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园林：探析新中国园林理念

“中而新”：新中国园林营造理念及其反思

1　解读“中而新”

“中而新”这一短语，是1958年建设国庆“十大工程”之际由梁思成先生（1901—1972）提出的。他曾解释：“所谓‘新’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1]”而关于“新”，梁思成先生还通过对照西方的“现代建筑”，认为代表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欧美‘先进’的‘现代建筑’的‘新风格’，更证明新材料、新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们要求建筑要表现‘钢铁时代的精神’、‘塑料时代的精神’。他们要‘新’，要表现‘新时代’，因此必须充分地‘坦率’地显示新材料、新结构。这才是‘新’，才是符合我们的时代的精神的”，“我们说时代精神是时代的人的精神，社会的精神。”^[2]因此，梁思成先生所说的“新”，还包含“革新”、“新时代”、“新风格”、“新精神”等内涵^[3]。总之，“中”是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基因遗传，“新”是无限而有序的现代发展^[4]；“中而新”是要在设计中既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又表达新时代的精神，本质上反映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互动或融合的关系。

然而，“中而新”的概念并不新鲜，继承传统，同时力求反映时代精神的发展理念，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主张。而在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中而新”不仅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建筑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园林学界亦然。建筑与园林规划设计中，“形似”与“神似”的讨论、对“民族形式”的探索都属于这一范畴。“中而新”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对于新时期设计理念和思想的一种概括，先后为多种政治与文化政策所推动，各种建筑与园林规划设计成果体现了新时期对于文化传统和现代求新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

本书以“中而新”的思想理念为基本框架，关注与考察“中”（传统）与“新”（现代）在新时期园林设计实践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以期深化对新中国园林营造理念与实践的认识。

2　20世纪50—70年代的政策与实践

2.1　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最初是作为一个建筑领域的行业政策，在1955年2月建设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报告中被完整地提出，其影响及至新园林的营造实践。其中，“适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短时间内整治城市环境、解决国计民生等要求下，现代性的功能考量；“经济”是“百废待兴”时局下，现代性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美观”与艺术性相关，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两相对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只能源自自己的民族传统，典型的例子是梁思成先生（1901—1972）的两张建筑想象图^[5]，但却容易使之与旧时帝王将相的楼堂馆所的奢华、铺张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美观”成为等而下之的考量，这也是梁思成使用“大屋顶”以体现“民族形式”或文化传统的思想于1955年受到批判的根本原因。

“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1952年7月中财委总建筑处召开第一次全国建筑工程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建筑工程的发展方针，其中即包括“适用、安全、经济的原则，并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下，适当照顾外形的美观，克服单求形式美观的错误的观点^[7]”等等。在此可以看到，推敲措辞以界定“美观”，前后历经近3年，而颇费周折。如果说“适用”、“经济”与现代性相关，“美观”与传统性相关，那么在建国初期，所谓“中而新”，着重在现代性诉求下的“新”，“中”所代表的“传统”是个相对敏感，而又无暇顾及的内容^[8]，传统文化价值的损失则是时局所限。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园林绿化建设中，以较少的经济投入，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同时由于追求发展速度和工作效率，所造成的简单、粗糙的设计和对艺术传统的忽略并不少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陶然亭公园的游人叹道：“逛公园好像遛马路，一马平川的大道两排树”，另有对积水潭净业湖疏浚工程的议论：“你看湖里好像游泳池，四下泊岸砌笔直。”^[9]针对这种简单的园林建设，有的学者评论道：“想起从前，起造园林，修建亭榭，引人入胜，端在曲径通幽，花木扶疏，忌的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至于开筑陂塘，掘引细流，是讲究小桥流水，曲曲弯弯。人们徜徉其间，喜的是水清沙浅，游鱼可数。而不是大块湖塘，一片汪洋，那样就不可爱了；有时侧足堤旁，常恐失足溺水，望而生畏了。……既然是中国人的公园，就该处处发挥中国建筑风格。既然是中国的风景区，就该般般标志出民族美术上的特色。”^[10]可见，在新园林建设中，无论是对人民大众的游赏品味的满足，还是学界人士对于园林文化发展的关注，继承传统、寓“新”于“中”都至关重要，而“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则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政策。

