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景观变迁研究：探索山西省农村发展

“农业学大寨”：山西省大寨村景观变迁研究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引起了海内外对于山西省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大寨——的关注。大寨是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所强调的一些行动准则的绝好注解：“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1]但是大寨不仅仅显示了对自然的征服，而且是自力更生的典型，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1915—1986）的领导下（图64），大寨村民齐心合力、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他带领约300名村民在贫瘠的土地上重建家园。所有这些在1963年的一场特大洪灾之后，始为国人熟知，大寨也随之被树立为彰显集体主义生活与精神的样板。

图64　正在参与梯田营造的陈永贵（1915—1986）

对大寨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关注地理环境与社会变迁等条件下的建设成就，而非对于景观营造与变迁的全面、综合的探讨。其中，对于农耕梯田^[2]和村落住宅^[3]的探讨缺乏应有的联系，仅有的建筑学分析着重于村落防洪工程及其相关的开放空间，即村中心广场^[4]。本文尝试以更整体、综合的视角，分析其景观营造中所体现的大寨精神，并揭示这个曾被视作人类征服自然的样板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

1　合作化下的“10年规划”

大寨坐落在华北地区太行山脉的虎头山北坡之下，山体落差近250米^[5]。1945年解放之时，它是一个面积3051亩（203.4公顷）^[6]、布局零散的村庄，其窑洞住宅在黄土的冲积层中开凿而成（图65）。对这片土地的耕作与管理，基本上是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进行的。几百年来的低下生产力、森林砍伐、恶劣的气候环境，使大寨农田侵蚀严重，其恶劣的地理条件俗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图66，图67，图72）^[7]，荒地占全村土地的1/3有余^[8]。4700多块耕地零散无序，所谓丰年的亩产^[9]也仅有100斤（0.75吨/公顷）左右^[10]。此外，其时大寨村民之间的土地分配极不均衡，地主和富农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11]则受其剥削、不得不为生存搏命（表4）。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缺乏改善土地现状的机制与可能。为改良土地、发展生产、提高生活品质，基于群众运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始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原则下的合作化。

图65　大寨解放前（1945年之前）贫农的窑洞

图66　受到严重风化侵蚀而裸露山岩的山坡

图67　受到雨洪冲刷而严重侵蚀的河沟

表4　解放前大寨村民的土地分配情况

数据来源：王俊山.大寨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30.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农民一直占人口的绝大多数^[12]，因此合作化被视为人民大众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并通过发动群众发展农业，以维持国民生计。在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大寨在1946年建立了互助组，但这并没有给大寨的景观带来什么变化。实质性的进展出现在50年代、更大规模的合作组织形成之后——1952年成立了初级合作社；1953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

被组织起来的大寨村民力图践行自力更生的准则，于1953年制定了《大寨十年发展规划》，要使“七沟八梁一面坡”成为层层梯田，整合小块、零散的耕地，土地的肥力则通过人畜粪便、秸秆灰渣等加以提升^[13]。

在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梯田的建造，诸如石块修理、泥土运输、土地平整等，只能通过人力的艰苦劳作，因此也只有通过集体合作的力量来完成（表5），并通常表现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对自然的改造。梯田营造基于理性分析，尊重自然过程，力图控制雨洪，因为夏季的暴雨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3年冬天，大寨村民始而治理白驼沟，因为这条沟坡度相对平缓、距离村舍最近，大概是最容易处理的一个。梯田营造相继在其他河沟展开，其中狼窝掌沟是大寨最长的一条河沟，但其梯田在1955年和1956年两度被夏季雨洪冲毁，而梯田石坝的营造技术正是因此取得了实质性的改进。受大寨传统窑洞住宅拱顶的启发^[14]，陈永贵提出将之前横跨河沟的直线型石坝改为拱顶指向上游的拱形石坝，以承载更大的冲击力和压力（图68）。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并造就了后续农田建设的巨大成功^[15]。石坝的砌筑材料来自本地开采的石料，大小石料相互紧密咬接，石坝基础扎根深入，以承载雨洪的冲击。此外，石坝的砌筑程序也通过充分考察河沟的现状加以安排。由于雨洪从河沟上游至下游逐渐加速并积聚，石坝砌筑依循“从上游到下游”的顺序，雨洪冲击力因而在上游地形较陡之处便得以减缓，同时也遵循“从支沟到干沟”的原则（图69）。此外，为了节约人力和物力，石坝砌筑在河沟相对较窄的地方。新的狼窝掌沟梯田经受住了次年夏季雨洪的考验，其他河沟的梯田建设也顺利开展起来。1955、1956、1957年三年的梯田工程，后来被人们普遍誉为“三战狼窝掌”。

