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本学派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影响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不仅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还吸引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青睐。这些发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2．发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影响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的出现，打开了技术社会学早期研究的新局面，也受到当时学界的关注及政府部门的认可。

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不仅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还吸引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青睐。

1．发明社会学理论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发明社会学思想在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丰富和发展了一些相关学科领域。

首先，发明社会学开创了全新的发明的研究领域。在发明社会学出现之前，发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明家传记和发明史方面，而发明家传记成为神化发明家个人英雄形象的主要阵地。发明社会学完全抛弃原有的发明研究方向，转向社会中寻求发明的动因。发明的解释不再集中于天才发明家本身，而是从社会文化、物质技术、科学发展、经济利益、法律制度等角度去探讨发明产生的客观动因和不可避免的障碍。发明社会学还借助于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剖析发明者的心理活动、思维方法等问题。

其次，发明社会学开创了技术政策的研究领域。对奥格本而言，社会学学者的任务就是分析社会同化技术创新的机制。政府邀请奥格本去指导《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以及新发明的社会意涵》的研究报告不是偶然的，这归功于奥格本对技术变迁的社会方面的深刻见解，这项研究任务也是政府首次委任的，被称之为第一次现代的技术评估，它涉及对各个领域技术发展状况的调查，分别由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负责撰写。在一定意义上，它标志着第一次系统的技术政策研究。

社会学家吉尔菲兰也参与了这项研究报告，他专注于创新的微观社会学方面，在1935年首次探究在社会学语言中的发明过程。吉尔菲兰提炼出大量的发明原理或社会学规则，期望遵循这些原理和规则可以取得发明的成功。这些发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再次，发明社会学开创了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

高丁认为，在20世纪，对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研究至少发展了8个概念性框架，并可将这些框架分为三代，其中，第一个概念性框架就是奥格本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文化滞后。根据奥格本的理论，社会正在经历发明的指数化增长阶段，但这些快速增加的发明还不能被充分采用，因为在物质文化和适应的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所以，社会需要调适以减少这种滞后时间^[17]。社会不得不在被称为社会发明的领域进行革新，或者进行能从技术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机制革新，这就需要对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社会预测和规划。

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被广泛引证的线性创新模式中增加了扩散环节，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生产—扩散。社会学研究者首先对扩散部分（尤其是发明的扩散）和创新理论模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奥格本和吉尔菲兰，以及他们在1937年为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做的关于技术和社会影响的报告。在他们设想的模式中，第一次将创新描述成一个社会过程，这一模式是他们在研究技术的社会后果和扩散时滞问题时被激发出来的。该模式将扩散作为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将发明的社会影响作为最终阶段^[18]。奥格本和吉尔菲兰归纳的发明序列过程（发明→累积→扩散→调适）后来发展成为创新的线性模式。

奥格本和吉尔菲兰是最早对科学、技术和创新产生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他们的很多理论、概念和衡量标准已经运用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中。高丁多次提到，奥格本将技术引入入社会学的重要性与默顿将科学引进入社会学的重要性相当。在奥格本之后，社会学者逐渐成为主观主义者或者默顿主义者，继续分析科学体制，而发明的影响则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了。在30年代经济学家对技术性失业上的争论促使其开始衡量劳动生产率，并发展成为衡量科学技术和创新影响的统计学分支。在那之后，经济增长、生产率和竞争力等问题逐渐有了明确的官方理解，对科学技术与创新在社会影响方面的测量也逐渐完善。(www.chuimin.cn)

2．发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影响

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的出现，打开了技术社会学早期研究的新局面，也受到当时学界的关注及政府部门的认可。

首先，发明社会学显然已经形成一股技术研究的新潮流，并且得到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和认可。在奥格本时代，大量的发明社会学论文发表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如《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纪事》（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美国专利局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Patent Office Society）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始对这一流派的思想进行分析评论，例如，利夫施兹（I．N．Liphshitz）在1935年在美国专利局学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技术发明的社会根源：近期发明文献的批判性研究》（The Social Roots of Technical Invention：A Critical Stud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Invention）的论文，对发明社会学理论中的诸多观点发表了见解^[19]。

在奥格本时代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诸多技术社会学研究者、创新理论研究者、科技政策研究者、甚至从事预测学研究的学者依然会提及早期的发明社会学研究传统。虽然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对发明社会学给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也未对这一思想进行中肯的评价，但作为一种早期的技术发明研究传统，发明社会学也会偶尔被提起。例如，亚瑟在《发明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invention）（2007）中讨论到发明的研究状况时，首先提及了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的成就^[20]，以及施穆克勒、巴萨拉等人对发明社会学均具有浓厚的兴趣。

其次，发明社会学也得到了官方学术界的认可。在1950年的科学史刊物ISIS上刊登的“发明的社会研究学会”涉及多个部门的学者。当时学会的目标是促进发明和社会方面的科学研究，向公众，尤其是面向政府当局披露其研究成果，在可能的条件下发行系列的出版物。协会章程中规定的一切权力均由主管人员、委员会以及主管和委员会设置的执行人员来行使。主管人员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奥格本、纽约时代杂志社的肯普佛特、专利律师和美国科学服务社主任罗斯曼、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奥利弗（J．W．Oliver）、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默顿（Robert K．Merton）、衣阿华州立学院社会学系的吉特勒（J．B．Gittler）、专利审查委员欧姆斯（C．W．Ooms）和吉尔菲兰，吉尔菲兰同时兼任秘书^[21]。

由此可见，发明社会学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术界也接纳了这一学术群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支持。

再次，发明社会学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的认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科学得到了显著发展，随着社会科学家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美国政府活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被请进政府作为政策专家和顾问。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奥格本和吉尔菲兰的关于技术发明和社会变迁的研究自然引人关注，在1929年胡佛总统的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中，奥格本和吉尔菲兰开始参与进来，在该委员会给政府提供的研究报告中，奥格本和吉尔菲兰撰写了《发明和现在的社会影响》一章，在1937年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以及新发明的社会意涵》中，奥格本和吉尔菲兰分别撰写了国家政策和技术、发明的预测和发明的社会影响等三个主体部分。这两份报告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政府工作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发明社会学理论在报告中均占有大量篇幅，可见发明社会学思想受到当时美国政府重视的程度。

发明社会学思想在以上各方面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魅力所致。这一思想不仅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也适应了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致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格本学派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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