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公园百年历史变迁研究：展示中国现代园林

“百年辛亥，一方园林”：武昌首义公园历史变迁研究

100年前，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事件、缅怀伟大事件中前赴后继的英烈，1924年在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武昌建成“首义公园”。这是武汉也是湖北最早的国人自建的公园（图90），其独特性使它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园林史的一个重要范例。

图90　首义公园平面图（1933年），有并入的乃园旧址

对于首义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史实，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梳理^[1]，本文拟将公园的历史变迁置于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从风景园林建设的角度，对其造园理念与特色、政治涵义与社会价值嬗变、兴衰原因及其发展变迁的某些规律做进一步探讨。^[2]

1　公园发端：纪念辛亥首义

“首义”之名即表明公园营建缘起，首先是应纪念之需，“使游览者追怀民国发祥之地”^[3]。先后任都督府顾问、军务部参谋长等职的夏道南先生（1883—1930）在提议进行与“首义”相关的建设时说：“辛亥之役，武昌首义……专制倾覆，民国奠基……是此丰功伟绩，迄十年来政府尚无若何纪念之表现。道南及诸首义同人恐其日久湮没，系于十年（1921）十月，呈请督省两署备案，组立‘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于都司巷。”^[4]“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创办首义公园。虽其如此，公园筹备在辛亥首义10年之后这一事实，说明公园初创之艰难，也是公园曲折发展历程的预兆。

但是古今中外，对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纪念，一般都是树纪念碑、建纪念堂。纪念首义义举，为何独选“园林”？

营造园林以纪念首义的动议最初由时任鄂军都督府参议官兼职船政总局的黄祯祥先生，在首义周年（1912年）之际提出，最初名为“民国崇勋纪念园”，是受到日本建设“上野公园”以纪念日俄战争胜利的启发，“让民众游览，使他们有所观感而增进其公德之心、爱国之心。旌死即以励生，报功即以报国……”^[5]因此，以园林形式表现政治纪念性，所强调的是凭吊场所的社会性，而不是建筑形态的个体性。这也是孙中山先生（1866—1925）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一时代背景下，合乎逻辑的选择，即供大众游赏的公园比单体建筑更加“民有、民享”，符合辛亥革命以及“民权”的本意。

其次，当时国民政府财力绵弱，无力进行也无暇顾及与首义纪念相匹配的宏大建筑计划。这从“民国崇勋纪念园”原计划开发武昌南湖荒地，转而利用已有园地营造首义公园，即可见一斑。而同样由于经济问题，公园场地还用以安置一些生活无着的辛亥革命伤军，却恰好符合公园建设以资纪念首义功绩的本意，并以经营游乐设施等收入维持其生计。

再者，从首义公园内先后建造的园林设施来看，有用于休闲游赏的西游厅（由乃园的大花厅改建）、共和游艺社、休闲茶亭等，关于纪念性的建筑包括公园正门“武昌首义纪念坊”（图91）、中山纪念堂（或称总理纪念堂）、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图92）、黄兴铜像等。如果联系1929年在广州建造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不难看出，不采取纪念碑、纪念堂等通常的“建筑”途径纪念首义义举，还在于这两种建筑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确然主要是用于纪念身份、地位显赫的个人，即缅怀孙中山先生。纪念首义的实体构筑，则采用了“园林”中的“纪念坊”形式。

图91　武昌首义纪念坊

图92　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

2　初创建设：西风东渐的典例

2.1　基于私园的风景拓展

“公园”二字始见于《北史》，原意为官家的园林，距今已有约1500年的历史^[6]。19世纪中叶以后，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与西方“public park”概念相对应，“公园”始有“供普通民众休憩、娱乐的场所”的涵义^[7]。而以已有私园为基础，纳入周边风景资源，扩成公园，并通过赋名表达新的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是中国近现代公园发端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首义公园即以位于武昌蛇山西南的乃园^[8]为基础拓展而成。