表5　《大寨十年发展规划》（1953—1962）期间大寨村民的人口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基本数字.大寨档案.卷36，号1.1，1964：58.
注：对于劳动力来说，其总计没有包括辅助劳力。劳动力主要是按年龄划分。全劳力，男18～50岁，女18～45岁；半劳力，男16～17岁和51～60岁，女16～17岁和46～50岁；辅助劳力参照身体状况而定。

图68　拱顶指向上游，以承载更大压力的拱形石坝示意图

图69　从支沟到干沟、主坝与副坝相结合的坝群布设示意图

为了巩固梯田，使之免于雨洪破坏，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手段缓滞水流，包括精心安排的排水系统以及坡地上的各种盘山渠、鱼鳞坑、植被绿化等贮水设施。盘山渠顺应等高线开凿，并通过梯田一侧的引水口与其他一些纵向的引洪渠相连（图70）。引水口的开合由人工控制：在小雨时开启，以灌溉梯田、沉淀泥沙；在大雨时封闭，以免冲毁梯田。另在梁地里开挖上口小、下腹大的旱井，汛期蓄水防洪、天旱点种浇苗（图71）。鱼鳞坑作为临时性的蓄水设施也非常有效，坑内后来种上了核桃树。鉴于植被对水土保持重要性，1957年共植树绿化8亩（0.5公顷）^[16]，并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发展。“大跃进”的“总路线”^[17]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潮，“大地园林化”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8]。由于在河沟地里建造了一些更宽阔的梯田，之前在坡地上建造的一些相对窄小而难于耕作的梯田得以退耕还林，加之一些荒坡绿化，大寨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寻求着耕地面积与林地面积之间的平衡。于是，坡地梯田先后在1959年退耕还林27亩（1.8公顷）、1960年退耕还林26亩（1.7公顷）^[19]。截至1962年，共有80亩（5.3公顷）坡地梯田退耕还林^[20]。

图70　坡地上的梯田与排水系统鸟瞰示意图

图71　地下旱井剖面示意图，旱井雨季收集雨水以供旱季使用

相对于“大炼钢铁”^[21]和“人民公社”^[22]这两项运动，“大地园林化”只是大跃进的一个微小构成。但大寨并没有参与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因为党支书陈永贵特别重视农民与土地的关联，认为农民的基本工作是耕作土地。对他来说，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炼钢，而置历经艰辛而建成的梯田于不顾，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大寨继续实施“十年规划”，组织村民、营造梯田，产量也因之扩增；也正因此，大寨并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全国其他各地所遭遇的饥荒。

《大寨十年发展规划》于1962年完成（图72），之前坡地、梁地、沟地上的4700块小块土地被整合为2900块，梯田此时成为大寨的标志性景观（图73）。但是，由于退耕还林等植树绿化活动，农田的总面积并没有增加（表6）。

图72　大寨地形图，显示了7条河沟的位置以及《大寨十年发展规划》中梯田的营造进程

图73　《大寨十年发展规划》后的大寨（1962年），梯田成为标志性的景观

表61953年和1962年大寨农田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农田基本建设是大寨大队农业稳产高产的基础.大寨档案.卷33，号1.1，1964：80.

2　1963年的转折点

1963年，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却造就了大寨传奇及其国际声名。当年8月，洪水侵袭了这片土地，持续七天七夜的暴雨冲毁了“10年规划”的大部分成果，不仅梯田损毁严重（图74），而且窑洞住宅也大多坍塌破败（图75），场景一片凄凉。而这样的灭顶之灾却成为大寨村民全力重建家园的动力，沉痛的打击使他们意识到除了重建家园，别无选择。基于之前营造梯田的经验，在“先治坡、后治窝”^[23]的口号和坚忍的努力下，农田很快得以恢复，而这种口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生产、建设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及时地重建，当年的农业产量并没有降低，大寨则得以保持其经济基础。

