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集群产业网络比较研究：天津与埃米利亚技术创新对比

产业集群是“后福特制”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美国硅谷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众多产业集群的出现，也说明了产业集群是适应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就是能够有效地促进群内企业技术创新。本书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起步晚、速度快、系统尚未完善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我国产业集群与发达国家成熟产业集群进行网络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比较，是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发现我国集群技术创新不足以及提出改进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选取我国天津地区与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从产业网络视角出发，对两地技术创新环境、创新源、创新扩散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比较发现天津地区产业技术创新环境、创新扩散方面，政府扮演了太多的角色，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创新效率的损失。同时，区域内企业对于产业集群认同感缺失导致技术创新和扩散动力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本书提出了保护知识产权，为商业性技术服务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结合地区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转变政府对于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看法；加快品牌建设，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氛围等建议。

我国的产业集群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乐清、永康、绍兴、苏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佛山、深圳、东莞等，以及北京通信电子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天津的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产业集群，都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其中，以珠三角的发展最为迅速和成熟。

珠三角传统产业集群经济大多集中于一般性竞争行业，集群的大多数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它们以中低档产品的标准装配线和传统工艺来组织生产，属于生产技术上的后进者，这些传统产业内的中小企业的模仿动机远远超过了其创新动机。因为创新投资的风险较大和创新产品的外部效应较强，所以中小企业更愿意成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自己投资，这使得其创新会陷入“囚徒困境”。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的弊端，在整个宏观经济由卖方经济转向买方经济的时候日益显露。在铝型材、建筑陶瓷、纺织等传统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集群中的企业按专业分工分为四类：供应商、竞争者、用户和公共部门，这四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与网络联系构成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其技术创新类型可以分为后向连锁推进型的集群技术创新、前向连锁推进型的集群技术创新以及外部创新源推进的集群技术创新三类。但并不是说每个集群只能采取一种创新模式，而是指这种创新模式是这个集群创新实现的主流方式，在实践中，一个集群的创新实现往往是这三种模式综合作用的结果[1]。

在创新方式上，我国其他地方的产业集群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相同或类似，无非是由供应商推动、由销售商拉动或者由企业外源推动，但由于集群产业和创新环境的不同，何种方式居于主导地位也有所不同。

“二战”后，产业集群为意大利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意大利产业区的企业主体为中小企业，集群的区域性明显。经合组织的资料显示，到2000年，意大利99%的制造业企业的雇员人数在100人以下，93%的企业雇员人数不足20人（OECD，2000）。这些中小企业彼此密切合作，形成了多个空间分散但同一区位内高度集中的企业集群产业区，即埃米利亚产业区。其次，以生产传统消费品的专业化产业区为主干。意大利产业区是以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初始生产条件、加工条件为原始动力，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近200个产业区中，大多数以传统消费品为主营专业产品，如服装、家具、陶瓷等（见表7－1）。此外，产业区的建设已经成为意大利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途径。为了推广埃米利亚模式，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利于产业区发展的产业政策，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中小企业扶持措施，这包括税收减免、资本捐赠、贷款利息补贴，积极促进旨在支持产业区发展的商业性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的发展。

表7－1　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现有专业化产业区一览表

资料来源：ERVET（2002）。

①该指标测度产业区所在区位对该地方生产系统的经济依赖度。

埃米利亚产业区的技术创新是由私营企业、公共研究部门和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完成的。私营企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性投资的能力有限，因此，其创新活动更多是在于对现有技术、设备进行改造，以提高其性能和效率。关键性技术的突破多由区内较大型的核心企业承担，核心企业由此成为产业区企业的“技术极”。公共科研机构积极从事面向整个产业区企业的关键性技术研发，但一般不直接与企业进行接触，而是与“真实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部门开展合作。产业区内技术创新既通过非正式渠道也通过正式渠道扩散。前者主要指中小企业间人员的联系，而后者主要是指核心企业与其分包企业间的技术等级关系，以及依赖市场交易方式进行传播的、来自公共研究机构的技术成果。区域产业网络为产业区技术创新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有效的技术扩散机制是推动埃米利亚产业区成长的重要动力。产业区私营企业、公共研究机构和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是创新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新产品开发、生产设备及产品制造工艺的研制和改进、产业组织的调整等进行。除此之外，广义的创新活动还包括规划设计新的产品营销策略和获取新的经济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

埃米利亚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的创新活动离不开区域产业网络的支持。意大利中央政府部门通过有关立法建立了支持产业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则利用公共科研资源组织关键技术，尤其是可以创造经济外部性的技术研发，而以“真实服务中心”为代表的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通过提供完善的市场服务，为私营企业部门创造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条件。

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两条渠道在企业间进行扩散。在正式的技术转让过程中，“真实服务中心”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和产业区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近年来，正式的技术传播渠道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非正式的传播渠道。另外，产业区东道社会规范与认同的存在，以及独特的“背景化知识”均使其成为创新活动的有效载体。

产业区企业的创新活动贯穿了“价值系统”的各个环节，具有鲜明的系统性。这种创新活动并非沿着一个直线轨迹运行，而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积极的互动和“边干边学”来完成的（Staber et al.，1999）。同时，埃米利亚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经济系统，其竞争力的提高是与产业区企业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相一致的。

