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园林绿化愿景：大地园林化

“大地园林化”：新中国的园林绿化愿景（2）

《“绿化祖国”：新中国的园林绿化愿景（1）》一文对“大地园林化”号召及其实践已有所讨论，但主要分析、探讨了相关的植树绿化情况。本文追溯“大地园林化”号召的形成、含义，并讨论风景园林行业在该号召影响下、基于“绿化”营造“园林”的实践，从而分析“大地园林化”号召的时代局限性，和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应有的发展前景。

1　“大地园林化”的提出

图43　特27-林业建设4枚邮票之一——“绿化祖国”

1956年3月，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我国人居环境，毛泽东主席（1893—1976）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在全国推进主要基于乡村大地的植树造林运动——“特27-林业建设”4枚邮票之一便是“绿化祖国”（图43）。两年后，“园林化”的概念随着“大跃进”（1958—1960）热潮应运而生，“绿化祖国”运动实际上成为“园林化”提出的前奏。毛泽东在1958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正式做出了“园林化”的要求：

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种树要种好，要有一定的规格，不是种了就算了，株行距，各种树种搭配要合适，到处像公园，做到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都是颐和园、中山公园。^[1]

于是，“园林化”成为“绿化”（主要指种树）的更高目标，“绿化”成为“园林化”的基础^[2]。值得注意的是，“绿化”是一定程度上受前苏联影响而引入的一个概念，此时对“园林”这一中国传统术语的再运用，反映出中国在“大跃进”中谋求、探索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需要。

图44　毛泽东1958年题词“实行大地园林化”

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后简称《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完整地发出了“大地园林化”的号召：

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3]（图44）

2　“大地园林化”的含义

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背景下，“大地园林化”正是共产主义蓝图的一部分，有着远大的目标和宏伟的眼界。然而，“园林化”以“绿化”为基础的思想使植树造林成为“大干快上”的当务之急，以至于《人民日报》在1959年3月9日、3月27日接连发表的社论和短评中，称“大地园林化”为：

……我国的造林事业的远大的目标，是绿化祖国的最高的标准。^[4]

……就是要在祖国全部国土上，根据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种植各种林木，通过植树造林，逐步地消灭荒山荒地乃至沙漠戈壁，以达到减免自然灾害，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建立起既有利于生产又有益于人们生活的环境。大地园林化的目的，既要改造自然、美化大地，又要大兴山水草木之利，发展生产。因此，对大地园林化的理解，必须具有生产观点，必须认识到大地园林化的生产内容。……为了给辽阔的国土增添锦绣，让江山更加多娇，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饶美丽的大公园，我们应该抓住时机，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不断掀起全民性的造林高潮，向大地园林化的伟大目标前进。^[5]

1959年4月，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主要论述造林绿化的文集——《大地园林化》，对“大地园林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它的规模大小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总的内容应该是以林木为主体组成有色、有香、有花、有果、有山、有水、有丰富生产品而又有美景的大花园。这里所说以林木为主体，是要在以用材林、防护林、特用经济林、果树、薪炭林等等林木组成林园环境的前提下同时进行香化和美化。^[6]

除了上述有关林业发展的论述，风景园林行业的专业人士并没有对“大地园林化”做出更多的阐释。于是，与“绿化祖国”的号召一脉相承，“大地园林化”的号召首先用以推动植树造林运动：第一，它的目标是以植树造林为基础，使祖国大地绿化、美化、香化、彩化，成为美丽的“公园”或“花园”^[7]，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这和上述毛泽东对于“园林化”的要求一脉相承；第二，它重视生产，在植树造林、绿化建设中明确提出了“果化”的要求，有的学者更视生产为“园林化”的中心：“所谓园林化，就是要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必要和可能的城乡土地上，都以生产为中心，结合生活需要，合理而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种草、栽花，并进行其他措施（如经营副业、辟设文化娱乐设施、结合山川名胜增辟水景、修筑假山、亭、榭等）”^[8]——这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强调林木的经济意义后出现的“创新”。