图741963年8月被洪水冲毁的梯田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住宅被认为是次要的问题。于是，白天重建农田，夜间修造住屋。尽管条件艰苦，大寨村民并没有索取外来援助，所需的建设经费来自村民的个人积蓄。他们提出了拒绝外来援助的“三不要”：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保证村民收益的“三不少”：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24]。这些目标体现了对于自力更生精神的秉持，虽然这意味着承受巨大的困苦，但这种执著极大增强了集体的自豪感。

图751963年8月被洪水冲毁的窑洞

虽然陈永贵提出“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的计划^[25]，但恢复土地只用了两年，新房建设在三年内全面完成，这无疑彰显了集体的力量。因此，对巨大洪灾的征服反而凸显了大寨村民顽强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恰好也使他们得以重建新的集体社区。正是这种坚韧不拔、自力更生的精神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于1964年将其树立为一个全国效仿的样板，所谓“大寨精神”也应运而生。

3　大寨精神与大寨重建

在遭遇巨灾的情况下，大寨重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显示了自力更生、集体合作的效能与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交恶的时局下，这些显得更加重要。因此，由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的可观成效以及国际政治格局，毛泽东在1964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在当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总结大寨经验是“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26]。但是，必须明确这些所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大寨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而非其他一些诸如后来极左政治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作为力求实效、发展建设的样板，大寨同时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典型。

大寨通过集体合作，实践自力更生，更有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发出了诸如“站在虎头山，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27]这样众所周知的豪言壮语；也同时认识到：“干革命我们必须依靠自己，而不是他人。国家是我们的，如果我们都依赖国家，国家又能靠谁呢？”^[28]前述村庄重建过程中提出的6个“不”大概正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注解。

出于对“自力更生”的执著，通过自己的双手并艰苦奋斗被认为是消除贫困的必需，而不是依靠掠取他人的成果。展望未来，大寨人说：“我们不仅必须大谈社会主义，而且必需大干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仅仅口头说说社会主义，而不是付诸行动，那么我们并不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29]艰难困苦被一致认为是一件应加以“享受”的事情，一如大寨响亮的口号：“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30]

大寨精神是令人仰慕的，但正是其卓绝的建设成就让大寨如此不凡和举世瞩目。虽然大寨村民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新造的村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即崇高的精神意志可以转化为物质的成就，而意识形态的纯正则具有改变外在世界的力量。

1963年灾后的梯田重建，使次年的农业产量甚至比之前数年都要高^[31]。由于大寨被树立为一个样板，于是梯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高产量或其建成是通过巨大的人力投入，而且成为自力更生的一个象征，并促进集体合作的社会认同。

洪灾所造成的巨大水土流失，进一步加深了大寨村民对于植被蓄水保土功能的认识。他们制定了《植树造林七年规划》，要求每人每年平均栽10株果树、15株木材树^[32]。植树数量因此得以显著增加，村庄面貌随之改变。仅仅1964年就植树2万株、荒山播种300亩（20公顷）。次年春季，共植木材树1万株、果树5千株，荒山播种200亩（13.3公顷）^[33]。

村庄住区的重建整合了村民住宅，容纳了生活、工作、休闲、教育等各种功能，而建造过程使用本土材料与技术也体现了自力更生的精神。新建社区还包括“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34]，进一步表现了集体主义的精神。此外，出于对土地的珍视，陈永贵要求住宅建设不得侵占任何耕地。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住区重建基于后底沟下游北端、被洪水冲毁的原有住地旧址。这同时成为整合原先格局零散的住宅、团结全体村民、营造集体新社区的契机。后底沟端部被填埋、整平，但在其下砌有涵洞以疏导夏季雨洪，涵洞名为胜天洞，表达了重建家园的豪情（图76）。

图76　大寨胜天洞营造过程速写

新建住宅围绕这块填平的场地建设，场地北端形成大寨村的中心广场（图77），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是午餐、晚餐、演戏、开会、分粮等活动的场所^[35]。广场东南角的一棵大柳树被保留下来，它一直是大寨村的标志性景观，更是集体记忆的象征。正是在这里，穷苦人曾因地主的猜疑而被鞭挞致死^[36]。显然，大柳树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在新大寨，这棵“苦人树”更名为“乐人树”，成为政治教育、“忆苦思甜”的场所（图78）。这种政治意味被对称置于广场入口的标语牌所强化，一边是“自力更生”，另一边是“奋发图强”，显示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而这正是进行卓绝的建设所需要秉持的（图79）。