我国产业集群主要分布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前两者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贸易带动下新形成的企业集群，一开始就处于“后福特制”时代，很少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其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贸易因素而在空间上表现集聚，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缺乏延续性，就我国经济整体而言不具有代表性。而北京的产业则由于近年来首都职能的转变呈现出部分向外分散、转移的特点，保留下来的多为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些产业的集聚更多的是行政命令对产业进行选择的结果，不具有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性质。天津的某些产业集群，其形成既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产业组织重新构造，适应了“后福特制”时代小规模、多样化的弹性需求，具有较好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特点，是研究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较好样本。因此，本书选择天津作为我国产业集群的一个代表，进行产业网络技术创新的中外比较研究。

根据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商会的统计数字，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20个大区中按GDP总量排名，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列第四位，但按人均GDP排名，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列第一位（Rinaldi，2002）。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一直是意大利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200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有人口大约400万，占意大利总人口的7%，国内生产总值占意大利全国的8.9%；该大区失业率仅为4.5%，远低于意大利平均失业率11.4%，但该大区的产品出口却占到了意大利的12%。由此可见，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是意大利产业集群的代表，这不仅是因为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考虑到产业集群产生的内生性或根植性以及政府在其形成中的作用。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形成始于其区域内资源禀赋和生产、加工条件，在发展过程中又得到了周边地区技术、设备的支持，公共部门的干预也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要素条件。因此，选择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作为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一般意义。

在相关理论的论述中，创新环境论作为集群技术创新优势的一部分得到了充分阐述，这里要说明的是，从集群内产业网络视角研究技术创新，需要关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创新环境。因为，持续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依靠本地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支撑机构间集聚形成“区域创新系统”，即形成一个由完善、发达的供应商，有经验、挑剔的客户群，垂直、水平联系的众多企业和各个支撑机构之间共同作用，形成知识和技术创新及其有效的扩散系统[2]。

集群的特殊性在于内部网络的形成，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在于其“黑箱”性质以及人们对于促进技术创新只能从外部环境给予把握的现实状况，从产业网络角度研究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首先要研究产业网络给技术创新构造了怎样的外部创新环境、能够产生怎样的外部影响。正是这样的原因，下面对中、意两国产业集群所构造的创新环境进行比较研究。

本部分主要介绍创新环境的概念和分类，并对创新环境比较的内容作简要说明。

1.创新环境的概念

对于创新环境，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

创新环境论是由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创新环境是对高科技和创新密集型中小企业集聚区的指代，与马歇尔的产业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在产业性质上强调科技背景（信息和电信技术、互联网和多媒体应用以及生物科技等），而在地理范围上大都局限在欧洲。GREMI的研究指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是依赖于其所在区域内结成的网络。这种区域的网络不仅包括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间正式的产业和经济网络，而且还包括企业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行会等中介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之间合作基础上而结成的研究与开发网络、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间的个人关系网络等。

梅拉特（Maillat，1995）认为，创新环境是“孕育创新过程的区域组织”[3]，一是指本地化的网络结构，它是由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组成的；二是指从外部的学习和企业内部创新相结合，并以此来制定经营和创新战略的组织体集合；三是动态的学习过程。

Hart（1998），Capello（1999）等人研究认为，“创新环境”是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创新网络”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创新要素的融合和集成[4]。创新是一种社会集体的努力，是一种合作进程，其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学习的过程。任何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到特定的经济环境之中，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资源依赖性。

Porter（1998）认为创新环境是产业良好的环境特质[5]，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集群内企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创新元素而快速创新；二是指由于要面对同行竞争，企业具有创新的压力从而促进创新的展开，虽然个别企业很难长期保持领先，但是许多企业比在其他地点的公司进步更快。

虽然目前人们对创新环境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创新环境所具有的几个特征是很明显的：一是创新环境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指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二是创新环境中的组织机构是多样化的，一般包括企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等；三是创新环境中的组织具有网络化的联系，独立的不相关组织的空间集中并不构成创新环境。

2.创新环境的分类

创新环境中包括的组织机构是多样化的，根据其在该环境中所发挥的职能，可以把创新环境内的组织分为以下几类：

（1）企业。创新环境的存在首先要依赖企业，因为企业是创新需求者同时也是创新的主体。企业是多样化的，比如，同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同一产业内竞争性企业，为企业创新服务的商业性中介机构等。需要解释的是，由于企业在创新中的多重性质，本书以下对比研究中把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视为创新源，而把作为创新服务部门的商业性中介机构作为创新环境的一部分。

（2）公共研究部门。本书所说的公共研究部门并非仅仅是指公立大学，这里的“公共”是指能够提供为产业区企业提供创新性技术、经营策略同时独立于企业的一种状态，因此它包括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科研机构等。

（3）政府政策。虽然集群的产生发展具有自组织的性质，但是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4）根植性创新氛围。这里的根植性创新氛围指的就是集群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它是集群创新的精神动力，它作用于集群内的众多个人，使他们潜意识里就开始为发展集群企业积极进行技术、管理上的新尝试、新突破，从而带来更多成功的机会。根植性的创新氛围往往表现为人们对于所在产业区的认可、忠诚以及对成员企业的信任，这对于群内技术创新的出现和扩散显然具有推动作用。

中介服务机构，是指为集群内生产性企业提供有关技术创新服务的中介性组织，它们往往承担着沟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重要职能，是传递企业需求的重要桥梁。中介服务机构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和非营利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

1.形成机制比较

在中介服务机构中，最具意大利特色的是“真实服务中心”，它们有的是由地方政府主办，但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与当地的制造业协会、商会及其他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成员主要是本产业区内的企业。目前，意大利有130多个“真实服务中心”分布于56个产业区，在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有30多个“真实服务中心”，是意大利拥有此类机构最多的区域。