2.2　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是1925年斯大林（1879—1953）对前苏联文学艺术创作提出的方针，用以反对被视为腐朽、没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主义、立体主义、印象主义等思潮。斯大林在1932年10月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作为对“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补充。这些思想在50年代初“一边倒”学习前苏联时传入中国。

“社会主义内容”包括一系列的政治意识形态，诸如党性、社会主义精神风貌、大众精神风貌、先进性等，本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和传统则是“民族形式”的源头活水^[11]。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正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人民当中，依照语言、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的全人类的文化。”^[12]

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斯大林解释道：“艺术家必须首先真实地表现生活。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如果他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13]于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其实和上述“社会主义内容”是一致的，即新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或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

因此，通俗地说，“社会主义内容”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族形式”属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后者看得见、摸得着，前者却颇令人费解，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实际建设活动中存在如何具体表达的问题。在建筑学领域，有的学者认为其实质是落实到后者，即“民族形式”，寻求古典主义^[14]，另有些学者则否定看似暧昧、含糊的“社会主义内容”的存在^[15]。

无论争议如何，“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一理论显然契合了在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对于“中而新”的追求，即既要延续民族传统文化，又要表现新时期的社会新风貌：“民族形式”可以理解为“中”；“社会主义内容”大致对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即“新”——根据上述对“社会主义内容”的定义——主要指新的时代精神、生活面貌。反映在园林设计上，前者与传统造园风格或形式相关（尽管某种固定、确定的中国传统园林风格近来已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6]，但当时这种对于“传统造园风格”的探索，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学术研究和园林认知的局限性）；后者则是各种体现新精神、新生活的造园形式或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造园风格与群众运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除垃圾、疏浚河道、消灭“四害”，从而进行环境整治、保障公共健康。这其中，时常涉及蚊蝇孳生的低洼地的土方挖填，而形成类似传统造园的挖湖堆山工程。如陶然亭公园在1952年即由卫生工程局组织民工，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挖湖堆山，并形成基本的山水格局，并在随后的具体设计中确定要“布置成以山水风景为主的休息公园”^[17]。因此，其挖湖堆山的成果基本上是山环水抱的“民族形式”（图2，图3），其过程体现了人民大众合力建设自己家园的新气象，同时人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产生心理认同与新的归属感，是为新的“精神内容”（图4）。新的造园主体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新的园林营造“过程”，这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也是如此^[18]。因此，“民族形式”的塑造经由“新”的设计与建设过程，即设计过程中的群策群力以及具体实施中的大众参与。在此，将园林营造理解为一种生长、演变的过程，而非静态的实物产品，有助于我们理解园林实体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联。

图2　北京陶然亭公园平面图（20世纪50年代）

图3　陶然亭公园规划方案之一（由北向南）

图4　陶然亭公园初创时期的挖湖堆山工程

（2）传统造园风格与功能分区

在新园林建设中，传统造园风格常与功能分区相结合。对于园林使用功能的考量以及相应的分区设计方法在近代时期，因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已经出现在近代的造园活动中。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功能的关注和功能分区的做法，进一步受到前苏联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的影响。应当看到，“功能分区”并不属于中国传统园林营造的手法，传统造园特别关注的是风景品质、意境阐发，即：“器”之物质功用并非关键，“道”之精神愉悦是其核心。因此，对于中国的新园林营造，“功能分区”可算“新”事物。

前苏联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由莫斯科高尔基公园的建设经验总结而来。该理论所定义的功能分区有5个：文化教育机构和歌舞影剧院区（或文化教育及公共设施区）、体育活动和节目表演区（或体育运动设施区）、儿童活动区、静息区、杂物用地（或经营管理设施区）。每个分区有着相对固定的用地配额，对道路、广场、建筑、绿化的占地比例也有详细规定^[19]。

前苏联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为中国现代公园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方便、快捷、理性的分析、操作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了广泛运用。上述北京陶然亭公园即为典例之一。公园安排了4个功能分区，即东北侧成人游戏区、西侧儿童活动区、中部文娱活动区以及西南角安静休息区^[20]。分区布局根据场地条件，同时结合周边的城市环境：前三个分区临近繁华的市区，方便游人活动，安静休息区倚南城墙，环境僻静，位置绝佳。这些功能分区与公园初创之时挖湖堆山所形成的山水格局并存，前者满足新时期文化休息的活动需要，后者再现了传统的造园风格。可以看到，借鉴前苏联文化休息公园设计理论而设置的功能分区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其“教科书”的规定，“新”的分区设计思想和手段更加重要，它提供了一个纳入“中”——传统造园要素的设计框架。