此外，“大地园林化”的概念也从反面加以厘定。1959年2月20日至3月19日，林业部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造林园林化会议上批评了从苏联引进的“居民区绿化”概念的局限性：“园林化的范围应该面向大地，不能局限于几个点线，那些认为只要美化城乡居民点就算实现园林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9]《大地园林化》文集也认为“园林化不光是城乡和居民点的绿化”^[10]，而后者，尽管由于政治、经济条件所限而收效甚微^[11]，正是当时在“普遍绿化，重点提高”口号下、风景园林行业实践和城市园林绿化的重点——其实，在跨入新千年后，城市园林化仍然被认为是大地园林化的重点^[12]——这反映了风景园林行业对“大地园林化”的某些特定的理解以及该指导思想在风景园林行业实践中的局限性，即主要关注城市园林，而此时营造公园、将“生产”纳入城市成为重要的课题，却全然没有体现“大地园林化”对改善国土面貌的高标准的展望。

3　“大地园林化”的行业实践探索（1958—1978）

3.1　公园：园林传统的继承

1959年12月建筑工程部在无锡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会议，认为此前城市园林绿化工作重于普遍植树绿化，对公园工作有所忽视，提出公园绿地的建设也是实现城市园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3]。由于绿化建设的高级目标基于传统园林文化且“园林”概念被理解为“公园”和“花园”，于是以“大地园林化”为契机，继承与发展园林传统成为此时公园设计与建设的显著特征。

（1）山水经营

挖湖堆山的群众运动最初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多为改善环境卫生，解决洪涝水淹；有时也用于养鱼、种果、栽莲，发展生产；同时形成公园的山水空间构图。在“大跃进”期间，它仍然是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例如，1958年广州为疏导街道水患于城西北隅建成流花湖，后辟为流花湖公园。工程就近取土，就低挖湖，就高填方，填挖平衡，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或夹水为堤、或岛上筑洲，山水空间迂回曲折，营造了如芝英、云朵、如意的美妙湖光景色（图45）^[14]。类似的例子还有北京紫竹院公园（1958年扩建）（图46）、上海杨浦公园（1958年兴建）（图47）、南京莫愁湖公园（1958年修复）（图48）、西安兴庆公园（1958年兴建）（图10）、广州荔湾湖公园（1958年兴建）（图49）等。

图45　广州流花湖公园平面图

图46　北京紫竹院公园平面图

图47　上海杨浦公园平面图

图48　南京莫愁湖公园平面图

图49　广州荔湾湖公园平面图

（2）景区设置

我国无论北方皇家园林还是江南私家园林，一贯都有“辟景区、点景题”的做法。例如承德避暑山庄，总的分为宫、湖、原、山四区，康熙、乾隆又先后题设“三十六景”；杭州则有“西湖十景”。新园林发展了传统园林借景寄情、依景构园，景以园兴、园以景胜的传统，公园一般都开始设置景区，如上述各公园，多采取景区与功能分区相结合的处理手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建设的桂林七星公园结合当地山水风景和历史文化特点，是我国第一个完全由景区构成的现代公园（图50）。

图50　桂林七星公园平面图

（3）意境蕴含

与传统园林运用楹联、匾额、碑刻、景题等文字方式表达、深化意境内涵相仿，新园林也运用了取乎文字以表情达意的手法。但不同于传统诗文富于暗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内向特质，这一时期城市公园的命名或景题大都意义明晰，而面向普通民众——传统的侧重静思体验的园林意境此刻为新时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情怀所取代。例如北京青年湖公园（1958年兴建）、红领巾公园（1958年兴建）的园名体现了挖湖清淤、植树绿化等造园过程中青少年身体力行、勇当先锋的纪念、教育意义；类似地，团结湖公园（1958年兴建）的建设由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军队官兵参加义务劳动，将窑坑、苇塘疏浚形成环形人工湖泊，园名取军民团结奋战之意，是群众运动、拥军爱民的时代特征；人定湖公园（1958年兴建）则显示了当时“人定胜天”的思想、彰显了改造大自然的英雄气概。又如上海长风公园（1958年开放）的园名取自《宋书·宗悫传》“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句^[15]——假传统诗文之形传新革命情怀之神，表达了特定时期的文化取向与趣味。