例如，位于卡皮产业区的CITER是由ERVET（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区域发展委员会）、制造商协会和500多家中小企业于1980年共同建立的；而PROMOSEDIA则是由曼扎诺产业区商会于1983年发起的，成员包括当地100多家椅子制造企业。

天津的中介服务机构则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系的影响，在天津地区提供技术中介服务的是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下的技术成果转化组织和行业协会下的技术推广组织。

例如，科技企业孵化器（包括综合孵化器、专业孵化器、区县特色产业孵化器等）作为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服务机构，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其管理和业务指导部门。还有就是各个行业协会下的技术创新促进机构，比如天津市自行车协会下辖的天津市自行车生产技术和新材料推广站。

从两地区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津产业区技术创新中介机构的形成以政府指导为主，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由于往往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它们缺少竞争，难以主动为企业提供急需的技术服务。而意大利产业区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源于市场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企业技术服务需要，它就要被市场淘汰，竞争机制也迫使它必须高效率地提供企业所需的适用技术。可见，形成机制不同暗含了其效率的差异。

2.职能比较

（1）意大利“真实服务中心”的职能。意大利的“真实服务中心”作为产业区内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区内地方生产系统提供服务。对于区内技术创新而言，“真实服务中心”的作用在于判定区内企业的技术需求，协调、配合公共科研机构的研发工作，鼓励、支持区内企业应用有关科研成果。其职能包括：

①“真实服务中心”是联系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纽带。“真实服务中心”的商业经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调动区内企业主、企业技术人员和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将区域经济长远规划与企业利润目标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政府部门与区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这就要求“真实服务中心”必须深刻理解企业的实际需要，而它们的经理往往因为具有长期为本区企业服务的经验以及在政府部门或企业任职的经历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一角色。在上述CITERA开发项目中，只有CITER才能知道企业的技术需求，并帮助ENEA（国家技术、能源与环境研究院）处理好与ENEVET及其他成员的关系，成为技术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协调员。

②“真实服务中心”必须从事根植性的商业经营。由于“真实服务中心”成立早期受政府或当地产业协会资助，成立后其经费来源于成员企业的会员费和具体服务费，因此它的自主经营必须根植于当地环境，根据具体情况帮助当地中小企业，同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企业。

③“真实服务中心”以推动整个产业区的发展为根本任务。“真实服务中心”的经理人必须在充分了解多数企业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从有利于整个产业区发展的角度开展工作，使区内企业能通过集体努力来解决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

（2）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的职能及比较。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是天津市政府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而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隶属于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业务上受天津市技术产权交易管理委员会和天津市风险投资工作联席会指导。转化中心根据市科委所确定职责，主要承担的工作包括：负责组织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负责受理天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负责受理市级科技成果登记[6]。

显然，天津产业区的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其设立的目的与意大利的“真实服务中心”有很大差别，它首先要贯彻政府意图、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满足企业技术服务的需要倒在其次。可见，两国这两类机构的设立目的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技术创新服务顺序的不同：天津产业区技术服务中介机构由于机制决定了首先为政府服务，其次为企业服务；而意大利的中介机构则是由市场引导为企业也为政府服务，两者不存在必然的先后顺序，谁更有利就为谁服务。服务内容和服务顺序的差别，反映了我国技术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中介服务机构定位不当、工作效率不高的现状。

1.意大利政府对于不同企业的态度

意大利政府一贯的理念是，“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仅不会使竞争扭曲，反而会使之更加有效”[7]。意大利政府认为，中小企业可以克服大型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结构刚性，成为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力。因此，鼓励发展中小企业，为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不遗余力。

2.天津市政府对于不同企业的态度及比较

天津以及我国各地政府，往往认为中小企业不是地方利税大户，可有可无。对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只是提到对技术型中小企业的支持，传统型的中小企业没有提及。

实际上，在集群产业区内，技术型与非技术型企业不存在明显的界线，它们是一个产业链上处于不同位置的企业，没有非技术型企业就没有技术型企业，而技术型与非技术型也处于相对变化的状态之中，没有哪个企业永远是技术型企业，也没有哪个企业永远是非技术型企业。意大利产业区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小企业即使是传统产业，也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理应得到政府足够支持。

1.意大利政府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

意大利中央政府通过各种立法，在生产经营、企业融资、产品国际化和技术研发与转让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引导、扶持。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好的使用，意大利政府在欧盟的政策框架内将低增长的经济结构调整区（第一类区域）、工业衰退区（第二类区域）、就业形式严峻地区（第三类区域）、产业升级调整区（第四类区域）、农业地带（第五类区域）确定为优先扶持对象。其中，第五类又分为农业结构加速调整区（五类甲区）和农村发展地区（五类乙区）。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意大利政府颁布了多项法律，如表7－2所示。

表7－2　意大利中央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立法

意大利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认为，为了维持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的竞争力，必须通过制定有关的政策鼓励、扶持产业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并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为此，意大利工业部、对外贸易部和大学与科学研究部共同研究，通过多项财政、金融政策立法支持产业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关法律政策见表7－3。

表7－3　意大利中央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技术研发立法一览表

在意大利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众多法律当中，1991年通过的317号法律尤为重要，其主要内容见表7－4。

表7－4　317号法律有关条款对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

续表

从表7－4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中小企业更新技术设备投资，意大利政府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地给予了相当优惠的鼓励政策，支持方式灵活多样，支持范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此外，意大利有关部门还认为保持产业区活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维持较高的企业出生率。由于初创企业资金短缺、创新活动能力有限，而借贷和资助支持初创企业所承担的经营风险也要远高于对成熟企业的经营风险。对此，意大利政府1986年通过了旨在扶持初创企业及企业创新活动的44号法律。该法律适用于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发起创立的中小企业。具体资助内容包括初创企业用于市场和产品的可行性研究、技术引进等创新性投资以及建设厂房等生产设施的费用。资助主要以资本捐赠的方式展开。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可获得相当于原始投资额15%～65%的资本捐赠；在初创企业的前两个经营年度，企业还可以获得相当于流动资金总额50%的资本捐赠。

