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

论园林“现代化”

斗转星移，与时俱进，在历史长河的推进中，传统“园林”势必走向现代化，才能得以存续、发展。对于这里所涉及的“现代化”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们一般都能认可“现代化”是由西方的工业化引起，而后波及其他地区的一种世界性的传播现象，其概念没有时间下限，也没有领域的限制^[1]。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则从早期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工业化”，逐渐转变为认可“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每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传统都将有其特定的、适应自身特征的现代化过程和结果；另外，早期主要属于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视野，也得以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并认为“现代化”表现在政治领域中是民主化、法治化，在社会领域中是都市化、福利化，在文化领域中是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等^[2]。

我国学者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在20世纪初期即提出“现代化”问题。例如1927年，柳克述先生（1904—1987）在《新土耳其》一书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3]；1933年7月，《申报月刊》发表“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发表了当时学界人士的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园林“现代化”即始于“近代园林”的发生。“园林”作为一种人工营造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空间实体，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园林”现代化，则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表现为以下三种彼此关联的演进途径：

1　由私到公：园林“藩篱”的突破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园林”，无论是北方皇家园林或是南方（江南、岭南、闽南）私家园林，其共同特点是在形式上拥有明确的边界，甚至建立坚固的藩篱、墙垣；其拥有者——园主，基本上都是个人，为少数人服务，具有鲜明、严格的“私有”属性，其本质概念中包含着与传统小农经济相应的“狭隘”属性。传统“藩篱”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园林”本身能够在方寸之内成为极致、精微的造园文化与技艺的载体，也使“园林”能够成为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一如陶渊明（约365—427）《归田园居》所表达的思想情怀。

近代以降，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由于公共意识的发展及工业资本社会的需要，传统园林形态“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园林边界意义的退化，即园林“藩篱”的突破，而始有“公园”这一园林类型。因而“公园”在我国的出现，并非是“传统园林”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其最初的形式是外国殖民者在城市租界内建造的租界公园，这些公园带来了中国园林传统中所未曾有的新功能和开放的娱乐形式，如广州沙面租界公园（1861年始建）建有网球场、足球场、槌球场等设施，还开辟了儿童园；上海虹口公园（1896年始建）则提供了进行网球、曲棍球、草地滚木球、高尔夫球、板球、足球、垒球等娱乐活动的场地。这些促进了国人公共意识的发展，随后在租界公园的激发和启发下，国人自建的诸多公园即为明证。例如无锡锡金公园（1906年建成）便是本土乡绅受到近邻上海的社会、文化、经济影响，利用崇安寺、方塘书院、洞虚宫故址，而捐资建造的，建成后向民众免费开放，其娱乐内容除了传统的昆曲、茗茶、围棋、书画，还有从西洋引入的台球、篮球等；又如由方志敏（1899—1935）主持建设的江西上饶列宁公园（1931年始建），面积虽不大，却有六角亭、荷花池、枣林、游泳池等多样的景点和设施，其建设则出自对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殖民政治的反弹，租界公园中人为设置的社会“藩篱”反而促进了国人公共意识的觉醒。另外，民国成立之后，在孙中山先生（1866—1925）倡导“天下为公”、“三民主义”的背景下，皇家园林也逐步向大众开放，如朱启钤先生（1872—1964）即于1913年首倡将清代皇家的社稷坛及其附近地区改建为供市民游息的中央公园，并历任中央公园一、二、三、四届董事会会长。解放后，许多公园被命名为“人民公园”，则体现了“为中央、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园林建设方针。

综上所述，“公园”的出现是传统园林“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基于“私园”的“公园”化，便必然是传统园林“现代化”最便捷的途径之一。于是，公园之成立大致呈现出三种方式：（1）私园直接开放为公园，如上述皇家园林；（2）以私园为基础，通过拓展或改造成为公园，如上述锡金公园，另有武昌首义公园^[4]、汉口中山公园^[5]等；（3）运用私园造园手法，设计、建造新公园，如上述列宁公园，另有镇江赵声公园^[6]、上海杨浦公园^[7]等。这些近现代公园的形成及其功能都体现了“民有、民享”的鲜明特征。