乃园原为清代臬署的后花园，史称“臬署园”，辖地约三四十亩。王葆心（1867—1944）曾在《再续汉口丛谈》中追记乃园盛况：“黄鹄山^[9]濒臬署一带……中有园亭，桂花最盛，榭名‘不如舫’，菜畦十数亩。曲径上山，有堂五楹，名‘黄鹄山堂’，三晋刘秉愉题，可眺远。堂后老树参天，怪石绕道，再上则平坦有棕亭，名‘山远夕阳多’，扬州吴之黼隶书，烟树迷离，江光远照。再登为山顶，建亭‘鹄举’，明王世贞题‘大观’，汉阳山水，深夜明朗，江景倍佳。”^[10]乃园融汇了中国传统造园的步移景异、巧于因借、诗情画意等手法，又结合武昌城内外的自然山水，营造了高远、恢弘、风雅的园林意境，是武汉传统私家园林的代表^[11]（图93）。

图93　乃园图记

与经营考究、充分利用地形造景的乃园相比，公园其他设施相对简单、朴素：将乃园的大花厅改建成“西游厅”，“修葺大汉陈友谅坟墓^[12]”，墓东建总理纪念堂、共和游艺社、休闲茶亭，另砌筑挡土墙、安装铁栏杆、修通上山的石级道路，与山顶奥略楼（图94）相连，在拓展营建中强调的是空间的开放性与设施的功能性。这些改造与新建赋予初创阶段的首义公园以突出的特点：私园部分与拓展部分并置，形成鲜明的对比——小与大、封闭与开放、私密性与公共性、诗词意境的精神体验与大众游赏的功能满足等。这些正是近代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互摄之态在公园营造中的典型表征。

图94　奥略楼

2.2　亦中亦西的园林设施

与武昌一江之隔的汉口是我国近代较早的租界开埠之地，先后有英国、德国、俄国、日本在此开辟租界，充斥着各种舶来的西洋建筑元素。这种来自西方的影响体现在首义公园的园林设施中，主要表现在宣扬功绩的凯旋门和作为威权象征的方尖碑的形制，以符合公园的政治纪念性。

公园正门“武昌首义纪念坊”设在大成路上文庙和旧臬署右边的武当宫之间（图91）。虽然名“坊”，但从其梁与柱的组合、构成形式来看，并不是中国传统牌坊的做法，而更类似凯旋门制式的门楼，其细节装饰更洋溢着西洋风韵：水平线脚，面阔三间，巴洛克式宝石纹饰，四个立柱内侧镶有爱奥尼柱式。但纪念坊没有凯旋门应有的拱券，其梁柱结构清晰正交，又有中国传统牌坊的影子。因此，纪念坊可以说是西方凯旋门和中国牌坊的综合。它模拟了凯旋门对武装革命胜利的纪念性表现，又蕴含了传统牌坊的标榜功德、旌表贞烈的内容。纪念坊正中额枋上由湖北省长兼督军肖耀南（1877—1926）题书“武昌首义纪念坊”。不难看出，这类匾额、碑刻等文字要素正是中国园林中表情达意、体现园林意境的重要途径，正所谓“诗情画意写入园林”。因此，如果说纪念坊在物质表现层面主要源于西方凯旋门，那么在精神感知层面则全然依托中国文化，实为又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中西合璧”的建筑范本。显然，与该题词相仿，“首义公园”的命名也述诸文字，直接表达了纪念意蕴，提示了人们对该园林的感知与体验。

公园内、在陈友谅墓南侧建有另一凯旋门制式的门楼，是巴洛克式山花、哥特式尖券、简化的柱式，与中国书法额枋（南面题“江汉先英”、北面书“三楚雄风”）的合成（图95）。陈友谅（1320—1363）其人曾领导元末农民起义，一度曾自立汉朝，建都江州。虽然此门楼不是为了纪念首义功勋，但也可从另一侧面理解凯旋门与宣扬武装战绩的联系，并进一步理解为了纪念辛亥首义，在建筑表现形式上，舍纪念堂、纪念碑，而取仿凯旋门之纪念坊的深义。