2.天津市政府的政策及比较

为了支持产业区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5年1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俗称“二十一条”。该政策规定，产业区内企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其关键内容见表7－5。

表7－5　天津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优惠政策[8]

此外，在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定的产业促进政策体系（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暂行规定》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暂行规定》）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引进、培养与奖励的规定》等政策中，也包括了对于引进技术人才、支持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主要有初期运营补助、税收减免、住房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等。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天津市政府与意大利政府都推出了相关法律政策，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促进区域内企业发展及技术创新，但是它们也各有特点：

首先，针对的主要对象不同。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因此意大利政府制定了很多适用于不同产业中小企业的法律（见表7－3），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天津市相关机构制定的政策则具有很强的产业规制意味，比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定》中把企业分为以下三类：Ⅰ类企业：世界500强、国际行业排名前30名、工业大国国内行业排名前10名的跨国公司，国内行业排名前10名的生产性企业等。Ⅱ类企业：除Ⅰ类企业之外，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投资项目，主要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特种陶瓷制品制造业，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业等。Ⅲ类企业：除Ⅰ、Ⅱ类企业之外，符合开发区产业发展需要的其他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性企业。这种划分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对企业的划分以规模论英雄、以行业论英雄，对传统产业以及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逊于对大型企业，没有体现以“弹性精专”的集群方式发展地方经济的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念。在表7－6中，2000年天津市政府对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占全部资金支持的34.1%，这两个产业部门享受到的各级政府对技术开发的减免税占到总额的54.5%。其他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得到的支持显然只占很少份额。

其次，主要扶持方式不同。意大利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扶持考虑到了中小企业科研投资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创新前扶持和创新后扶持相结合的政策，创新前扶持政策包括设备融资、资本捐赠、投资性贷款利息给付、支持租金以及优惠利率等，创新后扶持主要是一些激励政策，如税收减免等。天津产业区的相关政策虽然也包括两个方面，但以事后激励的税收减免政策比重较大（见表7－6），对于技术创新的事前扶持力度明显不足，这与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表7－6　天津两个高技术产业部门在2000年得到的政府支持

资料来源：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天津市R＆D活动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产业区高效率的技术创新离不开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创新活动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在本产业区的地域氛围内开展的，因此，有利的产业区社会环境已经成为支持本地企业创新活动的一个积极因素。马歇尔在对英国等国产业区的研究中发现，产业区内存在一种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并将有关创新成果进行扩散的“产业区氛围”。

1.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根植性创新氛围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并产生具有外部性的社会资本——企业诚信，这使得企业认识到商业活动能否成功与产业整体形象直接相关。为了维持并发展这一能够使区内企业普遍受益的“公共产品”，技术创新企业出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实际目的，愿意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与其他企业一同分享这些成果。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企业对于产业区整体形象和专业产品的集体认同是一种主体间的共识，这是因为认同根植于产业区的经济活动，而产业区取得商业成功使得该区域内所有经济主体都关心、参与产业区的发展建设。这种集体认同的社会效果表现在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中，企业自觉遵守有关行为规范，技术创新与扩散被制度化，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社会资源形成。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主要生产传统消费品，在服装、家具、皮革制品、家居用品、食品及饮料以及机械加工设备等产业均占有相当大的世界份额。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占世界市场份额10%以上的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就有近10个。产业区的成功不仅为这些企业赢得了丰厚利润，而且使这些企业树立了搏击世界市场的信心和对产业区的强烈归属感，毫无疑问，企业对于产业区忠诚度的提高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有着巨大的作用。

2.天津地区根植性创新氛围及比较

所谓根植性，是指产业集群内企业深深嵌入当地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行为。近20年来天津地区经济的发展动力在于滨海新区的迅速崛起，滨海新区典型的企业发展模式是“FDI形成的国外大型生产企业＋本地的配套企业”，这种模式不同于以本地企业为依托通过聚集、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内生型产业集群。以天津手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FDI形成的天津手机产业集群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聚集大量资金、技术、企业和产品，形成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但是其发展强烈依赖国外资金、技术、市场乃至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与当地社会关系的嵌入程度不深，根植性差，这导致了集群内部难以形成促进持续性创新和技术外溢的文化氛围。

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相比，天津地区产业集群内的根植性创新氛围明显较差。从天津手机产业集群现状来看，企业间合作主要基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在产业链方面的配套分工，内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彼此之间竞争激烈。而内外资企业鉴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导致相互之间缺乏高水平的竞争和合作，互动性差，也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和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

通过以上几方面对中外集群创新环境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地区产业网络技术创新环境存在着技术创新中介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对于技术创新具有自我偏好以及集群内技术创新的根植性氛围不足的缺陷。当然，这也是我国其他地区技术创新环境存在的普遍问题。

创新源是技术创新的起始点，是熊彼特“创新理论”所指的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组织或个人。