“大跃进”失败后，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8字方针的经济调整（1961—1965）期间，由于经济困难，公园的建设事业举步维艰，而随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其跌至谷底。

3.2　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变公园的消费性为生产性”

1958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会议首次提出“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口号。同年8月，毛泽东发出“大地园林化”号召、提出了“果化”的要求，客观上推动了“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实践。

由于在“大跃进”中普遍寻求生产高标准，此时绿化植树和营造木材林被视为“消极的生产”^[16]。为发展“积极的生产”，还要在绿地中种植果树、利用水面养鱼等，甚至还提出在园林绿化工作中贯彻“农业八字宪法”^[17]，大搞生产。在北京，1958年春季首先在中山公园内坛建成3片果园，共600多株苹果和桃树；随后，天坛内坛和外坛的几片快长树林被置换为1万多株果树，成为封闭式的果园。至1960年，北京市45处公园绿地和道旁绿带共植果树15万株。此外，在圆明园、地坛、玉渊潭等处还密植了100多万株果苗^[18]。又如上海曹杨公园在1958年7月即被改为葡萄园，停止对外开放，次年才得以恢复原貌。

但是果树生产收益较慢，必须扩大规模。受“大跃进”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情绪所左右，北京市园林局于1960年制定了《发展生产八年规划（1960—1967）》（草案），进一步提出增加果树品种和数量、种植经济植物（如芍药、百合、薄荷等）、发展畜牧生产（如猪、羊、鸡、蜂、鹿等），“变公园的消费性为生产性”^[19]。至1960年年底，北京市各公园的生猪由年初的354头发展到1049头，鸡从年初的729只发展到7100余只^[20]。在广州，除园湖养鱼、广种果树外，还栽植了竹、茶、葵等经济作物。

显然，这些生产内容侵占了园林用地，损害了城市公园绿地休憩、游乐、观赏的基本功能，与公园的本质属性背道而驰。虽然1959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会议明确指出“城市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应该在不妨碍卫生要求、文化休息和城市美化等主要功能的条件下进行，既然是结合生产，就不完全是为了生产，还要供人们观赏”^[21]，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业为基础，大办粮食”等口号下，又改头换面，不得不成为一个无奈而必需的手段，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正如万里在1961年8月指出，眼下的紧急形势是“粮食少不够吃”^[22]。

1961年实施的“八字方针”挽救了国民经济，却使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在1962年9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在1964年与汪东兴的谈话中提到：“今后庭园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23]“园林绿化结合生产”于是在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彰显无产阶级政治的一种手段，使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再度严重受挫^[24]。值得一提的是，“大地园林化”这一口号在20世纪60、70年代，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消失，但随着园林绿化事业走入低谷，该口号主要用于植树造林、林业建设领域，并强调林木生产^[25][26]。

被政治化和片面化的“园林绿化结合生产”政策使园林绿化建设主次颠倒，副作用显而易见，其实践和结果如今令人啼笑皆非。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大跃进”期间，在消灭“三大差别”的理念下，“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其实是某种“城市乡村化”的努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园林绿化结合生产”沦为实施极左政治的工具，而“大地园林化”仅作为林业建设、林木生产的一个口号而存在，都与风景园林行业实践无关。因此，“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在政策上的偏差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然，新中国的园林绿化事业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6年10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建设局召开全国城市公园工作会议，正式否定了“园林绿化结合生产”作为园林绿化工作的指导方针，被业界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4　“大地园林化”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大地园林化”是作为一个行政号召和社会理想而实施的。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对行业实践范畴理解的局限等原因，风景园林行业在“实行大地园林化”的过程中为“城市园林化”（公园和居民区绿化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同时步入了“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歧途，其规划设计实践并没有真正面向“大地”。其实，在理论上，“大地园林化”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先天不足，以致引发多年来的理解歧义和学术争鸣。

