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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社会学研究:发现发明的独特原因

【摘要】:奥格本时代的发明社会学研究者恰恰是抛开了“需要是发明之母”的原则,才能够转向社会中去寻求发明产生的原因。肯普佛特分析了发明之母不是唯一的,推动发明出现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陶西格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发明者都渴望财富,发明者群体和赞助商以及投资者相关联,发明者整体上是需要利益刺激的。陶西格教授还认为发明的推动力来自于发明者所具有的发明的天性,发明是自发的,需要不是发明之母[13]。

“需要是发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这句话的变形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世界中是在1519年,即“需要教给他智慧(Need taught him wit)”[8],同时还有几种稍有差异的说法同时存在。在1681年,有了明确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她也是工业的保姆(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so it is the nurse of industry)”的写法[9],之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一直到20世纪早期,很多人依然持这种观点。

需要是发明之母的思想内涵很简单,它指人类总是在进行着发明,低等动物很少做出发明,因为他们需求较少且相同,人类进步发展的历史是一部需求引导有价值的发现和发明的历史。处于相对舒适的环境中的人做出的发明要少于需求较多的人做出的发明,许多重大发明都出自于处于贫困环境的人之手,他们的需要经常驱使他们穷尽最大能力去减少他们面对的困难,最终的成功往往是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发明。

近现代有一些学者偶尔提到有些发明的出现并非源于特定的需求,比如巴萨拉通过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的案例说明:发明的潜在功能,也包括直接的功用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时常会出现不知新设备有何具体用途的尴尬事[10]。奥格本时代的发明社会学研究者恰恰是抛开了“需要是发明之母”的原则,才能够转向社会中去寻求发明产生的原因。罗斯曼认为“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在需要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人,他能够对需要产生一个恰当的情感张力,而且需要也不能太大太强,否则会在发明者解决问题时产生本能的恐惧和不可控的行为[11]

肯普佛特分析了发明之母不是唯一的,推动发明出现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钱。肯普佛特借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教授的观点来证明“需要是发明之母”的观点是错误的。陶西格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发明者都渴望财富,发明者群体和赞助商以及投资者相关联,发明者整体上是需要利益刺激的。就发明者而言,他们处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并受此影响,因而除非他们能够得到像其他形式的创造活动中领导者得到的一样的刺激和奖励,否则他们不可能尽其全力[12]

肯普佛特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撰写《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推动力来自于赚取25美元,而瓦特发明分离式压缩机时对赚钱的渴望和弥尔顿是一样的。虽然还不太能完全论证人们从事发明和写一首诗歌、做一幅图画的动力是相同的,但是,发明者也是爱钱的,这和诗人没有不同。专利法不仅对伟大发明起保护作用,它也是重要诗歌的版权法,同样保护创作者的权利。

(2)对环境的适应。陶西格教授还认为发明的推动力来自于发明者所具有的发明的天性(instinct of contrivance),发明是自发的,需要不是发明之母[13]。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学者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心理学家麦克杜格尔(William MacDougall)都将发明的出现归结为“工艺的天性(instinct of workmanship)”或者“发明的天性”。肯普佛特认为目前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解释发明者的动力,因为关于发明的心理的研究还很少,而关于发明的天性的观点根本不能解释什么[14],心理学家必须摒弃“天性”这个词语而给出发明者思维过程的真正的解释。(www.chuimin.cn)

于是肯普佛特引用了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试验来使发明过程逐渐明朗。这实际上是厄舍尔提到的格式塔理论,借助于低等动物和高等动物对问题的反映和问题的解决过程来说明人的发明心理。面对问题时,低等动物不能克服障碍并且一般只会想到直接的方案,而高等动物会选择简洁的途径,以克服阻力。因此,为了满足新环境的要求并克服障碍而带来的新技术的获得构成了发明过程中最本质的部分。