创新源的构成是指产业区内哪些组织为产业区带来了技术创新。根据其主要功能可以分为生产性企业和公共研究部门。

1.生产性企业比较

生产性企业是指产业区内从事产品生产的普通企业，它包括生产同一产品的上下游企业和进行竞争的同类企业。

（1）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生产性企业。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见表7－7），它们当仁不让地成为该区域技术创新的主力。由于私营企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性投资的能力有限，因此，其创新活动更多是在对现有技术、设备进行改进，以提高其效率。关键性技术突破多由区域内较大的核心企业承担，核心企业由此成为产业区企业的“技术高地”。这些核心企业经营规模不一定很大，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积累的过程，即今天的核心企业可能是从昨天的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但是，核心企业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创新投资能力较强、企业创新活动积极并具有显著效果。

表7－7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制造业就业结构

（2）天津地区生产性企业及比较。天津地区生产性企业技术创新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高新企业最具代表性，下面以开发区主要产业为例介绍天津地区生产性企业技术创新情况。

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是当今高技术产业最重要的特征，它体现在企业的科研力量和新产品的开发能力上。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为例，表7－8显示，两个产业中有超过半数企业进行科技活动，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4%左右，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超过80%。

表7－8　2000年天津市两个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投入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天津市R＆D活动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较强的科技力量是产品创新的基础条件，能不能实现产品创新，还在于科技力量的使用。科技经费的支出情况和科技人才的配置是天津市能否充分发挥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体现。2000年天津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企业投入的科研活动经费分别为7.27亿元和1.02亿元（见表7－9），占到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35.5%。从两个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的使用情况看，这为产品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和资金保证。

表7－9　2000年天津市两个高技术部门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天津市R＆D活动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较大的人员和科技经费投入的情况下，这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在产品创新方面却并没有显示出相应的优势。这可以从2000年天津市两个高技术部门的专利情况中看出来（见表7－10），两部门专利申请数占全市专利申请总数的19.0%，与其科研经费占全市科研经费35.5%的比例不相称，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天津市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不高，当然这也有可能与该行业技术创新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的特点有关。

表7－10　2000年天津市两个高技术部门的专利情况　单位：项

资料来源：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天津市R＆D活动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以上资料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第一，企业规模不同。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以区内中小传统企业为创新主体，而天津地区的技术创新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企业为代表，对于中小企业重视不够。除了关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下产业组织的变化这一点缺乏认识之外，对中小企业的偏见问题在我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其税收比小企业多数十倍；另一方面，很多政府官员个人还有求于大企业的业主或管理者。然而小企业税收少、对政府官员个人的好处少，所以政府往往漠视小企业。

第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差异。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行业关键性技术突破多由区域内较大的核心企业承担，可见其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天津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则明显不足，其创新成果与创新投入不相称。

2.公共研究部门比较

（1）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公共研究部门。意大利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公共研究部门主要包括三种：由政府资助的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前两类机构依托专业的科研、教学单位，拥有良好的研究资源，而且具体的研究项目还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资助，因此技术成果起点高，应用范围广，服务对象是整个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特别适用于广大中小企业。第三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主要是面向其依托的专业化产业区，为企业培养各类实用型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人才。对产业区而言，这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人才培养不足的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提供后劲。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还与企业有着非常频繁的信息沟通，对产业区专业产品、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很了解，因此如果有条件，它们也能够进行一定的技术创新活动。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拥有4所公立大学和1所私立大学，即波洛尼亚大学、莫德纳大学、费拉拉大学、帕尔马大学，以及私立大学卡托里卡大学。另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目前意大利约有17%的技术研发是由高等院校以外的公共科研机构完成的，比较重要的有ENEA（国家技术、能源与环境研究院）、CAN（国家科研委员会）、INFA（国家材料物理学研究院）。

以上三种公共科研机构中，第一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单位对产业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尽管这种机构数量较少，但技术开发能力在所有的研究机构中最强，它们开展的有关研究项目一般是由政府部门委托，并与当地商会、银行、制造商协会和商业性中介机构等共同组建一个项目发展集团。科研机构一般不与企业进行直接接触。产业区企业的技术需求需要由商业性中介机构（如“真实服务中心”）进行认定和反馈。20世纪80年代，ENEA为卡皮服装产业区研制、开发的CITERA服装设计数据库系统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

20世纪80年代初，ENEA与ERVET（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区域发展委员会）签订了一项备忘录，同意作为主承包商为卡皮产业区的生产企业开发一种服装设计数据库系统。ENEA的直接合作伙伴是卡皮产业区的“真实服务中心”CITER。随着第一代数据库在1985年投入使用，服务范围是CITER所有成员。因为当时卡皮产业区近半数服装企业是CITER的成员，所以CI－TERA数据库使该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的整体设计能力得到了迅速改善。80年代末，卡皮产业区相当一部分企业从事成衣制造，CITERA数据库使这些企业及时掌握最新时装流行款式，是卡皮产业区迅速发展的技术因素。

以ENEA为代表的公共研究机构进行的技术创新给产业区内地方生产系统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

①帮助产业区开发了具有外部性的关键技术，使中小企业独立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公共研究机构开发的技术多具有应用范围广、实用性强的特点，其关键意义在于技术外部性。一旦企业掌握了这些技术，产业区就能够在较高的起点上从事独立的技术研发，使得企业获得后续研发能力。(www.chuimin.cn)

②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企业实际发展水平相一致。公共科研机构进行的技术创新具有渐进性，这符合技术开发的规律，也符合中小企业在技术吸收过程中技术逐步升级的特点。

除了以上介绍的公共研究机构以外，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还存在一种面向当地专业化产业的内生性研发机构，这种机构的产生在于满足区域内专业化生产系统的科研要求，是产业区研发机构、中介机构的联合体。例如，1964年，意大利瓷砖制造业协会在萨斯索洛成立，1976年该协会与波洛尼亚大学和其他一些协会以及中介机构建立了“波洛尼亚陶瓷研究制品研究中心”，从事陶瓷制品原材料、生产工艺的研发以及产品性能测试，专门服务于萨斯索洛的瓷砖制造业。

