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民窑制度的研究及城市语言文化影响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长期生活和利益博弈过程中，陶瓷行业生产慢慢演变成制度，进而衍生成这个城市独特的制度文化，最终甚至改变了这个城市存在的根本，形成了城市的陶瓷语言文化。景德镇在长期陶瓷生产过程中，养成了一套严格的行业制度，并上升为制度文化，也形成了景德镇独特的城市文化。

五、独特的城市语言

景德镇原来一直归属浮梁县管辖，方言上面也基本一致。但随着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出名，大量的外地商人和陶瓷工人来到景德镇，外地客籍人数逐步超过本地人，尤其是附近九江府的都昌和南昌人数迅速增加，景德镇地方方言也在由于陶瓷行业的出现而慢慢改变，慢慢形成了区别于浮梁方言的景德镇话，这主要受都昌和南昌方言的影响。

一个行业改变一种文化和方言。在世界历史上类似景德镇这样的城市仍然非常的少见，当大量的商人和瓷业工人从各地来到景德镇的时候，在慢慢融合的过程中，也把自身的文化带到了景德镇，并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陶瓷特色的景德镇文化，进而影响这个城市的各个方面。在长期生活和利益博弈过程中，陶瓷行业生产慢慢演变成制度，进而衍生成这个城市独特的制度文化，最终甚至改变了这个城市存在的根本，形成了城市的陶瓷语言文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景德镇独特的优势为陶瓷业的繁荣带来了契机；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是长期形成的陶瓷制度文化改变了景德镇的历史。

景德镇在长期陶瓷生产过程中，养成了一套严格的行业制度，并上升为制度文化，也形成了景德镇独特的城市文化。在这种文化体系里面，陶瓷成为这个文化的核心并左右这个文化稳定有序地发展。反之，这种制度和制度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景德镇陶瓷业的不断发展，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不可否认的是，景德镇陶瓷行业制度和制度文化在民窑业生产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评价景德镇陶瓷制度文化，会发现其中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地方性文化烙印。景德镇陶瓷行帮基本上是按地区分的。如徽州帮、都昌帮、杂帮，事实上成为行业垄断；技艺家传和师徒相传，使得有些技艺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不利于技艺的发展；注重口头传授技术，不重视技术的总结。

明清的开放性和近代以来的保守性。景德镇有“五府十八帮”，草鞋码头之说，工匠来自八方，外地人多，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开放、很有创新能力的城市，集天下之所长，学天下之技艺，才登上瓷业高峰。元明清三代，景德镇创新有青花瓷、青花釉里红、各种各样的颜色釉、五彩、斗彩、素三彩等，一直处在世界制瓷业的最前列，引领潮流，独具风骚。但是自清代末年以来，自以为天下第一，不思进取，一味仿古，吃前人老本，使其创新能力明显减退。除传统名瓷青花、粉彩、五彩、颜色釉外，景德镇没有更多值得骄傲的东西。

传统中国手工业生产的视野问题。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景德镇逐步摆脱了旧式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尤其是像圆器制造和瓷器烧造等方面，但这种生产仍然没有脱离那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尤其是无法脱离景德镇瓷业存在的社会环境，更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陶瓷行业的大生产。这也许不能完全归结于景德镇瓷业生产和瓷业工人。虽然这种生产模式形成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特色，有优点，也有不足。由于代代相传，技术工艺上只重继承、重仿古而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此外，工匠本身的文化水平和视野也制约了产品的层次和品味，导致精品不多，新品种也少。可以说近代景德镇的陶瓷是以瓷质和传统名瓷占有市场的，而不是靠创新去开拓市场的。

缺少国际眼光和时代意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一个世界日益进步的社会，景德镇的制瓷艺人在国际眼光和时代意识方面显得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器物形制、装饰风格和题材上陈旧、缺少变化。现代陶瓷作坊总的来说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够，没有辉煌时期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气象。

【注释】

[1]（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陶说》。

[2]（清）谢旻：《江西统志》卷二十七清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但刘坤一等编写的《江西统志》和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均认为是武德四年。

[3]《浮梁县志》乾隆四十八年。转引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79页。

[4]据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认为景德镇的瓷器考古发现的上限是五代时期，考古出土的文物和五代的器型特征也类似。但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认为景德镇发现了证明唐代窑址的瓷片。著名陶瓷史家陈万里在1953年在景德镇考察时发现在今天景德镇白虎湾附近有大量唐朝烧造的瓷片。黄云鹏的《景德镇首次发现带纪年铭的唐代青瓷》中提到，景德镇在1990年发现带有“大和五年”（831年）的唐代瓷片，来证明唐朝时期景德镇存在的瓷器烧造。笔者认为，虽然可以认同在唐代时期景德镇确实存在陶瓷生产，但从五代景德镇陶瓷遗址陶瓷生产质量和唐朝陶瓷业的贸易来看，远远达不到如史料上记载的程度。可以推断，唐朝时期景德镇陶瓷业生产虽然相比以前有一定的发展，仍然处于启蒙时期。

[5]冯先铭：《三十年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6]黄云鹏：《景德镇五代瓷业概况及产品特征》，《景德镇陶瓷》，1987年第4期，第7页。

[7]《浮梁县志》乾隆四十八年。转引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79页。

[8]（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

[9]方李莉：《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0]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国内外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的青花原料和制作工艺从波斯引入，见H．Garner，“The　use　of　Imported　and　Native　Cobalt　in　Chinese　Blue and　White，Oriental　Art”，1956年第2期，43页；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青花瓷器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见《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景德镇陶瓷》1984年S1期等。

[11]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338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工业·陶瓷》，中华书局，第563页。

[13]“陈至德元年，诏镇以陶础贡建康”和“新平霍仲初，制瓷日就精巧，唐兴素瓷在天下，仲初有名。”都可以证明景德镇陶瓷运输和贸易已经超出景德镇的范围。

[14]熊廖：《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9页。

[15]J·M·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16]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转引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79页。

[17]刘长兵：《海外贸易影响下的景德镇瓷业》，《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69页。

[18]刘长兵：《海外贸易影响下的景德镇瓷业》，《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70页。(www.chuimin.cn)

[19]陈雨前、郑乃章、李兴华：《景德镇陶瓷文化概论》，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第280页。

[20]转引熊寥：《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9页。

[21]熊寥：《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249页。

[22]（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