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总理纪念堂南侧建造的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其顶部造型是方尖碑尖顶与中国传统的带脊饰的盝顶的组合。碑座四周环设石柱，造型呼应方尖碑的形式母题。碑体正面镌刻“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字样，碑阴另有以“辛亥首义同人”名义记叙建造过程、表达追思之情的碑文^[13]，也诉诸书法融入“中国元素”（图92）。

图95　从陈友谅墓北望墓前门楼

这些园林设施中的西方造型元素，是在当时条件下对纪念意蕴的恰如其分的表达。而以中国传统的文字手段表情达意及其在整体造型与构图中的中心地位，说明西方文化的物质再现尚无法取代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品位，正如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无法取代当时人们对历史文化之城杭州的渴求一样^[14]。此外，西方元素本身与它们的“原产地”相比，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变化，而是和中国本土元素直接拼合，但“中”、“西”各适其位，相得益彰。

3　公园发展的动力

3.1　服务社会生活

直至1928年汉口中山公园建设之前，武昌、汉口、汉阳（今日俗称“武汉三镇”）只有首义公园这一座国人自建的公园。它既是政治集会的场所，也是人们游赏娱乐的好去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湖北省追悼大会即在此举行，到会者3万余人^[15]；《民国日报》曾在1927年以《首义公园游人多》为题特别报道了公园盛况：“山水花木，引人入胜。虽其内汉班剧社不甚佳，而一至夜间，清风徐甚，黄鹤楼所不及也，所以日来游人甚多，尤其是文人墨士。”^[16]

3.2　扩大道德教化

“公园”在近代的湖北不仅意味着一个大众享有的公共空间，而且由于“鄂省据江湖之胜，炳山川之秀，学校林立，军队观成，官籍鼎盛，商贾云集”，而成为“开启民智”的普遍社会需求^[17]。正如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1878—1943）在1928年提议扩建首义公园时所说：“武汉地居重要，人口繁多，公园之设，急不可缓。其效用固不仅供群众之娱乐，作憩息之所，并欲借此以增进其体质，陶冶其性情，关系甚大，尽人皆知。”^[18]湖北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汉口市市长刘文岛（1893—1967）、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1886—1960）等，则痛心于抽大烟、嫖、赌等社会陋习，认为公园是“高尚娱乐”场所，是市政建设中切要，甚至首要之举^[19][20]。可见，在蒙昧的旧中国，公园作为西风东渐的产物之一，被视为民众“睁眼看世界”的窗口、社会教化的舞台，风景游赏、休闲娱乐功能的背后隐含着沉重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3.3　抚恤首义伤军

首义公园用地的拨划同时用于安顿一些生活无着的辛亥革命伤军，以租金票资等收入维持其生活。这与公园建设的本义直接相关，但并非“公园”的固有职能。这是政府财力薄弱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公园的建设资金基本是夏道南等私人借垫或以集股的方式募集的^[21]。

因此，首义公园受到欢迎、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它所体现的社会与政治效益，一是纪念亡者——确立了纪念性公园的性质；二是愉悦在者——倡导高尚娱乐，反映了民国时期湖北社会对“公园”这一事物的价值观；三是抚恤生者——以园地济民生，却成为公园在后来经营管理中出现诸多问题的隐患。