2　由繁到简：“古今”、“中西”的博弈

由上述可见，传统园林的“现代化”历程，始终包含着“古”与“今”、“中”与“西”这两对因素之间的博弈。而近现代以来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都使传统园林的内容和内涵趋于简化。

从“古”到“今”，除了由于上述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园林形态变迁，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园林内涵的变迁。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解，使传统园林赖以生存的封建政治、小农经济、隐逸文化的土壤不复存在。传统园林通常力图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天人之际”的哲学内涵，从而参悟造化妙道，特别是“壶中天地”、“芥子纳须弥”的思想更是要将传统园林作为包罗万象的宇宙观的一种呈现，从而使园林有限的空间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西学东渐”之后，国人营造园林的首要目的不再是对于园主个人处世哲学、思想观念的表达，超于物象之外的意境追求也退居其次，而主要是大众“高尚娱乐”、“社会改良”等功能性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国家工业的大背景下，园林的建设受“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先绿化，后美化”、“先生产，后生活”等思想观念的支配，“园林”的内容和功能常常缩减为一种视觉“美化”的手段，甚至在极端的政治条件下完全沦为工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从而被“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望文生义在所难免，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风景园林学界与业界所逐渐熟悉的“景观”概念偏重于视觉感知和对于美学品质的研究^[8]。于是，“景观”在缩减传统“园林”丰富内涵的同时，获得了宽泛的外延和极大的包容性；它和现代化诉求下出现的“绿化”术语及其概念相仿，在推动中国园林“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不免造成诸多传统文化价值丧失的困局^[9]。

另一方面，“中”、“西”对话所推动的中国园林“现代化”进程，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园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这源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即西方园林的文化根基和渊源与中国园林的文化根基和渊源的异质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理解”倾向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方式，实则体现了传统的出于直觉领悟的整体思维，即人与外在客观世界是“一体化”的整体，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是一种朴素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如此，对于“有”和“无”，或“有限”和“无限”，显然后者被认为先于、高于前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空灵的意境是中国诸多传统艺术——包括园林——的至上诉求，其蕴含、暗示的内容是无穷丰富的。

西方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客观世界在人的认识中是“对象化”的，并基于其分析思维、演绎方法，认为“无”低于“有”^[10]，并形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客不分的情况下，所不可能发展出的逻辑化、条理化的知识论体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于是，在近代中国引进西学、崇尚“民主”与“科学”的浪潮下，传统偏重“无”的理念为西方青睐“有”的理念所销蚀，一如“中体西用”思想所反映的“道”与“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现代化的诉求下，后者的功利性更加紧迫，而前者则常常是备受质疑的对象。因而整体综合的、重视“非物质理解”的中国传统“园林”被物质化、具体化，致使传统“园林”的内容与内涵产生巨大的缩减。这从近代以来对于“园林”这一概念的理解即可见一斑，例如陈植先生曾解释“园林”“疑为树木较多之园”^[11]，体现了将内容综合、丰富的“园林”拆解、分化，并理解为仅仅是具体的“园”和“林”及其组合的倾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运动，展望祖国大地成为“大公园”、“大花园”^[12][13]，加强了这种倾向；直至上世纪末，“园林”也仍常常被理解为“不过是在城里或园子里面种树而已”^[14]。

在此，可以看到近现代以来我国城市绿地系统的出现正是这种内涵简化所导致的外延扩增的结果，这也和上述园林“藩篱”的突破相联系。另一个与上述“分化”倾向相关的现代概念是“森林城市”，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森林城市”概念之文化、生活、艺术等内涵的不足。而“森林”本身其实是不可能在人工营造的城市中实现的，正如孟兆祯先生曾指出：海洋、森林和湿地是世界三大自然资源，不可人造，“森林是覆盖大面积土地并以乔木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城市哪可能用这么多土地种树？再说，森林是猴子住的，只有城市才是人住的”［2008年4月25日第三届院士（专家）苏州论坛“生态文明·绿色苏州”发言］。对于城市而言，它既没有必要“森林化”，也不可能“森林化”。“森林城市”概念的缺陷说明将“园林”拆分理解的弊端，也表现了园林传统在现代化背景下所遭受的损失。