（3）园林命名手段与命名内容

新园林也蕴含了新的“文化内容”。中国传统园林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诗情画意写入园林”，而表情达意的主要手段是匾题和对联的运用^[21]。新园林也发展了这种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园名牌匾在“内容”上，出现了人民公园、解放公园、胜利公园、劳动公园、八一公园、列宁公园、鲁迅公园、大众公园、青年公园、文化公园等表现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与时代精神的命名。因此，其传统的命名手段与命名所蕴含的新内容成为“中而新”在园林营造中的一种阐释，两者共同促进了新时期的园林体验。

另外，园林命名在表现“形式”上，多依托传统书法，而有的又出自革命领袖之手，蕴含着新的文化精神，如陈毅（1901—1972）于1950年为上海人民公园所作的题词（图5）、毛泽东（1893—1976）于1956年为天津人民公园所作的题词都仍见于今日公园入口（图6），可谓亦“中”亦“新”。

尽管“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方针影响，并有效地促进了新时期的园林营造，但它在建筑设计领域导致了“复古主义”，致使建设成本增加，而被视为资源浪费，最终在前苏联1954年11月召开的“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上遭到批判。该创作理论在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遭遇如出一辙。由于毛泽东“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2]的号召以及“全面开展节约运动”的政治环境^[23]，也急速下马。但对“中而新”的设计却有持续的追求。

图5　上海人民公园入口

图6　天津人民公园入口

2.3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学术和艺术创作自由。毛泽东在同年8 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实际上延续了“中而新”的精神。

图7　由南海东岸迁入陶然亭公园的云绘楼、清音阁成为公园的中心景致

对于“古为今用”而言，“古”是“中”、“传统”，“今”是“新”、“现代”。在新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或缺，从上述对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简单、粗糙的设计的批评可见一斑。此外，“古为今用”也用于指导园林的保护与更新^[24]。同期有对传统园林建筑的迁建保护：为改造中南海，将云绘楼、清音阁迁建于陶然亭公园的中心岛上，成为公园的中心景致（图7）；为拓宽长安街，将长安街上的两座牌坊迁建于直通公园北门的主要园路上，丰富了公园的空间体验（图8）。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方针重在薄古厚今、薄外厚中^[2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而新”的理论框架下，“洋为中用”这一理念似乎暗示着“洋”对于“中”来说是“新”的。时至今日，“洋”优于、新于“中”的观念也不少见，这反映了近现代时期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强势，是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的遗产。例如在1975年设计、建造紫竹院公园南大门前牌坊时，“为表现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的气魄，牌坊未用传统木结构开间的横向比例，而借鉴西洋古典石构列柱的间架”^[26]。虽然“洋”与“中”的关系值得审慎考量，但这同时说明所谓“新”，一方面源于对本土传统在新时期的再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推动。

图8　由长安街迁入陶然亭公园的牌坊

2.4　两条腿走路

“双百方针”历时一年即不幸夭折，但是它所鼓励的“中”、“新”结合的思想，随着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提出，仍得以延续。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原是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工业方面集中领导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这里包含了一系列两相对立的概念，可以看出，前者关于城市的发展，后者关乎乡村的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本质上是力图缩小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平等、谋求大众福利。

对于园林绿化建设来说，它暗示了“中而新”的发展模式。因为乡村可以代表“中”——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胜利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色的；而城市可以代表“新”，从上述方针的内容中提到在城市里发展“洋法生产”即可见一斑；城市也是各种政府部门、行业机构的所在地，相应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是“新”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苏联以及一些西方经验的影响。然而，乡村也可以代表“新”——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策略，农村常被视为激进、革新力量的所在。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7月领导农村合作化时所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27]相应的，城市可以代表“中”，被视为传统、保守力量的所在，因此，才有新中国成立之初变传统的“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号召。尽管上述城市与乡村的角色转换看似矛盾，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清晰地体现了平衡“中”与“新”的愿望。另外，20世纪50年代末期，早年全面学习前苏联所呈现的种种弊端以及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道扬镳，使中国转而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在给“中而新”提供继续发展土壤的同时，更强调了“中”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传统与现实情境。有趣的是，在“大跃进”高潮推动下，“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些不久前遭到批判的创作理论得以重申^[28]，尽管它们原本是苏联的舶来品。或可以说，这些前苏联的理论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也许不适于“建筑”，但仍适于“园林”。因此在园林营造的表现形式上，与“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相仿，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山水经营与功能分区

