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技术建构主义理论从发明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汲取养分,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和时代价值的建构主义技术发明创造观[51]。建构主义技术发明创造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建构主义技术发明创造观并不排斥发明的组合或累积模式,因为它可以解释某些新发明是通过改进已有的技术得到的。工业社会史表明男性被赋予获得社会地位的特权,而女性被排除在外,很少有证据表明女性能够真正进入“技术黑箱”。......
2023-11-27
1.“改变”的作用
发明的所有社会原因都来自于发明者之外,这些外界因素时刻在不停地改变着,并且要通过发明者作用到发明成果上。在发明者巧妙的组合一些元素来完成发明之前,需要他等待一个幸运的时机或者酝酿一个思想、或者完成一系列试验、甚至是再出现一位天才。但是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偶然的发明和唯一的天才是很少见的。所以,对发明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很多不断改变的因素。
为什么改变在发明活动中有如此重要地位?发明者和他们的资助者所面对的所有因素都在产生影响,近期的快速改变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尽管改变是微弱的,但是它们或许充当了扳机或者促发要素,不管它们的发展是否达到一定程度,多重因素所带来的随机的影响要比单个因素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引起关注,并激发出人们努力去满足新的状况,这种影响要比同等份量的因素市场的缓慢影响要强的多[29]。
因“改变”而激发发明产生和进步的因素有很多:
一是人们需求的改变。当前已有的发明不能满足需求时,人们就产生追求新发明的欲望。在发明社会学之前,人们几乎都将发明的产生归结为需求,吉尔菲兰颠覆了“需求是发明的唯一动因”的观点,甚至他大胆地提出:发明是需求之母。此外,吉尔菲兰还发现,在稳定的状态下,最有需求的国家,比如亚马逊流域和印度,发明却是最少的;在瑞士,需求被认为是最少的,但是发明却相当多。当需求或者机会快速产生并作用于所有的人身上时,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最发达、最活跃的文明、大脑最灵敏的人感知到并做出了相应的发明。
吉尔菲兰特别提到另外一种需求,那就是通常情况下唯一明显的和真正的因素——价格的快速改变[30]。船的数量的增长并没有推动舵机的发明,仅仅是推动了手动舵的价格,降低了奢华的蒸汽机设备的价格,这使得蒸汽机的可能性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是社会因素的改变。在设想和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这些因素对于激发或者唤起进一步的发明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文化中间一些普遍特征的增长,如人口、年龄分布、财富、商业组织、城市化和工业化等[31]。在1930年,吉尔菲兰做了一些关于专利方面的关联统计:在美国一些州,获得专利的年龄从20岁到40岁的白人男子大约有76%是从事制造和机械工业的,84%的人是比较富有的,64%的在孩童时代上过中学,37%的上过大学或者专业学院等。所以,很多社会因素也和发明相关联,社会因素改变时,有可能会激发新的发明。
三是环境的改变。在船的发明史中,吉尔菲兰一直关注发明的原因,他发现当发明者面对的环境改变时,发明通常也会适应外界做出改变。外界因素包括技术的和非技术因素,发明者及其伙伴会不断累积新技术、新发明,这些技术和发明会成为未来发明的“已有技术”。还有更多的非技术因素也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为了物理目的的设计、工作的过程、必要的科学元素、材料的组成、建造的思路等;还有工作中已经使用的原材料,比如燃料;累积的资本,比如必须要用到的工厂和码头;有一定技术、想法和缺点的工人;金融支持和管理情况;发明与目的和被别的文化背景的人的使用以及公众评价等。所有这些部分都分别还有各自变化的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发生改变都会激发整个系统的改变[32]。尽管这些改变有时很微弱,但对于发明而言,这些改变就像机枪的扳机,扣动扳机即可触发发明的产生。有时候,环境的改变还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激发人们对于发明的调适[33]。
2.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专业化(www.chuimin.cn)
作为社会学学者,必定要关注人口与技术发明之间的关联情况。吉尔菲兰从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专业化两个视角来展开分析。
吉尔菲兰认为人口增长已经是激发发明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一方面,快速增长的人口和企业会增加对新设备的绝对需求。虽然旧设备不会很快被抛弃,但是新设备的增加会促进发明的产生[34]。例如,随着财富的增长、工业化和人口增加,不能等到所有的旧汽车都抛弃掉才需要更多的新汽车,这显然会激励新汽车的发明。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潜在的发现者的数量也在增加,因为有更多双眼睛去发现问题,同时,发现的成本不变,发现问题的难度也没有改变,所以,发明的数量会增长[35]。发明及其他创新活动不同于人类的其他追求,实施发明的成本会逐渐减少,也就是说,不管一个发明出现之后被使用多少次,发明的成本是不变的。人口增长了,使用发明的人数增长,那么就会使得发明变得更有市场,这对于发明者来说是件好事。对于发明而言,增长的人口和工厂使得每一个发明者的工作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发明者进行发明活动。
因此,人口增长对于发明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效果是成倍增长的,而不是简单地叠加增长。另外,随着技术教育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以上两个方面也是人类技术进步迅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学家斯宾塞曾经提出过,生产者专业化以促使工作集中化不仅是衡量文明的标准,也是对发明的一个巨大激励。吉尔菲兰对当时劳动力专业化划分成四个方面:一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劳动力,这样可以很自然地组成最有效的生产线;二是工厂专业化,这样每个工厂只处理一种类型的工作;三是工人之间劳动力专业化,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技能和配备特殊的工具或者设备,这样劳动力专业化会更高效;四是分化出来的职业发明者,至少是工程师、化学家或者是能够划拨出一大部分时间精力来改进公司发展思路的工厂主管人员,这些专业化人员一般有一个实验室、助手和其他用以发明的特殊设备[36]。
受到斯宾塞综合哲学的启发,吉尔菲兰注意到劳动力的专业化和集中化有助于发明的进步。不论是根据宗教、企业还是工人情况来进行专业化分工,他们的密集化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资金、设备、厂房等从事发明活动[37]。另外,专业化分工可以分化出来一部分职业发明家,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明创造,以提高发明的效率,促进发明数量的快速增长。
吉尔菲兰对当时有关航海发明的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专利来自于企业内部人员,或是行内的人。工业化与发明相关联,企业雇员数量增加,专利数量也相应增长。很多引领发明潮流的企业多是建立在最发达的地区,他们能最广泛地使用发明,最充分地利用实验室发明家整体的优点,并且他们可以在使用发明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减少专利制度带来的障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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