首先，“大地园林化”并不是作为一个严谨的范畴、经过科学论证、由学术界提出的，而是在“大跃进”热潮中出于服务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以领导人讲话的方式发布的。它有着对改善人居环境的美好期许，却缺乏对其建设规律的理性分析和有效的实现途径，“三三制”过于简单，也过于理想化。尽管随后有人利用《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舆论工具进行反复地解释，却实为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浅薄理解，缺少真正有深厚科学基础的论证和把握伟大前景的高瞻远瞩，它不能带来学界对于“园林”概念的实质性更新，反而给行业实践以误导。

其次，“大地园林化”作为一个术语，其原始定义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查“大地”意为“整个地面”^[27]；所谓“化”，其内涵是空间上的“普遍化”、时间上的“全程化”、形式上的“一般化”、程度上的“彻底化”，一言以蔽之，“‘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28]。“大地园林化”的目标是全民动员，让所有国土范围内，即宅边院内、街头巷尾、田间道旁、荒山野岭，都带上“园林”的性质，整个国家整体变成一个大“园林”。然而，妄言整个“大地”并无可能^[29]，而《决议》也仅号召“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30]。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内在的逻辑缺陷，难免有人片面地认为“大地园林”属于城市之外的范畴^[31]，直至20世纪末还有学者呼吁“农村园林化”应与“城市园林化”等量齐观^[32]。而“园林”又代表什么呢？这正是新中国成立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要害所在，例如陈植先生（1899—1989）认为将“园林”理解为“公园”、“花园”是“谬种流传”^[33]，并始终呼吁为“造园”与“园林”正名，称“园林”仅为庭园古名，是诸多造园类型之一种^[34]。(www.chuimin.cn)

第三，“大地园林化”如果作为一种文化，它对于我国悠久的“园林”传统，貌似继承，实则片面理解，甚至曲解了“园林”的含义：它最初被视为“绿化祖国”——有关林业建设——的最高标准，使“园林”时常仅与“种树”联系在一起，直至世纪之交，一些人仍然认为园林不过是在城里或园子里种树而已^[35]，将“园林”望文生义地肢解为“园＋林”；而对林木经济意义的强调，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产，后生活”的意识形态导向，最终导致在对“园林化”的理解与实践中节外生枝，分蘖、助长了“园林绿化结合生产”（木材生产、果树生产、水产养殖等）的野蔓。

第四，对“园林”这一传统语汇理解的偏差，实际上削弱了“大地园林化”除植树绿化以外的、有关造园的丰富内容，也局限了“大地园林化”关于社会发展、环境建设、生态改善等问题的眼界。在消灭“三大差别”的理念下，“大地园林化”构想“三三制”整合城乡生产和生活，是消灭城乡差别、城乡“两条腿走路”的体现之一。这种城乡结合的思想与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30—1928）于1898年提出的“田园城市”模式异曲同工。根据“三三制”的思想，若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大地田园化”（此“大地”为整个大地）的方向引导和规范实施，想必能避免文字字面理解上的偏差，而形成可观的形势和成果。然而，在“大地园林化”这一口号中，“园林”在地域范围上的局限性、“大地”在地域范围上的广泛性，加之“绿化祖国”的整体国土视野与《决议》中“大地园林化”对农村1/3土地的规定，恰恰导致了“大地园林化”文字字面上的逻辑混乱与理解分歧，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也许，“大地园林化”的口号运用“园林”一词，一是由于它是人们熟悉的传统语汇，二是出于推动“植树造林”运动之便——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对“园林”这一词汇理解的时代局限。