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的新公园，发动群众挖湖堆山继续成为初创建设的主要手段，但此时的建设，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更多地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上海长风公园由园林管理处柳绿华负责总体规划，施工由公园筹建组组织，其挖湖堆山工程由党政领导干部带头，自1958年7月始，每天发动上千干部、学生、工人、家庭妇女参加建园义务劳动，先后共有27万人次参加，将原占地只有69亩（4.6公顷）的西老河扩大为214亩（14.3公顷）的大湖^[29]，挖出的土方形成湖中三个山岛，颇具“一池三山”的传统形制，分割而成的水系既有高岗平湖之壮阔，又有溪河港汊之幽邃，再现了传统的“纳千顷之汪洋，浚一派之长源”的理水手法（图9）^[30]。同时，长风公园也具备一系列的文化休息功能，相应的场地环湖布置，在整体公园空间构图上处于从属地位。类似的，西安兴庆公园1958年3月正式动工，建设中突出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并发动17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挖运土方39.5万方^[31]，山水空间格局占据公园的中心，功能分区环绕其分布（图10）。同时期的园林建设，如广州流花湖公园等也是如此。在此，可以看到在“大跃进”追求自身发展道路的背景下，传统的继承似乎比现代的发展更加紧要，这反映出“中而新”的内涵在不同政策导向下的微妙变化。

图9　上海长风公园平面图

图10　西安兴庆公园平面图

（2）景区设置与大众生活

对于山水空间格局的经营显然体现了重视诗情画意和自然风景的造园传统。因此，在有的公园规划中摸索主要设置景区的设计方法，而不是一味遵循早年学习前苏联而引进的单一的功能分区的设计方法。最典型的，如20世纪50年代末建设的桂林七星公园，因景设区，因地制宜，自然天成，景区同时容纳新时期的大众生活，而不为具体功能设置所规限（图11）。应该说，新公园的营造必然为新生活服务，而纳入新的“生活内容”，公园营造的手法则需要根据具体的场地条件加以考量。于是，“景区设置”成为主动探索公园营造途径的尝试，“中”之于“中而新”的重要性因之凸显出来，这和上述“山水经营”重于“功能分区”所体现的设计理念是一致的。

图11　桂林七星公园平面图

然而这种在大众公园营造中重视自然风景的设计思想，在1953年设计、1955年基本建成的杭州花港观鱼公园中已经得到体现，而该公园正是考虑杭州的风景特色和地方文化，特意没有按照前苏联理论而设计的作品^[32]。公园设计尊重原有的地形地貌，自然形成各具风景特色的分区：北部平坦的坟地辟为大草坪，成为青少年活动的场所，与视界开阔的西里湖相连；南面一片荒芜的荷塘辟为金鱼园，四周以土丘和常绿密闭林带围合，形成自成一体的观鱼场所，与空间相对封闭的小南湖相映成趣；西端部分零星的水稻田，挖深沟通成为一条自然曲折的河港，连接小南湖和西里湖，同时两岸栽植花木，呼应了与“花港”的历史渊源；东北面的花港观鱼古迹、东南面的蒋庄、西北面的杂木密林基本保存原状。此外，公园以植物材料为主造园，全园树木覆盖面积达80％，并根据游憩功能、风景品质需要组织旷奥空间，不像传统园林通过相当比重的建筑物形成空间的序列与组织，却再现了“开合收放，层层叠叠”的传统园林空间构图^[33]，成为一时最好的公园之一（图12，图13）。1957年先后在前苏联和英国首届国际公园管理大会上展出。这种主要运用植物材料进行园林规划设计、发展民族传统的方法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城市公园工作会议上得到肯定和提倡，可以说是“中而新”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www.chuimin.cn)