对于学科与行业发展而言，我们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度用于专业名称，并大量出现于各种行业文献中的“园林绿化”概念，正是在将“园林”理解为“园＋林”的“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即用行业中最高层次的和最基础的两个方面来描述整个行业”^[15]。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普遍绿化，重点提高”、“先普及，后提高”等口号，使这种二元分化更加凸显。由此可见，“园林绿化”概念的出现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条件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反映了特定的时代局限性。而考察“园林绿化”这一词组发生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造园”，到中期的“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直至后期与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寻求自身发展特色、提出“园林化”概念之时，“园林”和“绿化”便联系了起来：“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16]于是，基于“绿化”的现代蓝图植根传统的“园林”文化——现代化离不开文化传统；“园林”理想的实现又需要通过“绿化”作为基础，以致如今的风景园林——文化传统需要现代化。这说明在中国园林“现代化”的进程中，“园”与“林”的分化需要最终走向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传统传承与现代创新。

3　由分到合：“园林”新解与“风景”并归

钱学森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精确地指出：“外国的Landscape、Gardening、Horticulture三个词，都不是‘园林’的相对字眼……中国的‘园林’是它们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而且是经过扬弃，达到更高一级的艺术产物。”^[17]王绍增先生则在新千年之初明确指出“园林”的本质特点即在于其综合性^[18]。可以说，这是对注重整体观照的文化传统的回归，但又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更高层次的“综合性”。这种从“传统性”向“现代性”升华的过程与前述“由私到公”、“由繁到简”的现代化进程一脉相承，也必然与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对话相关，具体来说则是国际“Landscape Architecture（LA）”理念自20世纪初叶由陈植等先生引入后、在90年代的再次引入。这促使学界反思中国“园林”，诸如相关概念的中英互译^[19]，或概念内涵的比较和对应问题^[20]等。

创造“LA”这一词组的美国现代风景园林之父奥姆斯特德，将“LA”视为“林木的艺术”^[21]，若将“园林”依字面大致理解为“具有园之属性/特征（有其艺术性）的林子”^[22]，则不难领略“园林”这一传统词汇本身所固有的现代性，虽然这种理解仍然隐含着上述将“园林”拆分、分化的倾向，但可以看到它“与国际接轨”的精确性。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将“园林”直接对应“LA”是困难而费解的，但两者在概念内涵上的某种一致性，说明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中西方对于人居环境营造认识的“殊途同归”。但由于中国“园林”的综合性本质，中国之“园林”概念比西方之“LA”概念显然更胜一筹。对于中国“园林”来说，若“园”指代人造之物，“林”暗示自然之本，那么“园林”概念本身便蕴含了“人工”与“自然”的对话与交融；当下所认可的学科与行业的新名称“风景园林”中的“风景”概念也是如此，是“人和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显现”^[23]。这与当今在建设人居环境的同时追求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西方因其“人工”与“自然”两分的思维定势，使“architecture”（营造）的对象——“landscape”成为一个含混的概念^[24]。也因此，在经历了外来近现代园林文化的启蒙之后，进一步提升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应来自中国园林传统本身，也可见在新时期的学科正名过程中，取“风景园林”、舍“景观设计”的内在规律性。但正名过程中所出现的“园林”与“景观”的分野，说明“园林”概念的实质性更新、对于“现代性”的求索，仍需要行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长期历史积淀。