（2）天津地区公共研究部门及比较。天津地区的公共研究部门包括：高等院校、民口自然类研究与开发机构、转制研究与开发机构等。

截至2002年底，天津市共有19所高等学校，其中理、工、农、医类院校14所，人文、社会科学类院校5所，另外，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8所。14所理、工、农、医类院校和8所附属医院中共有教学与科研人员22386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8816人，占39.4%；研究与发展人员7894人，占35.3%；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4342人，占19.4%[9]。

截至2002年底，天津市民口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57个，从业人员6217人，科技活动人员4510人，分别比上年同口径减少了2.49%和1.01%，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357人，占科技活动人员的7.92%，比上年增加了0.11个百分点[10]。

截至2002年底，天津市已有75个转制研究与开发机构，其中，有55个机构转为科技型企业，17个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3个机构转为其他形式。从业人员12324人，其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6877人，占其从业人员的55.80%。转制机构在注重面向市场的同时，更加注重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大对R＆D活动的投入。2002年R＆D经费内部支出2.17216亿元，比上年增加了86.07%，占科技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19.67%增加到23.97%，增长了4.3个百分点[11]。

显然，天津市科研机构众多、科研人才集中，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理论上应该可以为区域内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但是，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的公共研究部门相比，天津市的研究机构更多的依靠的是政府经费投入（见表7－11），不是通过服务产业区企业、为企业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来获得科研经费。天津市科研机构这种依赖政府投入、对市场需求不敏感的状况，反映了我国科研机构市场化程度不够的现状，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国众多的科研机构不能够很好地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创新服务的原因，这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创新动力问题。

表7－11　2002年民口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来源情况

注：根据《2002年天津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科技活动概况》相关数据编制。

1.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企业的创新动力

市场经济中，竞争压力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力。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企业直接面对的是来自东欧、亚太、拉美等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产业区企业迫切需要在产品质量、差异性和售后服务上下工夫，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涉及工艺改造、新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萨斯索洛陶瓷产业区的成功正是因为在面对西班牙、巴西等国具有价格优势的激烈竞争时，发明了一次焙烧工艺和三次焙烧工艺，从而有效地降低了能耗，改善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产品美观度和差异性。

一定条件下，制度压力也可以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动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国内瓷砖市场出现饱和。有关政府部门因此立法限制了原先一直使用的砖制焙干窑的建设。为了绕过这种制度限制，一种更为小巧、高效的铁制烘干窑被发明出来，由于它与原来的砖制焙干窑差异极大，因此不在限制之列。

在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例如，20世纪80年代，卡皮产业区服装企业模仿时装款式进行大规模生产，但产品面料质地较差，没有品牌效应。到了90年代，由于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世界成衣市场萎缩，卡皮产业区很多企业因此倒闭。而区内的另外一些企业则努力建设自己的品牌，或者与知名企业进行合作，成为其产品的特许生产商。这些企业的成功起到了带动作用，到9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卡皮产业区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主要生产中高档服装，产生了如瓦伦蒂诺、阿玛尼、费雷等国际著名品牌。

2.天津地区企业的创新动力及比较

市场竞争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同样也是天津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例如，天津原是中国两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业产品的供给开始出现过剩，消费者改变了对自行车类型的偏好，原来畅销的“傻大黑”产品不再受欢迎，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逐渐衰落。而此时，一大批小型私营自行车企业把国有企业流出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重新组织起来，以小企业、大集群的方式生产精巧、灵活、美观、个性的新产品，赢得了市场，取得了成功。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那么就不会出现天津地区自行车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和产品创新。

把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天津地区企业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地区的企业由于面临市场竞争，其创新的动力是有的。但是，充足的创新动力是与充分的市场竞争相联系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还不充足，其直接表现就是创新投入不够，这可以由表7－10中的数据得到印证。天津地区公共研发部门依赖政府投入科研经费的现实，也说明它没有能够紧跟市场潮流，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技术开发满足企业技术需求，这也与我国科研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密切关系。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核心企业技术创新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企业自己进行研发投资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开拓新市场；另一种是通过收购其他企业，把这些企业创新资源内部化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前一种方式的例子如萨斯索洛陶瓷产业区在对传统的二次焙烧法进行革新的过程中，完善一次焙烧工艺的关键性设备的突破是由当地的核心企业Marazzi完成的。1973年，Marazzi与另一家瓷砖设备制造厂SITI共同开发了旋转窑，成功地降低了能耗，并使产品质量大幅提高。以企业并购方式进行技术创新的范例，如服装制造业巨头奔尼顿公司曾收购美国知名服装企业Rollerblade，并将其研发部门迁到奔尼顿在意大利的总部，这在短期内提高了奔尼顿的技术创新能力。

天津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也包括自主创新和外购技术两种方式。以天津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为例，2000年两部门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分别占全市总经费的19.6%和18.8%，见表7－12。显然，技术外购已经成为天津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

表7－12　2000年天津市两个高技术产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天津市R＆D活动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两产业区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两地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都是多样化的，这对于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相比，天津地区集群内技术创新在创新源规模、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上存在着差异。虽然两地创新方式都是多样化的，但由于实质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两地创新效果上具有巨大差别。这是促进我国集群技术创新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技术创新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把新生产函数引进经济系统，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新生产函数在经济系统中的扩散对整个生产系统产生影响。因此，研究技术创新过程离不开对技术创新扩散机制的关注。以下主要分析天津和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创新扩散机制的异同，在比较分析中找出我们的不足，为促进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提供可借鉴之处。