图12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平面图

图13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设计鸟瞰图

（3）意境蕴含与时代精神

对诗文意境的强调也一如既往，不过传统的侧重静思体验的园林意境此刻为新时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情怀所取代。上海长风公园的园名取自《宋书·宗悫传》“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句，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34]。又取毛泽东《送瘟神》诗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句，将挖湖堆山工程形成的人工湖命名为“银锄湖”，土山命名为“铁臂山”。类似的例子还有1959年为纪念毛泽东1925年作《沁园春·长沙》一词而建设的长沙橘子洲公园，园名即直接取自词首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另外还有青年湖公园、红领巾公园、团结湖公园、人定湖公园等等，均以传统的命名途径表达了新的命名内容，即以传统的阐发意境的手段表现了新时期的时代精神。

2.5　设计革命

“大跃进”历时三年，其浮躁与急于求成导致事与愿违，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继之以“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园林建设因之遭受严重影响。在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园林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却发展缓慢。但是，调整国民经济却使政治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设计领域，则引发了“设计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1966—1976）爆发的前奏。

1964年12月4日，建筑工程部政治部发出《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指示》，在谈到设计中的问题时说，实际上我们还是按照苏联的框框、资本主义的框框以至封建主义的框框搞设计，在设计思想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和名利思想，再加上规章制度、文牍上的烦琐哲学，严重地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铺张浪费。因此，“设计革命”运动是意欲通过贬抑本土传统文化、批判来自前苏联以及西方国家的设计思想，以彰显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即所谓“破旧立新”。

“设计革命”运动针对的是设计院等单位、机构里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拥有“群众”所不具备的专门的设计能力和技术，作为“群众”的对立面，他们无异于传统的帝王将相、地主老财所扮演的社会之一小部分人的角色，因而成为“旧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治意识形态下，他们也与任何有悖于纯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诸如封、资、修、经济主义妖风等等。与之相对，人民群众是新精神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大生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主要践行与参与者，尤其与旧时被“三座大山”压迫的“劳苦大众”相联系时，更突显出其革命的精神与品质。

因此，对于“中而新”而言，“中”是“设计革命”运动批判的对象；“新”不再包括前苏联经验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设计理念，而仅仅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正。然而，历史证明没有传统的积淀、没有对先进经验的汲取作为基础，所谓“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应该看到，“中”与“新”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甚至互为因果。

3　20世纪70年代末对50年代理念的回归

“设计革命”的极左政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影响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它使新园林的发展步履维艰，有的学者甚至将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统称为“失落的二十年”^[35]。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国家建委在1978年12月4—10日在济南市召开的“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上重溯了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理念及其价值观：

园林艺术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认真研究继承我国优秀的园林艺术遗产，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同时要吸收国外园林艺术成就，努力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园林艺术新风格。^[36]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在建筑与园林规划设计中发展“中而新”的风格、探索“民族传统”、寻求“文化认同”等等又提上议事日程^[37]，涌现了上海方塔园等优秀的设计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降，尽管方针政策多有变化，在风景园林的发展中，对“中而新”却有着持续的追求，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表现出微妙的内涵变化和不同的园林营造表现形式。虽然这个口号现在并不常见，但其精神实质，即在新的创造中保有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色，至今都是各设计行业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在新的建设中全然摒弃文化根基，通常不能得到认可，极端的例子如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破旧立新”号召下进行的“建设”。“中而新”本质上关注本土传统的现代化，其表现形式与实践途径正是风景园林事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4　反思“中而新”

以“中”和“新”的二元组合为框架，可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园林营造活动加以分析，而较为清晰地认识“传统性”与“现代性”两者在园林营造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反映出它们之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冲突、对话抑或融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新园林营造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有着不同的侧重：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性”的诉求较之“传统性”的再现更为迫切，后者时常是园林营造意欲实现的目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学习前苏联期间，两者交融互摄、相互阐发；在“大跃进”自主寻求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大地园林化”号召下，“传统性”较之“现代性”更加显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性”遭到贬抑，而“现代性”也实际上沦为极左意识形态的牺牲品；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极左意识形态的淡化，这两者的关系基本回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状态。