图77　大寨新建住宅平面示意图（约1966年）

图78　见证历史的“乐人树”成为思想教育的课堂

图79　大寨村中心广场入口，左、右分别有政治标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约1966年）

图80　大寨村鸟瞰，梯田式窑洞住宅主要位于中心广场西侧（约1976年）

住宅建筑围绕中心广场，而主要位于西侧，随山势呈阶梯状逐级排列（图80）。按照传统窑洞住宅的样式，住宅入口由砖石料砌成拱形，每个入口对应一间房间，人口较多的大户人家则可能配给若干房间^[37]。厨房与这些砖砌窑洞住宅相对而设，建于下一层窑洞住宅之上。因此在功能安排和实际使用上，每个家庭的功能房间处于同一平面，在厨房与住宅之间则形成通长的室外开放空间，并成为人们日常集体生活的场所。最底层窑洞住宅的厨房，是位于中心广场南侧的一组小砖瓦房（图81）。自来水与厕所作为公共设施，位于通长窑洞住宅的南端和北端，使住宅室外空间成为一个人们在其中频繁来往的、非正式的交流场所，从而强化了集体主义的精神。这种住宅及其外部空间的设计，缺乏空间的精巧划分，其开放性意味着私密性的缺失，使人们无法相互隐藏，这也反映出大众平等的诉求与社区的和谐融洽。

图81　梯田式窑洞住宅纵剖面：窑洞住宅之上是厨房，上一层窑洞住宅与该厨房形成对应的功能房间，并由一条公共通道分隔

村庄北部、主入口通道两侧所砌的窑洞里，安排了各种社区服务设施、手工作坊、学校、杂货店等。村庄南侧有打谷场和篮球场。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村庄建设体现了各种现代发展与本土传统的冲突与对话。例如，更新旧宅的同时，新房采取了传统的单间窑洞形式，却被纳入整齐划一的全新阶梯状规划。此外，大寨人民公社的办公楼设计富有秩序、中轴对称，其入口一如传统宅居也配有对联，保留着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传统阅读习惯。对联内容取自毛泽东1963年所写的《和郭沫若同志》，其形式与文法因袭了传统的诗词文化，但其内容却截然体现出时代精神：右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左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大寨人民公社”六个大字宛然横批。对联外侧墙面上的另一些文字强化了这种革命精神：右书“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左题“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村庄重建所形成的新格局和各种题词标语，清晰地反映了新大寨诞生的基础正是集体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是所谓“大寨精神”的本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核心。

4　“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大寨

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仅两年，即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一年，前来观摩、考察大寨的人数急剧增长（图82）。由于“文化大革命”意图通过阶级斗争建设纯粹的无产阶级社会，因此拥有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对于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大寨不仅仅是一个加以学习的实践范本，而且成为一个方方面面都需要加以学习的、绝对化范本。对于大寨任何方面的正确性与先进性的质疑，都存在意识形态错误的危险。陈永贵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作为大寨村民的代表，他仍然被视为具有全国意义的英雄，后来更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但是，由于大寨经验实际上不可能全方位指导社会主义新建设，“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渐机械化、教条化。“大寨精神”的本质因而多被曲解，人们热心于模仿大寨的物质表象，而缺乏对其精神实质的把握。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大寨成为一个开展阶级斗争、描绘共产主义宏图的工具（图83）。

图82　“农业学大寨”期间参观大寨的人数情况

图83　“农业学大寨”期间、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张宣传画，描绘了作为样板的大寨理想乡村景观。整个村庄井井有条、精美绝伦，包括层层梯田、排排窑洞、山腰成行的树木、引水渠、蓄水池、水稻田等。另有无数的游客前来亲身体验大寨精神及其成就