4　公园的衰落及其原因

4.1　园名变易周折

“首义公园”的命名手段是传统的，但其内容不同于传统园林命名委婉含蓄、柔润的文人气质，而体现出一种一目了然、刚直的军人气质，表达了特定的政治纪念意义。由于在公园建设中对首义纪念在物质层面的构筑相对较少，更显示了这种非实体的文学途径在表现首义纪念性中的重要性。但是命名手段的“传统性”和命名内容的“现代性”之间仍存有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对于造园来说，园林意境的阐发一贯与自然风景品质和传统诗词歌赋密切相关，而使政治纪念受限。事实上，首义公园基于乃园拓展而成，所关注的一是风景品质，二是空间容量，都与政治纪念无关，却渐而使园名与地名联系在一起：去“首义”，取“蛇山”、“武昌”，淡化了公园与政治的联系。1928年，石瑛即因公园“范围究嫌狭小”，建议将首义公园与抱冰堂^[22]和蛇山林场整合为蛇山公园^[23]。1932年，武昌中山大学教务长黄琼初进一步提出将蛇山一线的武昌名胜，如纯阳楼、涌月台、抱膝亭等纳入，并作武昌公园^[24]（图96）。虽然1935年冬，园名又由武昌公园改回首义公园以资纪念，但日军侵占武昌（1938—1945）期间又更名蛇山公园——其时蛇山桥^[25]两侧还刻有“蛇山公园”字样（图97）。对自然风景品质的关注使公园园名与地名联系在一起，弱化了公园的纪念意蕴。而在公园营造中，正是这种对自然风景品质的依赖与对政治纪念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致使公园在后续发展中，公园名称屡有变化，纪念意义时隐时现。

图96　武昌公园平面草图

图971937年5月的蛇山桥，上有“蛇山公园”字样

此外，最初动议建设的“民国崇勋纪念园”更名为“首义公园”，不能不说是涉及纪念整个“专制倾覆，民国奠基”^[26]的“辛亥革命”和纪念“武昌首义”两者之间的取舍与抉择问题。这也是这座以“首义”为名的公园，后来命运沉浮的另一内在原因。

抗战胜利后，公园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武昌市政筹备处处长杨锦昱呈文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拟请将蛇山公园与首义公园合并改名首义公园，以便统一管理而资整顿”^[27]。值得注意的是，该呈文表明“蛇山公园”、“首义公园”两名存在同时使用的现象，而被一些人误解为相去不远的两个公园。前者与特定地域相关，后者为政治纪念所需，这种由园名所体现的人们对城市空间认知的偏差，说明园林绿地这类“软质景观”在表现“威权政治”时的尴尬处境。另外，两者并存的事实说明首义公园毗邻蛇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园地范围界定不明，反映了公园在经营管理上的无序状态。

4.2　经营管理不善

公园在经营管理上的困难，首先和公园的行政管理归属不明有关。20世纪20、30年代，由于政治的原因，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行政上时分时合，使首义公园在行政管理归属上多有变化，从而造成协调人事与权责的不便^[28]。公园内部园务因此仅交由公园最初所收纳的首义伤军负责。但公园“因抚恤告停，惟自求自给”^[29]，而全然成了首义伤军经营生计、揽集财源的工具，“目的专在营利，园景非所顾全”^[30]。维持生计的基本需要化为经济利益的膨胀，“管理遂行废施，故惟事戏园茶馆之添建，零乱摊馆之扩充，以至草木遭踏，屋路毁坏，全失公园景色”，而“其原有之星相卜筮，摊贩杂耍者流，星罗棋布于其间，或荒谈谬说，或扰嚷喧天”^[31]，全然违背了设立公园以资肃敬缅怀之初衷。更有甚者，“该伤兵等日久玩生，竟将该地段视同私有”^[32]，由此引发的园内屋所的产权纠纷更使实施统一管理化为泡影，遑论政治纪念。

1938年武汉沦陷，不期而至的战乱直接导致了公园的破败。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蛇山一带，树木均被日军伐尽，遍地荒凉，游人兴叹”^[33]。此后，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蛇山被用作军事据守阵地。解放前夕，公园内碉堡遍布、壕沟纵横、古迹失修，景色徒有凄凉。