技术创新扩散，是指技术在最初的商业化之后的继续推广利用，即技术在其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传播推广。技术创新扩散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技术新观念的产生以及新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形成等多方面的影响是通过创新技术的扩散来实现的。

研究扩散动力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谁是技术扩散的主体？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核心企业作为集群内技术高地是技术扩散的主体。

天津地区技术扩散的主体是天津市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辖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根据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的介绍，“成果转化的源头是成果资源，成果资源的汇集是成果转化的基础”。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汇集各种项目，分别建立转化项目资源数据库，针对企业的不同需求，重点进行筛选，提出分类转化的建议。对可实施转化但又缺乏条件的项目，与有关主管部门配合，积极协助项目单位解决融资、场地、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对拟寻求合作或转让的项目，与技术产权交易所、北方技术市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创业投资中心共同建立转化项目转移、交易网络，协助寻找合作伙伴和退出渠道；部分优秀项目由转化中心帮助进行包装，申请适当的科技计划，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12]。

1.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创新扩散动力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作为意大利典型的成熟产业集群，其有效的技术扩散，除了竞争压力的促进作用以外，区内企业对于产业区形象的普遍认同也是技术创新扩散的动力来源。

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同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产业区形象的普遍认同。为了维持并发展这一能够使区内企业普遍受益的“公共产品”，技术创新企业出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实际目的，愿意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与其他企业一同分享这些成果（Olson，1991）。这加强了企业彼此的依赖程度，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使得技术创新得以在区内企业间迅速传播。

2.天津地区技术创新扩散动力及比较

天津地区的技术扩散中心是政府机构，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作为扩散主体的核心企业相比，这种政府安排是外生于产业集群区企业的。在集群发展初期，这类机构由于成本外化于企业，因此对于促进技术扩散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活动不断发展，企业技术需求不断复杂化、弹性化，政府机构本身僵化、官僚化的弊病逐渐显现，其促进技术扩散的效率就会逐渐降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创新扩散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部门承担这种行为的成本却没有得到其收益，那么扩散动力不足是必然的。而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扩散主体是产业区的核心企业，它们的技术扩散本身就是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因此其行动更为积极主动，又由于它们是产业集群的一部分，更加了解企业技术需求，所以，其技术扩散具有更高的效率。

1.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创新扩散方式

任何一种技术创新扩散方式都和创新源以及创新源与接受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创新源与接受企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其扩散方式多样性。

首先，由于核心企业作为创新源，其他相关企业尤其是上下游企业通过它们与核心企业的分包制生产联系接受技术扩散，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进行创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的企业借助内部产业网络提高其竞争力。在与多个企业进行分包制生产的过程中，核心企业最终选择少数企业确立长期的分包关系，并向这些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甚至资金支持。同时，这些分包企业为了维持与核心企业的供应关系，加大了技术创新的力度，两者因此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

其次，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核心企业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同业企业，这也是技术创新扩散的方式之一。这些衍生的创办人多是年轻人，而且有在核心企业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经历。有关调查显示，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不但具有从事产品设计、生产的丰富经验，而且非常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与市场动态（Boari，2001）。正是依靠对市场的敏锐感觉以及在核心企业工作期间获得的实际技能，他们才勇于创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利帕里尼在波洛尼亚包装设备产业区就曾观察到非常明显的企业衍生现象。该地区最早生产包装设备的企业是1924年由Gaetana Barbieri建立的ACMA公司。因为市场需求旺盛，该公司得到迅速发展。至1939年，ACMA公司已有雇员100多人，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二战”后，从ACMA公司迅速衍生出数家企业，包括：Preci（1945年）、GD（1947年）、CAM（1950年）、Crorazza（1952年）、Off Billi（1954年）等。这些企业又进一步衍生出许多其他企业。据统计，ACMA公司已经衍生出近40家包装设备生产企业（Boari，2001）。

通过企业衍生的方式，核心企业的技术在产业区范围内得到扩散。这种扩散方式是一种非正式的联系，即在衍生企业的分包商地位未明确前，核心企业与衍生企业之间并未形成对技术使用或转让的明确约定。这类似于劳动力流动造成的扩散，但有所不同的是，创办衍生企业的企业家不但对源于核心企业的技术进行了升级，而且有可能将其产品打入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一旦衍生企业作为核心企业分包商地位确立，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出现通过正式渠道进行的技术扩散。

最后，企业非正式交流对技术的扩散。在信息传送渠道上，“酒吧文化”带来的交流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间流动成为产业区技术创新的非正式渠道。“酒吧文化”带来的交流强调企业员工通过非正式聚会等机会进行信息交流，而后者强调企业工作人员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将其所掌握的技能带到新的企业。隐性知识是这种传送渠道的信息主体。

据统计，萨斯索洛产业区有近500家专业的瓷砖生产设备制造厂，雇员总数近5000人。很多瓷砖生产设备制造企业比邻而居，彼此交流频繁，从而可以相互促进。瓷砖生产企业则可以最早获得适用的新型机械，而设备制造厂可以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行情，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2.天津地区技术创新扩散方式及比较