“风景园林”这一概念作为“风景”与“园林”的结合，源于1989年“中国园林学会”升级为一级学会时更新学会名称的需要。这一事件却恰好顺应了当时开展风景名胜区保护和规划的形势，它拓展了传统园林的视野，纳入了大地尺度的生活环境，反映了我国园林学科领域与行业实践从传统园林、城市绿地系统向大地景物规划方向的发展。汪菊渊先生曾高瞻远瞩地将现代园林学的领域界定为三大部类：（1）传统园林；（2）城市绿化；（3）大地景物规划，吻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与国际“LA”学科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这深化了“由私到公”的理念，保留了对园林“藩篱”的否定；而对“园林”概念“综合性”的新认识和对“风景”概念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回溯，则是对“由繁到简”倾向的反思与批判。

然而，对“藩篱”的否定并不意味着风景园林实践领域的无限扩增，后工业时代背景下自然生态思想的普及和世界性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深入开展，暗示了人类的风景园林营造活动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应有的界限与规范，或曰一种节制的态度——传统园林与周遭自然的物质边界，正逐步转化为一种现代的对待空间环境与生态自然的思想观念，正如“大地园林化”之“大地”并非指代整个地表一样，而是可以人为干预的那一部分大地（自然）^[25]。于是，“园林”以及相应的“风景园林”——的综合性，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和谐发展为基础的。

4　结语

中国“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即它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倡导了反思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走向的“百年大课题”，论著所及，涵盖“美术、电影、小说、诗歌、建筑这些最能见出文化情绪和前卫意识的感性文化领域”^[26]。而“园林”也早已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大趋势、大格局之中。近代的公园营造，出现于20世纪中叶的“园林绿化”概念及其实践、世纪之交的“风景园林”与“景观设计”的正名论争，正应当跻身于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百年大课题”之前台或正册，并召唤一代又一代风景园林学者共同推进、完成。从对“园林”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以及对“园林”、“园林绿化”等概念的辨析来看，对此课题的完满回答，需要进一步挖掘、把握与理解风景园林相关概念，并进一步总结和认识其实践的本质与规律，使能最终服务并贡献于人居环境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自然。

【注释】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3.

[2]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6.

[3]柳克述.新土耳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www.chuimin.cn)

[4]赵纪军.武昌首义公园历史变迁研究.中国园林，2011（9）：70-73.

[5]张天洁，李泽.从传统私家园林到近代城市公园——汉口中山公园（1928—1938年）.华中建筑，2006（10）：177-181.

[6]陈植.镇江赵声公园设计书∥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13.

[7]陈丽芳.中国园林的探讨.建筑学报，1958（12）：33-36.

[8]林广思.景观词义的演变与辨析（2）.中国园林，2006（7）：21-25.

[9]赵纪军.“绿化”概念的产生与演变.中国园林，2013（2）：57-59.

[1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8-29.

[11]陈植.“造园”与“园林”正名论∥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233.

[12]向大地园林化前进.人民日报，1959-03-27.

[13]中国林业出版社.大地园林化（第一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1.

[14]王绍增.必也正名乎——再论LA的中译名问题.中国园林，1999（6）：49-51.

[15]园林基本术语标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6]包志毅.大地园林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观赏园艺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观赏园艺卷.北京：农业出版社，1996：58.

[17]钱学森.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城市规划，1984（1）：23-25.

[18]王绍增.园林、景观与中国风景园林的未来.中国园林，2005（3）：24-27.

[19]余树勋.几个中英园林名词的诠释.中国园林，1993（4）：55-57.

[20]王晓俊.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景观/风景建筑学”吗？中国园林，1999（6）：46-48.

[21]Ralph Whitlock.Landscape in History.Hove：Wayland，1984：503.

[22]“园林”和“林园”从构词法来看，都是以名词单字组合而成的“偏正型”词汇。从字面理解，“园林”可理解为“具有园之属性/特征的林子”，“林园”即“具有林之属性/特征的园子”。钱学森先生曾在《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参见钱学森.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城市规划，1984（1）：23-25.

[23]杨锐.“风景”释义.中国园林，2010（9）：1-3.

[24]王绍增.风景园林学的领域与特性——兼论Cultural Landscapes的困境.中国园林，2007（11）：16-17.

[25]参见本书《“大地园林化”：新中国的园林绿化愿景（2）》。

[26]甘阳.初版前言∥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