4.3　政治重心转移

1949年武汉解放后的新政局意味着公园“纪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34]的政治意义已不合时宜。随后进行的一些恢复建设并非为了承传首义纪念，而是“恢复名胜风景、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公园整治主要通过发动群众，成为中原大学、湖北省农学院、实验中学等37校师生在其中体验“劳动创造世界”的机会^[35]——首义公园这一民国时期“睁眼看世界”的窗口，此时成为宣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基地，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意味和教育意义。虽然园容因此有所改善，但其建设显然已不在于表达纪念性，公园此时实属“有名无实”。此外，在新的意识形态下，毋宁说纪念“武昌首义”，不如说是纪念“辛亥革命”——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36]。

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首义公园在1955年修建横跨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的武汉长江大桥时大为折损的根本原因——公园被分割为南北两半，原有亭台楼阁拆迁甚巨，奥略楼等即毁。长江大桥的选线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龟蛇隔水相望，此处江面最窄，可缩短大桥的长度、节省投资，这符合当时“勤俭建国”的精神；而“龟蛇线”确实是能将武汉三镇高效联系在一起的选择^[37]。再者，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贯通京广线、联系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在这样一项“国家战略”面前，首义公园的存废实为次要问题。与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相联系的首义公园，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极左意识形态之下，其设施的损毁达到顶峰。

4.4　旅游经济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首义公园与黄鹤楼千年古迹毗邻的优势，此时却成为它境遇尴尬的主因。虽然在1981年，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为契机，在园内新建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图98），但公园的发展终归让位于依托黄鹤楼古迹的旅游资源开发。黄鹤楼重建于1985年，以武昌路为界，西侧形成了以黄鹤楼为中心的黄鹤楼公园，而从首义公园分离出去。前者依托千古名胜的文化渊源，有着巨大的旅游效益和经济效益；后者作为纪念性公园，在“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上，显然更多在于精神层面的纪念、教育意义。在经济、文化的后现代浪潮下，首义公园遭到冷落，势所必然。

图98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20世纪90年代初，首义公园由于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进行了一些新的建设。以“首义”之名，铸追念之实，或以诗文碑碣叙事、抒怀，或以雕塑等实物形象直观地再现历史，使睹物生情，其核心是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东侧新建的公园中心广场（图99）。广场的新建削弱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在表现首义纪念性中的中心地位。的确，修建长江大桥时留存武昌桥头的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此时被迁入公园（图92），置于中心广场东侧，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东西相望，两者以广场为中心，平衡了广场南北中轴两侧的构图。同时，以广场南北中轴线为基准，北端设辛亥首义人物群雕，是为轴线的底景，用实体形象符号化、象征性地塑造了全景式的辛亥革命背景和“武昌首义”的主题（图100）；广场南端，在轴线的东、西两侧对称分设碑亭，碑亭建筑圆形台基，方立柱，西式圆穹顶，内置中国传统石碑，中西交融互生，再现了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文化理念（图101）；东面碑亭的碑文为民国创始人士的遗墨，宣扬了革命的理想^[38]，西面碑亭的碑文是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共产党人的手迹，表达了颠覆旧社会的豪情^[39]。另外添设的公园设施还有公园入口道旁的“首义战士纪念塑像”（图102）、公园西部山脊上的首义炮台（图103）等。但是，所有这些建设都是以黄鹤楼公园提供的资金为基础的^[40]。

图99　首义公园中心广场平面图

图100　首义公园中心广场北侧的辛亥首义人物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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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首义公园中心广场南侧的碑亭

图102　首义战士纪念塑像

图103　首义炮台

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弱势，加之统一管理的需要——当时一位到访的德国专家也对一座山上有两座公园表示不解^[41]——使首义公园在2000年最终并入黄鹤楼公园。时下，由于历年对蛇山的普遍绿化，公园已隐于山林之中，它是民众日常游憩的好去处，却未能在社会各界筹备纪念首义百年之际得到更多重视。