有学者指出新中国建筑实践中的“中而新”，本质上并非传统建筑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而是以现代的建筑知识体系——巴黎美术学院的“布杂”的“组合”体系——吸纳和重构传统。也即，“传统”被拆解为可资“组合”的要素，进而形成“新”的创作。这种“组合”体系本身具有普适性，是一种现代的建构，而“中而新”这一命题的提出，其本身便具有现代性^[38]。本书对于新中国的园林营造的分析，也体现了这种“组合”的思路。然而，这种理性的“解析”有助于认识现象，却有悖于现实中的综合、整体的园林体验。它将设计所要呈现的总体经验一分为二，使对于园林的认识和评价摇摆于“传统（某种假定的过去）”和“现代（某种真实的当下）”之间。它可以是一个形象化的、易于操作的设计或分析框架，却容易使设计或分析沉溺于寻找某种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平衡，对于以“综合性”为本质特征的园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对整体体验的一种解构，抑或分化；其次，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与物质情境、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任何设计，都应必然既是“中”的，又是“新”的，“中而新”因而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关于设计风格的标签；再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所蕴含的“传统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过去”——在历史连续的时空进程中，很多细巧精微的“传统”造园理念与手法正存在于当今的风景园林实践之中，并不断被发现，“新”所体现的“现代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当下”——很多我们现今奉为圭臬的风景园林设计理念，在造园“传统”中早已有迹可循。因此，对于园林营造而言，“中而新”不宜视为一种既定的目标或设定的风格；同时，园林不是一个静态的、供人游离其外而加以观察、评判的设计结果，而是一个参与其中加以体验的整体以及动态的、具有生命属性的空间境域。

此外，综观上述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与园林实践的分析，所谓“新”主要在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表现，是一种非物质表达，例如新时期的大众参与、心理认同、革命精神、基于文学手段的命名等等，这和园林体验的途径是一致的，而这些在建筑形象中则相对较难体现。如此，若超脱对于“中而新”的二元解析，而将其回归一种对园林总体的综合经验，也许能给中国现代风景园林营造以更多的启发。

【注释】

[1]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建筑学报，1959（6）：1-4.

[2]梁思成.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1（7）：6-9.

[3]陈谋德.“中而新”、“新而中”辨——关于我国建筑创作方向的探讨.建筑学报，1994（3）：27-33.

[4]陈跃中.“当代中式”景观的探索：上海世博中国园“亩中山水”设计.中国园林，2010（5）：42-46.

[5]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33.

[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4-1439.

[7]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5，208.

[8]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09.

[9]吴幻荪.论公园.人民日报，1956-11-06.

[10]吴幻荪.论公园.人民日报，1956-11-06.

[11]Igor Golomstock.Totalitarian Art：in the Soviet Union，the Third Reich，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ondon：Collins-Harvill，1990：147.

[12]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5.

[13]Irina Gutkin.TheCulturalOriginsoftheSocialistRealistAesthetic，1890—1934.Evanston，Ill.：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9：38.

[14]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5-146.

[15]应若.谈建筑中“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口号.建筑学报，1981（2）：60-63.

[16]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17]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陶然亭公园规划设计.建筑学报，1959（4）：28.

[18]Boris Brodsky.The Psychology of Urban Design in the1920sand1930s.The Journal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1987（5）：87.

[19]苏联建筑科学院城市建设研究所.苏联城市绿化.林茂盛，杨春生，魏瞾玄，译.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57.

[20]北京陶然亭公园儿童活动区在1960年迁至北门西侧，原活动区则改建为月季园。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角增设了园务管理区。

[2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9.

[22]毛泽东.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2.

[23]全面开展节约运动.人民日报，1955-05-14.

[24]张永朱.十年来的园林修缮∥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园林工作经验汇编（1949—1959）.1960：61.

[25]袁镜身.关于创作新的建筑风格的几个问题.建筑学报，1959（1）：38-40.

[26]杨鸿勋.北京紫竹院公园南大门设计.建筑学报，1977（3）：45.

[27]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68-191.

[28]陈丽芳.中国园林的探讨.建筑学报，1958（12）：33-36.

[29]《上海园林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园林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15.

[30]李敏.中国现代公园——发展与评价.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55.

[31]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新园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5：111.

[32]据2006年12月2日采访孙筱祥先生的访谈记录。

[33]孙筱祥，胡绪渭.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规划设计.建筑学报，1958（5）：19-24.

[34]乘风破浪.人民日报，1958-01-01.

[35]John King Fairbank，Merle Goldman.China：A New Hist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366.

[36]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41.

[37]张锦秋.继承发扬，探索前进——对建筑创作中继承发扬建筑文化民族传统的几点认识.建筑学报，1986（2）：23-25.

[38]李华.从布杂的知识结构看“新”而“中”的建筑实践∥朱剑飞.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