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学习大寨样板的实践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了对自然的斗争与征服，而不是对于具体地域自然条件的理解，并采取相应适宜的策略。在那些与大寨自然环境条件相似的地方，或许可以取得一些成效^[38]，但是在气候与生态条件截然不同的地域，对大寨样板的盲目模仿时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39]。“人定胜天”的理念扭曲了人们对大寨农田、住房、环境等巨大建设成就的认识，却将其理解为对于自然斗争的绝对胜利。这忽视了大寨重建中尊重本地自然条件而采取的那些因地制宜的营造手段。其实，相较于理解大寨物质成就背后的本土环境运行机制，更重要的是理解造就新大寨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对生存生计的原始诉求，其解决方式源于特定的环境条件和本土社会条件，其实践则有赖于全体村民的通力合作和对于个人利益的克制。这些在大寨取得了特殊的成功，而中国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40]。

在“文化大革命”晚期，“农业学大寨”运动因其所造成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而招致诟病。一些人质疑大寨村民的繁重体力劳动以及寒冬在田间劳作而不得不吃“冰碴饭”所招致的身心困苦和折磨，针锋相对地提出“农业不要学大寨”^[41]，但这主要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畸态的批评。的确，从各种史料、档案来看，大寨村民通过艰苦奋斗、营建家园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是大寨精神的硕果，而不是大寨精神本身”^[42]。(www.chuimin.cn)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大寨的成就是其效仿者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可企及的，因为他们质疑大寨“自力更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认为他们获得了外来援助^[43]。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细致研究确认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真实性^[44]。再者，陈永贵本人曾在1980年辞官后不无感慨地说道：“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一会儿摁到地下。”^[45]临终前，他还告诫说：“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咱陈家从来不是那样的人。”^[46]此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总是混为一谈。因此，那些质疑没有精确的事实作基础，也缺乏超脱于政治舆论的理性分析。

当“农业学大寨”运动丧失其原有意图、在各地造成不同程度的后果之时，大寨自身却努力不断提升村庄建设。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没有卷入全国性狂热的阶级斗争，因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搬山填沟造平原”，其直接目的是扩大耕地的面积，以便通过机械化和水利化来增加农业产量。其做法是削减梁地、填埋沟地。之前的梯田营造强调保留与再利用有着较好肥力的黄土土壤，但是用于建造“平原”的梁地土壤品质较低，这个过程因而掩埋了之前有着较好肥力的梯田，这引起了一些对于新造农田生产能力的疑虑。然而，在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尽管建造“平原”意味着更多的艰辛，却是整个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一些观察家评论道：“在那种观念下，并没有所谓的贫瘠土壤或劣质土壤，这些仅仅是有待改造而已。”^[47]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下，这意味着营造“平原”的身体力行、毫无保留的艰苦劳作，是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48]，正如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9]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人造平原的营造依托革命的热忱，是继续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产物。塑造人造平原的过程调整了田间分划，全然改变了之前所营造的田间景观（图84）。

图84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寨，村民们正肩挑水桶、徒手浇灌“人造平原”

机械化促进了人造平原的建设，同时也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使耕作和收割更为高效。而在大寨引进机械化之前，最费力、费时的工作是石料、泥土和肥料的运输。同样的，可达性的低下意味着这些工作主要依靠人力以及简陋的工具，诸如扁担。直至1970年，适于手推车和马车的道路才得以铺设，但这首先是为了接纳数量众多的访客，而不是为了农田机械化。在这之前，大寨在1967年才建成一条高空索道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这是昔阳县农业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协助安装的。1971年，大寨共建设了5条这样的缆车线路，总长2480米，提高了农田建设材料运输的效率，据称这可以为大寨每年节省1万多个工，同时也减少了铺设道路所占用的农田（图85）^[50]。

图85　始建于1967年，用于运输石料、泥土和肥料的高空索道

随着改造环境、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征服自然的信念也随之增长，1971年进一步在康家岭上开辟的水稻田便是明证（图86）^[51]。在大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水稻田的建设实则反映了1967年建成的支农池（图87）、军民渠（图88）的效益。支农池位于虎头山上，深3.25米、直径29米；军民渠环绕山腰，长达7公里^[52]。这些建设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某些支援，保障了农业灌溉的连续、充足的水源，也成为媒体与访客关注的焦点。虽然水稻田在建成第一年运转良好，但却无法在次年得以维持^[53]。这说明违反自然规律并不总是能获取所期望的成效。为保证农田灌溉，1974年还建成了长120米、高27米、共有9个桥墩的团结沟渡槽，而使200多亩（13.3余公顷）土地受益^[54]。在此，标语、口号再次凸显了革命精神，如渡槽南侧写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新安排山河”（图89）。这种思想意识并不必然导致对于自然的破坏或负面影响，但它清楚地表明人为因素正是造就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861971年在康家岭上开辟的水稻田，彰显着“人定胜天”的力量，但在次年即难以为继