有趣的是，现在说起“首义公园”，很多人提及的其实是蛇山脚下“红楼”（辛亥首义军政府旧址）前的“首义文化公园”，是以红楼建筑轴线为中心改扩建的大型纪念性广场景观，而成为大规模市政建设、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心（图104）。如今有“上看黄鹤楼，下看红楼”之说^[42]——蛇山之上，黄鹤楼已然是核心风景；蛇山之下，红楼及其前广场则俨然“辛亥首义”的城市名片。于是，首义纪念重心的迁移毋宁视作首义公园“凤凰涅槃”而从中获得了新生。

图104　“红楼”与首义文化公园

5　结语

首义公园近百年来几经浮沉——因纪念追怀、社会教化、体恤民生之需而建，因管理无序、兵燹战乱而衰；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短暂的修复，却随即因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而损；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曾重树纪念丰碑，却终因发展旅游经济，渐渐失去了在该城市片区风景园林建设中的中心地位。

首义公园的变迁反映了近现代湖北社会对于公园“意义”及其价值判断的变化，这种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的转变是城市空间重心转向的内在驱动力，公园所依托的山形水势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则是公园营建历经波折的外部客观因素。回顾首义公园兴衰，不难看出，首义公园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败落、近代公园新生，直至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条件下新中国园林发展，这一中国近现代园林历史进程的一个绝好写照。

综合以上对首义公园营建与发展过程史实的剖析，还可以得出以下有关纪念性园林经营、建设的启示：

（1）纪念性园林之定性

纪念性园林作为最古老的园林类型之一，不仅是单纯物质的绿色空间，而且是可以与人们进行心灵交流、沟通的精神媒介和场所，对于表现国家形象、政治形态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纪念性园林比一般的园林类型具有更多象征意义，更加富于历史与社会功能，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这一层意义上，纪念性园林的属性应单纯和明确，使能够较为长久地保持其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如南京中山陵园林、武汉辛亥首义烈士陵园等。首义公园在扩建中对风景游赏功能的专注、在管理中对园地本身施加经济职能，都影响了它作为纪念性园林的发展。

（2）纪念性园林之正名

纪念性园林必须拥有含义确当、语言肯定的“名”。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近代以来，国内外上百个“中山公园”取名国共两党皆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而有着永恒的纪念意义。反顾“首义公园”，数次更名复名，似乎“首义”可有可无，难免命运多舛。

（3）纪念性园林之话语权

纪念性园林存在的根本前提是政治环境及政策取向。这种政治因素，本质上是赋予纪念性园林一定适用范围的“话语权”，使之得以散发和辐射自身的纪念意义给受众，产生感召力或威慑力。但这常常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和主观意志为转移。典型例证如曲阜“三孔”，近百年来上天入地，历经各种磨难。再看“首义公园”，在国共两党政权交替的政局、时局变动中，这里都是敏感地区，会有所反应。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首义公园因之盛衰无常，终至纪念意义泛化。

（4）纪念性园林之经济支持

纪念性园林固然拥有非同寻常的精神功能，然而并不能脱离承托和传播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自从浸润文明社会，物质便逐渐被政治经济化，经济支持甚至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在纪念性园林的经营中，经济维度需在考量之列。特别在当今，能够为园林提供源源不断经济支持的已不再单纯来自行政拨款，而是强大的旅游经济机制。从这层意义上看，首义公园为近邻的黄鹤楼公园所兼并、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化，大致也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

【注释】

[1]李家厚.乃园和首义公园.武汉春秋，1983（3）：46-47.

[2]王兴科.首义公园的变迁.湖北文史资料，1996（1）：290-296.

[3]文士员.武昌要览.武昌：武昌亚新地学社，1925.

[4]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193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458.

[5]严昌洪.新发现的民国初年“首义文化区”设想.武汉文史资料，2003（10）：4-6.

[6]陈植.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81.

[7]Shi Mingzheng.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1998，24（3）：219-254.

[8]今已无存。现为武昌区乃园社区与武昌区房地产公司所在地。

[9]黄鹄山即蛇山。

[10]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四）.武昌：益善书局，1933：15.

