表3－2　杂帮在景德镇建立的会馆

（据林景梧、孙昌的《陶瓷习俗》整理，第21页）

这些会馆的建立，起到了联络同乡，帮助旅景同乡调解纠纷，解决就业以及帮助他们解决临时性困难的作用，并向社会举办福利事业，比如铺路、修桥、创办学校等，那些外省在景德镇建立的会馆，更成为陶瓷贸易的场所。此外，还有大量的陶瓷商人在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比如天津帮、河南帮、关东帮、孝感帮等。他们把景德镇的瓷器销往世界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了景德镇经济的繁荣。

从地域上来看，景德镇的杂帮不是一个帮派，而是浮梁县政府为了征收赋税方便对各个地方帮派的总称，这一称呼也使得实力较小的地方组织能在利益吻合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来自都昌帮和徽帮的压力，维护共同的利益。

杂帮的地域组织，除了浮梁本地人之外，都是来自于外地。他们在强大的压力下能在景德镇生存下来靠的是自身的勤劳和努力，并依靠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以品种为发展，在景德镇这样竞争压力大的城市完成自己“逐利”的目的，也带动了景德镇经济的繁荣。

大量外乡人的到来，推进了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首先，景德镇陶瓷生产需要的燃料和原料，大部分来自浮梁、乐平、余干、祁门、婺源、抚州，每年运送到景德镇的瓷土总量不少于5万吨，窑柴多达200多万担，保证了景德镇陶瓷业生产的需要。此外，也带来了景德镇陶瓷业生产的繁荣和革新。著名的近代陶瓷教育家张浩创办了中国陶业学堂，并在景德镇开设了陶瓷职业学校。邹如圭设计成功了江西省第一座方形煤窑，为景德镇利用煤炭烧窑指明了方向。总之，来自不同地区的陶业从业人员为景德镇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