不难看出，“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各种环境问题的一个始作俑者。但是，大寨自身却继续造林植树，保水固土、改善环境，成果可观。例如，截至1979年，虎头山的森林覆盖率达1/3^[55]。大寨绿化建设的过程显示了大寨对于农业生产多样化以及更加宜人的绿色环境的愿景，正如他们所说：“山上松柏常青，山间果树缠腰，景点花木竞秀，道路形如绿带，宅旁绿树成荫。”^[56]

图87　虎头山上的支农池（1967年春）

图88　虎头山腰7公里长的军民渠（1967年冬）

图89　建于1974年的团结沟渡槽，其南侧有标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新安排山河”

但是，大寨的声名并非出于植树绿化。一位美国地理学家评论大寨是“中国最突出的样板”，他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前言中指出，大寨作为一个人造奇迹，正是全中国学习的样板，并对那时人们对大寨的普遍感知做出了精到的表述：

大寨是中国最突出的样板。在其方圆130亩（有误，原文如此）的土地上，这个举世闻名的生产大队建造和经营了770间村舍、2900块农田、众多的窑洞猪圈、商店、小型工厂、道路等等，其大地景观如美玉般精致。其设计没有一处是自然为之，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经由绝对的人工改造与操控。大寨体现了中国大地变迁的宏伟愿景，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它是现在的一个期许。^[57]

20世纪80年代，“学大寨”不再是国家政策的核心，大寨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随着经济的转型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大寨又重现昔日的声名。一些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如艰苦奋斗，需要依托现实的典型以促进新时期的发展，大寨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大寨村民与时俱进，由于产业转型，没有一户人家仅仅务农，而农业收入也只是大寨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一些新建建筑容纳了新的产业，另有新的住宅建设。梯田的经营与耕作强度于是远远不及过去，许多耕地为果园和树林所取代，而如今耕地则只见于河沟地段。虽然大寨不再是一个农业发展的样板，但它仍然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去体验大寨精神。除了层层梯田和粉饰一新的渡槽作为艰苦奋斗成果的历史见证以外，新建的展览馆也珍藏着大寨精神的成就。另有各种纪念小品：一座风景亭建于虎头山腰，周恩来总理曾在此视察大寨；陈永贵的塑像则建于虎头山麓。这些似乎显示了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某种追求。

5　结语

大寨在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个农民领袖的卓绝、有效的领导下，大寨不断寻求农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通过探索与历练，一个落后的村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精神的光辉样板，具体表现为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巨大人力投入和承受艰难困苦的意念。大寨样板体现了思想意识具有征服自然的力量，并为人类造福的信念，但它未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文化大革命”之前，其大地景观的改造基本上顺应了自然过程，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革命精神的彰显没有违背自然的规律。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景观改造中对于土地资源的索取超越了自然的承载力，人造平原和水稻田的建设耗费了过多的工程量。人们出于政治需要，寻求更加可观的成效，却打破了与自然的微妙平衡，这忽视了本土特定环境条件的特点与差异。“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普及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则是由于缺乏对于大寨样板精神实质的深入理解。

虽然新时期的革命精神倡导激进的变革，但是许多民族传统和本土传统得以延续，以实现革新的目标。因此，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蓝图并不能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尽管如此，大寨作为一个农业样板，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甚至大寨式的梯田建设至今仍然是受到认可的耕作手段。大寨样板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困境，即多数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创新实践，实际上是对旧有先例的修正或发展。而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计及其贫困，农业发展成为必需，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则显得愈发重要。显然，如果不了解大寨对于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的身体力行，和对土地的珍爱，就无法正确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大寨样板所蕴涵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及其实践。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在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03-15.