[11]周向频，刘源源.从容的转型与主动的融汇——武汉近代园林的发展及对当代园林的启示.城市规划学刊，2010（2）：111-119.

[12]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193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458.

[13]碑文全文：“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我先总理薨于燕。赴至鄂，无男女少长皆聚哭，且谋伐石以永其思礼也。会凶逆发命，跖跷踵变，迄今日工始，竟时会之不常。如此然则开济大业，蒙犯百难，而不流转于时，会夫岂幸而致耶？后之览者可以兴矣。”

[14]Wang Liping.Tourism and Spat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Joseph W.Esherick.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107-120.

[15]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25年）.武汉党史网，2005［2011-02-08］.　http://www.whds.org.cn/content.jsp？id＝2846.

[16]首义公园游人多.民国日报，1927-07-29.

[17]《武汉园林》编辑组.武汉园林（1840—1985）.武汉：武汉市园林局，1987：5.

[18]石瑛.建设厅对于抱冰堂及蛇山林场扩充公园之提案.湖北省政府公报，1928（2）：60-61.

[19]刘文岛.汉市之现在与将来.武汉文史资料，2007（4）：14-24.

[20]湖北省荆州市公园管理处.沙市中山公园七十周年纪念（1935—2005）.2005：5.

[21]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193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458.

[22]抱冰堂位于蛇山东南麓，约建于1907年，以纪念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的政绩。

[23]石瑛.会呈省政府遵令会同核议整理首义公园办法由.湖北建设月刊.1928，1（4）：5-6.

[24]修建武昌公园.湖北建设最近概况，1933（3）.

[25]1935年因扩建武昌长街而腰斩蛇山，蛇山桥于是建造用以联络被切断的蛇山东西两部。

[26]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193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458.

[27]整理首义公园公产（1946）.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1246：2.

[28]1926年10月和12月先后成立汉口市政府和武昌市政厅；1927年1月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一成立武汉特别市；同年，武汉市政府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决议首义公园拨归市有，由市政委员会计划整理（参见胡宗铎.呈省政府为奉令计划整理武昌首义公园仰祈鉴核备案由.武汉市政公报.1928，1（1）：17.）；1929年6月武昌、汉口又分而治之，国民政府划武昌为省辖，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特别市（辖汉口与汉阳镇），武昌方面则成立市政委员会，直属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首义公园遂由省建设厅管辖。

[29]整理首义公园公产（1946）.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1246：5-6.

[30]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193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458.

[31]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193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458.

[32]整理首义公园公产（1946）.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1246：2.

[33]整理首义公园公产（1946）.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1246：2.

[34]整理首义公园公产（1946）.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8，目录号10，案卷号1246：10.

[35]武昌区建设局.首义公园解放前后绿化建设情况（1959）.武昌区档案馆，全宗号2，目录号2，案卷号471：28-35.

[36]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11-312.

[37]早在1929年，美国工程师华德尔应时任武汉特别市市长的刘文岛之邀来汉商议长江建桥事宜，所提出的建桥桥址即蛇山对龟山；1947年，汉口市政府工务科拟定的《新汉口市建设计划》也计划修建龟蛇两山之间的铁桥；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编制的《武汉市城市规划草图》中，“龟蛇线”即拟定的大桥选线之一。参见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武汉市城市规划志.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90-92，317-318.

[38]碑北是孙中山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碑南是黄兴题词：“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39]碑北是朱德题词：“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碑南是董必武题词：“倏忽经过五十年，盈处消息迹斑斑。清朝帝国龙旗号，投与江流逝不还。”

[40]武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在首义公园增设文物景点的会议纪要（1992年4月4日）.武昌区档案馆，全宗号2，目录号1，案卷号161：11-12.

[41]据2010年12月22日采访肖仲林先生的访谈记录。肖仲林先生现为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

[42]据2010年12月20日采访王兴科先生的访谈记录。王兴科先生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