5　“大地园林化”新解

改革开放后，“大地园林化”这一口号几乎销声匿迹了——山重水复疑无路，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大气磅礴的构想，似乎跟随历史的脚步成为过去。柳暗花明又一村——20世纪初叶，陈植等先生引入了西方“Landscape Architecture”（LA）概念，虽然没有带来中国“园林”观念的革命，却为我们埋下了“大地园林化”理念更新与拓展的伏笔。西方LA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启国门后被再次引入。孙筱祥先生于1983年3月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大地规划教育学术会议（The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Landscape Planning），会议认为“Landscape Planning”主要涉及“土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经营管理、农业地区的发展与变迁、大地生态、城镇和大都会的景观”^[36]。他据此建议将LA（一般包括Landscape Design，Landscape Planning，Landscape Management）全译为“大地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学”。汪菊渊先生（1913—1996）则认为我国园林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扩大和深化，包括传统园林学、城市绿化和大地景物规划3个层次^[37]。新千年之始，关于LA的中文名称是“风景园林”还是“景观设计”的大讨论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界对于LA的进一步了解和新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园林”应有的“综合性”内涵^[38][39]。

另外，创造LA这一词组的奥姆斯特德（1822—1903）对于用LA作为行业的名称并不十分满意，而解释LA是关于“林木的艺术（sylvan art）”^[40]。在这一点上，“大地园林化”与LA也有契合之处，也更可理解“大地园林化”这一特定词组中的“大地”并非指代整个地表，实际上风景园林行业的实践范畴也不可能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正如“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一词组中的“Landscape”并非指代整个地表的“大地风景”，而是能够加以营造（architecture）的那一部分“大地风景”。相反，倘若将“大地园林化”中的“大地”理解为整个地表，而要将其全部“化”成以人工营造为主的“园林”，实为整个大地自然生态系统的灾难！这不仅再次说明“大地园林化”这一词组的缺陷，也提示了应如何正确对其加以理解。而以重新认识“园林”的涵义为基础，可在新时期再发现“大地园林化”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钱学森先生（1911—2009）即在1992年提出了“发扬光大祖国传统园林，把一个现代化城市建成一大座园林”^[41]的思路，陈俊愉先生更在2002年明确呼吁重提“大地园林化”^[42]。

在此背景下可以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大地园林化”思想。第一，在“绿化”的内容上，它既超越了传统园林的樊篱，又不限于“植树造林”，并强调植物造景，而如今的园林绿化实践早已突破了园林的围墙，以整个市域为对象，按园林规划设计的手法在市域范围内营造绿色空间；第二，在“园林化”的范围上，它不仅指“城市”或“城市公园”，也包括乡村，“荒山荒地乃至沙漠戈壁”，时下绿地系统规划正是将市郊一体化，营建“大园林”；第三，在运作主体方面，“大地园林化”并非只是风景园林行业的专事，而寄希望于全民运动，自愿种植、自觉维护。可以看出，“大地园林化”的精神内涵与西方LA概念的现代发展有共通之处。LA概念的再次引入，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在风景园林领域的又一次交锋，或可成为“大地园林化”发展为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思想的契机^[43]。此外，“大地园林化”的初衷以改善环境、消灭城乡差别，并创造可观、可感、可游的整体生活境域为目标，也与当今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健全、社会公平、精神愉悦等目标不谋而合^[44]。

概言之，“大地园林化”有着宏伟的视野，它与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不同，是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实际发展意义的目标，同时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基于与国际LA的交流对话和对“园林”概念的综合把握，通过对“大地园林化”涵义的正确理解和稳步、慎重的实践，其思想在行业实践与学科发展中应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注释】

[1]毛泽东.要使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http://www.forestry.gov.cn/ZhuantiAction.do？dispatch＝content＆id＝266164＆name＝ly60，1958-08.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2]陈俊愉.从绿化到园林化.人民日报，1958-11-18.

[3]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195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1958-12-19.

[4]加快绿化速度，提高造林质量.人民日报，1959-03-09.