[2]Keith Buchana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Aspect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 from Earliest Times to Mao Tse-tung.London：G.Bell and Sons，Ltd，1970：152-153；昔阳县《大寨地理》编写组.大寨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9-24；The Scientific Research Group of the Tachai Production Brigade.Taichai field–Its reconstruction and its fertility characteristics.Scientia Sinica，Vol.XIX，No.1，1976：8-9；Neville Maxwell.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Oxford：Pergamon，1979：41-42，55.在Keith Buchanan的描述中，梯田被误认为是在1963年之后建造的。Christopher L.Salter则在1977年指出：“虽然Maxwell、Tannebaum等人的文章介绍了一些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大寨景观变迁的情况，但是关于其土地经营和石作技术仍然缺乏研究。这个工作的完成不可能出于对大寨一天或三天的访问，而期待有机会在大寨住上一段时间。”参见：Christopher L.Salter.Ta-chai beyond Ta-chai：some unsuspected lessons for the USA from a Chinese campaign.The China Geographer，No.7，Spring，1977：60-61.他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并未能对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参见：Christopher L.Salter.The Enigma of Ta-chai：Landscapes and Lore.The China Geographer，No.9，Winter，1978：43-62.

[3]Neville Maxwell.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Oxford：Pergamon，1979：51.

[4]王海松，李速.山地防洪与村落形态——山西省大寨村考察.建筑师，1996（72）：64-66.

[5]大寨虎头山最高海拔1166米，最低海拔909米。

[6]孙建轩.大寨打坝淤地经验.大寨档案.卷32，号1.1，1964：6.

[7]这七条沟从东到西，依次为小背峪沟、后底沟、白驼沟、老坟沟、赵背峪沟、狼窝掌沟、麻黄沟，七条沟之间的梁向南延伸，与虎头山北坡相连。

[8]孙建轩.大寨打坝淤地经验.大寨档案.卷32，号1.1，1964：6.

[9]大寨传统粮食作物有谷子、玉米、高粱、小麦等大秋作物及大麦、春麦、豌豆、绿豆、黄豆、黑豆、小豆、豇豆、糜黍、马铃薯等。油料、蔬菜作物有线麻、蓖麻、芝麻以及芥菜、豆角、倭瓜、南瓜、萝卜、茴子白、大葱等。参见：王俊山.大寨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67-68.

[10]昔阳县《大寨地理》编写组.大寨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5.

[11]解放之时，根据人们的经济情况进行阶级划分，诸如私有财产的数量。在大寨，有6种阶级：贫农、下中农、中农、富中农、富农、地主。

[12]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

[13]在1953年《大寨十年发展规划》之初，大寨有7头牛、8只驴、70只羊、19头猪、310只鸡。在1956年开始养骡，1957年开始有马。参见：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基本数字.大寨档案.卷36，号1.1，1964：11.值得注意的是，至1975年，大寨大队共养猪450头，达到了“一人一猪”的指标。参见：王俊山.大寨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88.

[14]详见Qin Huailu.Ninth Heaven to Ninth Hell：The History of a Noble Chinese Experiment.New York：Barricade Books，1995：92；映泉.陈永贵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90；谭成健.大寨——中国名村纪实.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31；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85.

[15]Keith Buchana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Aspect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 from Earliest Times to Mao Tse-tung.London：G.Bell and Sons，Ltd，1970：153；昔阳县《大寨地理》编写组.大寨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22；The Scientific Research Group of the Tachai Production Brigade.Taichai field–Its reconstruction and its fertility characteristics.Scientia Sinica，Vol.XIX，No.1，1976：9；Neville Maxwell.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Oxford：Pergamon，1979：41，55.

[16]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基本数字.大寨档案.卷36，号1.1，1964：28.

[17]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8]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其中发出了“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

[19]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基本数字.大寨档案.卷36，号1.1，1964：28.

[20]农田基本建设是大寨大队农业稳产高产的基础.大寨档案.卷33，号1.1，1964：80.

[21]毛泽东构想在钢产量上7年赶超英国、8到10年赶超美国，相应则有“以钢为纲，全面发展”的政策。

[22]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以构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毛泽东曾说：“人民公社好，一曰大，二曰公。”参见：Tang Zongli，Bing Zuo.Maoism and Chinese Culture.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1996：390.

[23]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38.

[24]陈永贵.永远紧跟毛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寨档案.号1.1，卷75，1969：17；映泉.陈永贵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41；谭成健.大寨——中国名村纪实.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61；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35-140.

