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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景德镇民窑制度血缘关系

【摘要】:不同的姓氏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很多情况下,其他姓氏由于血缘关系的阻隔,很难从事这一行业。随着景德镇民窑业的迅速发展,周围民众纷纷来到景德镇“逐利”,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仍然是血缘为纽带的家族。

二、血缘关系下的景德镇民窑制度

传统的中国社会,按照家族构筑了一套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包括道德引导、文化灌输、政权服务、法制保证。这套体系从各个层面影响到了社会制度中的每一个个体,包括他们从事的职业也是首先按照血缘关系构筑起来的。

景德镇陶瓷业生产在明代以前处于分散的局面,但到了后期慢慢向城区集中,居住方式按照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居住的场所,并按照血缘关系从事不同的职业。在景德镇土著居民中,童氏从事“报火”[12],其族人童宾“就艺浮地,利陶”,长期按照血缘关系形成了职业区分。不同的姓氏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很多情况下,其他姓氏由于血缘关系的阻隔,很难从事这一行业。魏氏从事的挛窑业就是这样。“国朝康熙十三年,吴逆煽乱。景德镇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圯。大定后,烧造无从。又魏氏子弟各出其工,分承窑脚,尽为整理,而圯坏如新。故御厂有役则供公食,视寻常加倍,厥后御器烧自民窑,供役虽停,而结砌补葺则仍魏氏所世守。”可以看出,在挛窑这一行业,魏氏靠血缘关系逐步完善了自身的技术,并且不外传,尤其是核心技术方面,使得其他姓氏人员很难插入其中,和魏氏竞争。“而本县之人,盖鲜凡窑有长短,俱有数火堂、火栈、火尾、火眼,皆赖结砌窑墙以固之。其或补葺,均有一定之法,非经魏氏之手不为功。若舍魏氏而他求,必致火力不匀。瓷难成熟。嘉庆年间,有数窑户窃效魏氏,自结其窑,魏氏并不争,一月之内,所烧之瓷偏倚不正,彭裂甚多,因复请魏氏。一经魏手,依然烧瓷成熟。可见魏氏世守之业,别有秘传,实由其祖于经乱窑圯之际,出力整理,能使窑业复兴。”浮梁魏氏凭借自己所具有的挛窑业的专业技术,形成了这一行业的垄断。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然魏族实有师法秘传,余尝见其排砌砖也,一手挨排粘砌,每粘一砖,只试三下,即紧粘不动,其排泥也,双手合舀一拱泥向靠结砖两路流止脚,砌砖者又一一执砖,排粘其制,泥稠如糖浆,亦不同于泥水之所用者。”[13]

随着景德镇民窑业的迅速发展,周围民众纷纷来到景德镇“逐利”,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仍然是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最初来到景德镇的本省人主要是都昌人。

都昌人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生产时间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按照《景德镇文史资料》的记载,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始于元明盛于清代。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对民众控制力的降低,民众有机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手工业城市寻找机会,距离景德镇很近的都昌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慢慢来到景德镇发展。据1924年重修的南峰冯氏宗谱称:冯氏始祖是冯致中,他是南宋隆兴年间(1163年)迁至南峰定居的。余氏始祖为余杰一,他是在南宋淳熙乙巳年(1185年)定居芗溪乡的,比冯氏始祖定居都昌还要晚22年。也就证明了他们最早来景德镇的时间不过是宋代。据调查分析,都昌人历代葬于景德镇的人数:明代有曹姓1人,吴姓8人,共9人,而业瓷者未见1人。明末清初有江姓4人,吴姓1人,共5人,而业瓷者未见一人。直到康熙、雍正年间,葬于景德镇的人数才迅速增加,总数达400多人,但经商者仅有1人。直到乾隆年间,有冯姓1人,余姓1人,江姓1人。人数依然很少。民国18年(1929年)所刻的《古南书院来源补序》碑也证实了这一点。“古南书院之建造,已有百年于兹矣。”古南书院就是都昌会馆的前身,如果从1929年往前推百年,正是明清时代,也可以证明大规模都昌人来景德镇的历史应该是明清时期。[14]

表3-1 都昌七姓宗谱所见明清以来所葬景德镇人数统计表(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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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72页,1963年1月)

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可以想见,不少都昌人在年轻时来景德镇从事制瓷业,以瓷业作为谋生和养家糊口的营生。赚钱之后回乡娶妻生子,置办家业。所以最初的务工人员,作为客籍年老体衰后回到乡里,葬在家乡是很正常的。有些瓷业工人到景德镇几代人后,与家乡的关系逐渐疏远,家里都在景德镇定居,这时才会把去世的亲人葬在景德镇。所以上述统计表反映的数字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初到景德镇的都昌人生活条件相当艰难,由于景德镇的陶瓷业生产都是世代相传的,尤其是技术方面,外乡人很难插足。据口述资料表明,最早来到景德镇的都昌人从白土行劳力活做起,慢慢在景德镇站稳脚跟。后来,出现了“官搭民烧”制度以后,由于本地人经营的民窑负担不起,纷纷逃离景德镇,这样都昌人就有机会乘虚而入,不久就慢慢强大起来,取代了本地人从事陶瓷业的生产。最著名的是从事挛窑业的魏姓。由于技术上保密,挛窑业从来不会被其他姓氏插足,但到了后来魏姓的师傅早逝了,所带的徒弟技术没有学成,而这一时期都昌人在烧窑业中已经取得自身强大的优势,于是都昌冯姓的老板就要求本县的人来挛窑,后来都昌余姓的人经过试验,烧造出来的瓷器质量还不错,就慢慢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后来浮梁魏氏来干涉,都昌烧窑老板的回复是你们以前挛的是槎窑,而他们挛的是柴窑,根本不是一种,就谈不上抄袭技术方面的问题了。魏氏一方面由于人数相对比较少,不是都昌人的对手,另一方面自己也确实忙不过来,就只好默认这一事实。后来,瓷器生产由粗瓷发展到细瓷,槎窑慢慢减少,柴窑盛行起来,浮梁魏氏也没有机会从事柴窑的挛窑业,就慢慢衰落下去,都昌人就基本控制了挛窑业。

都昌人慢慢控制了挛柴窑以后,也对技术实行严格的保密。民国时期,挛窑这一行业由都昌多宝乡和仁义村余姓人所垄断,血缘关系特别的明显,技术也是保守的,除父子之外,学徒如果不是处处留心,是无法学到技术的。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谈技术问题,有时父子俩在家谈技术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个外人走来,马上就停止谈话,生怕别人听去。据挛窑师傅余昭林回忆:“一次在锦堂窑,窑挛好以后,‘窝里’烧不熟,把桩师傅到店里面找我师傅,师傅热情接待他,却叫我到厨房烧茶,我人在灶边烧茶,耳朵注意到他们讲话,师傅说,回去后,用一根线从窑门口拉到‘余堂’,看一看窑弄里的‘老土子’是否铺平整了。把桩师傅回去用线一拉,发现‘窝里’的‘老土子’要低三分,他马上补上‘老土子’再烧窑,这毛病就解决了。”[15]可见,在技术传递方面,即使是师徒和一姓的人,如果学徒不聪明和认真观察,没有直系血缘关系,也很难掌握这方面的技术。血缘关系几乎垄断了景德镇陶瓷业的核心技术,成为景德镇民窑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