[5]向大地园林化前进.人民日报，1959-03-27.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6]中国林业出版社.大地园林化（第一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1.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7]这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于“园林”这一词汇的基本理解——公园和花园（park and garden）。参见：陈俊愉.从绿化到园林化.人民日报，1958-11-18；又如汪菊渊先生（1913—1996）的观点，参见：汪菊渊.园林∥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515.

[8]陈俊愉.从绿化到园林化.人民日报，1958-11-18.

[9]提高造林质量，加快绿化速度，林业部召开造林园林化会议布置今年工作.人民日报，1959-03-27.

[10]中国林业出版社.大地园林化（第一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11.

[11]赵纪军.新中国园林政策与建设60年回眸（三）——绿化祖国.风景园林，2009（3）：91-95.

[12]陈俊愉.重提大地园林化和城市园林化——在《城市大园林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园林，2002（3）：3-6.

[13]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27.

[14]金泽光，郑祖良，何光濂.广州三个人工湖.建筑学报，1959（8）：39-40；45-46.

[15]乘风破浪.人民日报，1958-01-01.

[16]刘仲华.反右倾，鼓干劲，多快好省绿化首都∥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园林工作经验汇编（1949—1959）.北京：北京市园林局，1960：2.

[17]“农业八字宪法”即农业的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18]北京市园林局.当代北京园林发展史.北京：北京市园林局，1987：224.

[19]北京市园林局园林建设史编委会.北京园林大事记：上册（1949—1965）.北京：北京市园林局，1984：71.

[20]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工作年报（1960）.北京：北京市园林局，1961：3.

[21]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25.

[22]陶然亭公园志编纂委员会.陶然亭公园志.北京：北京林业出版社，1999：31.

[23]毛主席关于园林绿化工作的指示.园林革命，1967（特刊）：15.

[24]赵纪军.新中国园林政策与建设60年回眸（四）——园林革命.风景园林，2009（5）：75-79.

[25]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谈园林绿化问题.园林革命，1968（5）：1-2.

[26]《吉林日报》评论员.大家都来植树造林∥农林部林业局.绿化祖国（第五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73：55-57.

[2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622.

[28]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0-846.

[29]即使《决议》也只要求做到在尚不是全部国土的、乡村大地的三分之一左右“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

[30]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195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1958-12-19.

[31]程世抚.城市建筑艺术布局与园林化问题.建筑学报，1960（6）：26-28.

[32]周武忠，黄满忠，金飚，等.农村园林化探索.中国园林，1998（5）：6-9.

[33]陈植.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261.

[34]陈植.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233.

[35]王绍增.必也正名乎——再论LA的中译名问题.中国园林，1999（6）：49-51.

[36]孙筱祥.风景园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从造园术、造园艺术、风景造园——到风景园林、地球表层规划.中国园林，2002（4）：7-12.

[37]汪菊渊.园林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9-13.

[38]对“《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导读”一文的审稿意见.中国园林，2004（5）：9-13.

[39]对“还土地和景观以完整的意义：再论‘景观设计学’之于‘风景园林’”一文的审稿意见.中国园林，2004（7）：41-44.

[40]关于LA的新名称，奥姆斯特德说：“I am all the time bothered with the miserable nomenclatur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Landscape is not a good word.Architecture is not；the combination is not.Gardening is worse…The art is not gardening，nor is it architecture.What I am doing here in Cala.［sic］especially is neither.It is the sylvan art，fine art in distinction from agriculture，or sylvan useful art［i.e.forestry］.”参见：Ralph Whitlock.Landscape in History.Hove：Wayland，1984：503.

[41]钱学森.关于山水城市给吴翼的信（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鲍世行，顾孟潮.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72.

[42]陈俊愉.重提大地园林化和城市园林化——在《城市大园林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园林，2002（3）：3-6.

[43]汪菊渊.大地园林化和园林（化）城市∥鲍世行，顾孟潮.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361-363.

[44]John F.Benson，Maggie H.Roe.Landscape and Sustainability.London：E.＆F.N.Spon，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