(3)好奇心。肯普佛特将发明者的动力归结为对于好奇心的满足[15]。他列举了众多发明者的研究范围,发现很多发明者涉猎广泛的发明内容,并且对本职工作以外的内容表现出更强的想象力。比如,马克沁(Hiram Maxim),不仅发明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机枪,而且从飞行器和白炽灯到科尼岛上的娱乐设施和烤豆,他的实验无不涉及;爱立信(Lars M.Ericsson)的发明不仅有机车和捕鼠器,还有战船和太阳能发动机等。此外,几乎所有的这些发明者在各类发明实验中都表现出近乎发狂的状态,比如爱迪生很多天都不离开实验室,他趴在工作台上枕着电阻箱睡一会,甚至只是通过窗户狼吞虎咽地吃点东西;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甚至持续在实验室工作以至于身体由于饥饿而变得虚弱。这些发明者的动力来自于哪儿呢,人类好奇心的满足,可能是最好的解释。

(4)战争。关于科学与技术发明的起源问题上,肯普佛特首先提出在抛弃了为人类所有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艺术英雄、发明英雄、政治军事英雄、宗教等英雄的理论之后,有必要挖掘一下科学和技术到底是怎样增长的,形成科学进程的社会压力到底是什么?肯普佛特将其归因于战争[16]

首先,战争推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肯普佛特列举了军事对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成果的推动作用,比如火药发现后,要使一个爆炸物抛射出去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武器,那么相应的大炮被发明出来。起初的大炮为青铜制,价格昂贵不能大规模用于军事;铁较为便宜,但是铁锭铸模成为大炮的技术还不为当时的工匠和铁匠所掌握,在这种压力驱动下,铸铁成型技术得到发展。早期英国苏塞克斯郡(Sussex)铁器制造者使用燃烧木炭和水轮作为动力;到英王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他竭力要求提供大量的军需品、盔甲火枪等,英格兰的森林面临严重威胁;到伊丽莎白时期煤炭成为基本燃料,煤炭的开采又引发抽水设备的需求,由此产生两项重大发明——高(爆破)冲击火炉(high blast furnace)和纽可门泵。随着早期含铁冶金学的发展,到17世纪中期,英国工厂在欧洲首屈一指,并且英格兰的大炮也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直到今天,军事需求在冶金上的影响依然持续着,第一次高强钢合金的发展是为了保护战船,结果第一辆合理的汽车是由钢轴、镍钢齿轮组成的,冶金学上很多巨大进步都是在军事压力下进行的。类似地,战争中对于军需品比如军装的需求激发了染色、肥皂、清洁剂和漂白剂等,开创和推动了化学的发展。对于军队来讲,只有武器和军装还远远不够,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弹药和食品,这中间涉及到交通运输等相关领域。随着军事机械化,战争对科学的依赖不断增强,科学也被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结果是工业化研究的加快和扩大。在1914—1918年期间,德国有装备良好的工业试验室,在1918之后其研究有着前所未有的扩展。

其次,战争推动了生产和生活标准化。就算在400年前,没有标准化,那样大规模的生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军人的数量在增加,物资消耗巨大,为区分军人编队,军人制服应运而生,制服标准化要求标准的布料、染色、纽扣、马鞍、帽子以及其他一系列装备中的物件。标准化的产品带动了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现代企业的生产模式逐渐形成。标准化不是一个通宵即可形成,往往要经历数个世纪的过程。在军队的装备标准化过程中,军队的纪律逐渐标准化,并且类似标准化的模式影响了今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比如,工厂工人或多或少穿的比较相似,护士、乘务员、侍者甚至街道清洁工都是统一的制服,而人们的工作时间也相应地改为8小时一轮换,如果没有军队的激发,工厂组织化和纪律化进程的推进肯定会更慢。

肯普佛特对于战争在科学和发明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使得后来的学者塞缪尔(Lawrence R.Samuel)把他描述成“以军事为根基的科学技术拥护者的啦啦队长”[17],由此可见肯普佛特对于战争和发明关系的明确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