[25]映泉.陈永贵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42.

[26]昔阳县大寨展览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编写小组.文物：大寨革命文物特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27]段存章.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69.

[28]Hsin Hua-wen，and Chao Feng-nien.Tachai：Standard Bearer in Chinas Agriculture.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2：9.

[29]Kuo Feng-lien.Persist in Vigorously Criticizing Capitalism and Building Socialism∥Hua Guofeng.Let the Whole Party Mobilize for a Vast Effort to Develop Agriculture and Build Tachai-type Coun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Summing-up Report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from Tachai in Agriculture（October15，1975）.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5：41.

[30]Hua Guofeng.Let the Whole Party Mobilize for a Vast Effort to Develop Agriculture and Build Tachai-type Coun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Summing-up Report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from Tachai in Agriculture（October15，1975）.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5：20-21.

[31]1964年之前，亩产量最高为1962年的774斤/亩（5.81吨/公顷），1964年是809斤/亩（6.1吨/公顷）。1964年的数据即所谓“跨过了长江”，因为在1956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长江以南的亩产量目标是800斤/亩（6吨/公顷）。

[32]王俊山.大寨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90.

[33]昔阳县农林局.总结历史经验，组织林业生产新高潮.大寨档案.卷15，号1.2，1965：18.

[34]毛泽东曾在1958年称赞人民公社的特点和特色是“一大二公”。参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73.

[35]映泉.陈永贵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52.

[36]陈永贵.永远紧跟毛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寨档案.卷75，号1.1，1969：2；Hsin Hua-wen，and Chao Feng-nien.Tachai：Standard Bearer in Chinas Agriculture.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2：14；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96.

[37]Neville Maxwell.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Oxford：Pergamon，1979：51.

[38]Shapiro Judith.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New Y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01.

[39]Shapiro Judith.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New Y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06-107.

[40]参见：Jan Myrdal.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London：Heinemann，1965.

[41]Liang Heng，and Judith Shapiro.In Agriculture，Dont Learn from Dazhai∥Returnt o China：AS urvivor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orts on China Today.London：Chatto　＆Windus，1987：213-226.

[42]Qin Huailu.NinthH eaven to Ninth Hell：The History of a Noble Chinese Experiment.New York：Barricade Books，1995：649.

[43]Simon Leys.Chinese Shadows.Harmondsworth：Penguin，1978：74；Neville Maxwell.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Oxford：Pergamon，1979：42，69；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New Y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98，100，106，237.在这些批评中都提到了人民解放军所提供的援助，这应是指人民解放军所参与的大寨水利工程建设。但是这些援助都是出于人民解放军的自愿，并且是即时性、偶然为之的，这与大寨所秉持的自力更生精神无关。详见：Qin Huailu.Ninth Heaven to Ninth Hell：The History of a Noble Chinese Experiment.New York：Barricade Books，1995：542-545.

[44]Qin Huailu.Ninth Heaven to Ninth Hell：The History of a Noble Chinese Experiment.New York：Barricade Books，1995：539-560.

[45]段存章.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6.

[46]段存章.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7.

[47]Neville Maxwell.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Oxford：Pergamon，1979：78.

[48]参见：Hua Guofeng.Let the Whole Party Mobilize for a Vast Effort to Develop Agriculture and Build Tachai-type Coun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Summing-up Report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from Tachai in Agriculture（October15，1975）.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5：39-40；昔阳县大寨展览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编写小组.文物：大寨革命文物特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16；王俊山.大寨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41.

[49]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11-312.

[50]尚玉立，肖耀章.大寨插上金翅膀.北京：农业出版社，1977：34.

[51]冯东书.记者眼里那个真实的陈永贵.今日名流，1998（4）：32.

[52]昔阳县《大寨地理》编写组.大寨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46.

[53]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196.

[54]昔阳县《大寨地理》编写组.大寨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46.

[55]王俊山.大寨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91.

[56]大寨大队党支部.我们是怎样绿化虎头山的？大寨档案.号1.1，卷102，1973：109；刘慎元.大寨：一部绿色经典.中国绿色时报，2001-08-06.

[57]Christopher L.Salter.The enigma of Tachai：landscapes and lore，The China Geographer，1978（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