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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本学派思想:社会张力与技术遗产

【摘要】:肯普佛特认为,很明显的,在每一时期,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社会张力下,任何一种社会张力都在寻求解除。社会张力迫使人们寻求解决问题的同时,新发明的出现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要素,那就是肯普佛特提出的另一观点:发明需要必要的技术遗产。肯普佛特将已有的机械部件、技术原理等统称为技术遗产。

奥格本和吉尔菲兰讨论了重复发明的问题,即在几乎同一时间,两个以上的发明者独立完成相同或者近乎相同的发明,这一现象很好地修改了一个流行的对于发明者的观点,发明者不再是新闻报纸中报道的那些孤独的、四处徘徊的、靠着突现的灵感火花在别人失败的时候能突然获得成功的奇才。同时,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得出结论:给定适合的社会条件,发明就会必然出现。

肯普佛特认为这一结论有严重的缺陷,因为该观点忽略了生理学家称之为基因因素的东西,即并不是所有的人的智力能力是相等的,而且具有创新天赋的人不过万分之二三,甚至更少。所以当一个技术性问题出现在一个群体面前时,解决方案不是必然会出现。就像在一战期间,海军咨询委员会(Naval Consulting Board)形成工作组去思考和筛选许多类型的关于潜水艇的发明,彼时爱迪生作为专家身份领导委员会工作,在提交上来的110 000件设想中,有109 890件是毫无价值并且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了,剩下的110件发明被进一步研究,最后仅仅1个设想可以被采用。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设想就可以为检测和破坏潜水艇带来什么重大的结果,陆军总参谋部也接到了25 000件类似建议,但是有25件立即就被否决了。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即使社会条件是恰当的,值得赞赏的有意义的发明也并不是必然会产生,而且合适的设想必须对社会状况做出回应。相同的发明同时出现的环境具有重要的社会或者文化意义,就像我们设计的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一样,我们发现一个好剧、一副好画、一场好的交响乐都稳定地表达着它的时代。爵士乐不可能在路易十四时代被创作,伟大的路易王朝的社会环境和18世纪法国的情感需求不同于20世纪的美国,莎士比亚成名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达·芬奇被15世纪的意大利所塑造。亚伯拉罕·林肯(Lincon,Abraham)曾说过,“不是我制造了事件,而是事件制造了我”。

由此,肯普佛特提出他的发明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社会张力催生发明的产生[5]

社会张力,迫使人们行动、穿衣和或多或少地思考一些问题,社会张力是明显存在的。肯普佛特认为,很明显的,在每一时期,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社会张力下,任何一种社会张力都在寻求解除。人们依赖那一时期的重要的社会需求并通过技术、哲学宗教军事或者科学来解除社会张力[6]。比如像牛顿、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伏尔泰(Voltaire)、瓦特和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等人那样,他们就像是导火线,能够引领社会并使得社会沿着含有最小阻力的路线向前发展。任何种族中,都有一些强悍的、具有天赋和个性的领头人,他们对于社会张力表现得更为敏感,这些领头人稳定的表达着种族的抱负并对他们自身都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社会张力产生做出响应。

今天的人类并不比古埃及,希腊或者罗马人聪明,但是对于生活的观点已经发生改变。希腊人有着极好的数学头脑并且发明了像测量时间的和蒸汽机等一些机械,在伯里克利时代艺术和哲学被认为比科学和机械更加重要,中世纪在人们头脑中宗教是至上的东西,因为当时每年有110个宗教假日,而且整个欧洲都产生了一种夺回异教徒控制的圣地耶路撒冷的精神需求。假如今天,我们驾驶飞机以每小时超过200英里的速度穿行,和大西洋另一端的人通话,分析一颗恒星的化学组成和物理结构,那不是因为人类的头脑本身比万年前的人有什么更加聪明的地方,而是因为在社会张力的影响下人们获得了不同的利益。

所谓的科学发现或者发明出现的“时机成熟”仅仅意味着社会张力在寻求缓解或者消除。所以,在肯普佛特那里,发现和发明是人们解除社会张力的一种途径,通过新的发现和发明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缓解了人们和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社会张力形成一股冲力激发社会中各领域的领头者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样地,每一项好的发明都是对那一时代的和当时社会做出的反映。比如,在古希腊人们没有发明出热气球并非技术原因,因为热气球需要的一种浓密的织物、一个篮子和火,这些东西在10 000年前就可以得到。希腊人没有发明热气球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利于激发技术思想,他们对实验和发明的兴趣极小。到了18世纪中期情况改变了,我们知道了很多新的动力,我们开始以客观的、科学的观点对待宇宙万物,我们进入了科学和机器的时代,所以,科学家和发明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带感情地探索每一种事务。由此,伴随着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热气球的出现就成为必然了。(www.chuimin.cn)

社会张力迫使人们寻求解决问题的同时,新发明的出现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要素,那就是肯普佛特提出的另一观点:发明需要必要的技术遗产。

肯普佛特将已有的机械部件、技术原理等统称为技术遗产。发明通常是一个综合物,发明者也必然是将已知的技术部件或者技术原理整合在一起以产生新的发明结果。由于大多数部件和原理都是过去发现和发明的,由此可见技术遗产在发明中起到多么重要的贡献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发明都从过去的研究中获益,那些令人惊奇的新发明应该向几乎所有的发明表达敬意。[7]

奥格本曾提到过:设想一下假如爱迪生是50万年前的穴居人,四路多工电报机、灯泡和其他900多项发明能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吗?很清楚,是不可能的。另一方明,假如爱迪生不曾出生过,毫无疑问这些设备也很有可能被别人发明出来,因为每一个发明都根植于过去的技术成果之上。虽然许多发明第一次出现绝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们将逐渐稳定地组成新的发明。随着发明越来越多,能够组成新发明的文化基础愈加广博,新发明出现的频率就会更高。新技术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向前发展。

肯普佛特借用达·芬奇的发明案例来说明技术遗产对发明的作用,达·芬奇的发明是综合思想中极好的例子。他前后总共发明了数百项机械,其中很多是可以用的,还有很多则彻底的不实用。他的发明中有一个著名的发明即飞行器,在他的飞行器中设计了人工驱动的拍打翅膀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连他自己也认为是不能解决人工飞行的问题。现在来看,每个机械翅膀只能仅仅是承载负荷,推动力必须要依靠别的机械设备,达·芬奇最终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实际上发明了螺旋桨,但是他的螺旋桨因为只有一个扇叶因而也不能用。达·芬奇也就只能走到这么远,因为他缺少技术遗产,缺少必要的、足够的用以综合的部件。此外,由于也缺少适合的发动机,达·芬奇注定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只有足够的技术遗产并且时机足够成熟,新发明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