由于天津地区技术创新扩散是以政府机构扩散为主导和企业间扩散相结合的模式，因此，其扩散方式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扩散方式有所不同，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以政府为中心的技术扩散方式。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辖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承担着“对可实施转化但又缺乏条件的项目，与有关主管部门配合，积极协助项目单位解决融资、场地、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对拟寻求合作或转让的项目，与技术产权交易所、北方技术市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创业投资中心共同建立转化项目转移、交易网络，协助寻找合作伙伴和退出渠道；部分优秀项目由转化中心帮助进行包装，申请适当的科技计划，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13]的职能。在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承担这些职能的是区内的核心企业，它们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引进新技术，并把技术扩散到相关的企业中去，政府的责任多是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对于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企业之间如何扩散技术一般不予以干预。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去处理成千上万企业之间的技术外部性问题，专利制度、市场交易以及集群内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可见，两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决定了技术创新方式的第一个差别。

第二，企业间的技术扩散主要以技术人员流动展开。以天津手机产业为例，产业内合作主要是基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在产业链方面的配套分工，是跨国公司与分包商之间的技术交流；而内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技术含量低、模仿性强，彼此之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大多只会以技术人员流动的方式进行。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内，同行业企业竞争激烈，但面对共同的技术需求时，它们会向“真实服务中心”反映，以集体诉求的方式通过“真实服务中心”进行技术研发和交流。可见，天津地区企业对于技术扩散持有不同态度，这阻碍了企业间技术扩散，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高是不利的。显然，这种态度的产生与集群没有形成品牌以及企业对集群形象的认可程度有关。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天津地区技术扩散以政府机构为主要促进机构，以政府行政命令为主要动力，以行政方式进行运作。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相比，市场化程度不足，这导致了缺乏技术扩散动力的严重问题。

从以上对天津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创新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成熟集群相比在创新环境、创新源、技术扩散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这也是我国以集群模式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通过从产业网络角度对天津与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创新情况的比较，可以发现：

在产业创新环境方面，两地技术创新中介机构的形成机制不同：天津地区技术服务中介机构的产生是政府指导的结果；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产生于市场经济之中。两地中介机构设立职能不同：天津产业区技术服务中介机构首先为政府服务，其次为企业服务；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中介机构由市场引导为企业也为政府服务，两者不存在必然的先后顺序。政府对于企业的态度不同：意大利政府对于支持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不遗余力；天津以及我国地方政府对于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兴趣。两地政府出台的政策重点不同：天津市政府政策重视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意大利政府政策重视对传统产业企业的政策支持。

在创新源方面，创新主体不同包括：天津地区作为创新主体的生产性企业多为高新产业内的大型企业，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创新性生产企业多为传统集群内的核心企业；天津地区公共研究部门创新成果与创新投入不相称，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公共研究部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较好地满足了区内企业的技术研发需求。创新动力差异包括：天津地区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表现为技术研发经费主要靠政府投入；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市场化的行为，企业具有相当的创新动力。两地在创新方式上没有什么差别：均包括自主创新和外源性创新。

在技术扩散方面，两地技术扩散的主体不同：天津地区技术扩散主体是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辖的高新成果转化中心；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扩散主体是区内核心企业。扩散动力差异：天津地区技术扩散动力来源于竞争和政府行政命令；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扩散动力来源于市场竞争和对产业区形象的普遍认同。技术扩散的方式差别：天津地区技术扩散以政府推动为中心，企业间技术扩散以及非正式技术交流较弱；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技术扩散以区内核心企业为中心，企业间技术扩散和非正式技术交流较强。

从以上比较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地区以及我国大多数产业集群内的技术创新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1）技术创新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主要体现在：天津地区技术服务中介机构的产生是政府指导的结果，它们首先为政府服务，其次为企业服务；技术扩散主体是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辖的高新成果转化中心，作为政府机构，其技术扩散动力来源于竞争和政府行政命令。技术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决定了技术服务的效率不高，这对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2）政府对于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认识有局限。天津以及我国地方政府对于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兴趣。在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不仅大多数产业为传统产业部门，而且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不但没有衰退，而且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这说明通过组织创新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同样可以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3）集群内企业对产业区缺乏认同感。这体现在天津地区企业间技术扩散以及非正式技术交流较弱。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区内企业应该对产业区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只有这样企业之间才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仅仅是竞争。

针对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所表现出的不足，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1）保护知识产权，为商业性技术服务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商业性技术服务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能够有效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的组织，其产生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技术具有信息不对称和外部经济的特点，这决定了技术产生和交易需要法律保证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否则技术模仿盛行，企业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其创新动力不足将导致技术创新萎缩。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创新的服务的展开，首先必须考虑到技术的特殊性，健全法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给商业性技术服务机构以发展动力。

（2）结合地区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转变政府对于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看法。传统产业并不一定是夕阳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埃米利亚—罗马涅产业区的传统产业（如制鞋业、服装业、陶瓷业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纺织品、服装业和皮革、皮革制品和鞋靴制造业的出口份额分别占意大利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42.6%和47.4%［资料来源：ISTAT（1999）］。这就说明对于集群内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注和支持是完全有必要的。我国地方政府应该结合地区经济实际发展状况，改变对于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偏见，促进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技术和组织创新。

（3）加快品牌建设，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氛围。经济全球化使得工业生产活动的跨地区转移越来越容易，跨国资本对地方发展缺少长期责任感，对具有外部经济性质的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投入不足，这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应该大力建设产业区品牌，培育根植于当地、具有磁场效应的著名品牌，依托众多企业形成地方特色，这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及技术扩散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基于产业网络的技术创新体系，涉及政府、服务机构、生产企业、研发机构、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任何一个方面对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都具有重要影响。完善集群技术创新体系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改善技术创新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激发技术扩散动力。我国政府机构应该在这些方面起到推动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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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黄海京.本市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沃土［N］.天津日报，2006.11.13.

［34］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廖颖宁，张鹏.珠三角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5，6.

[2]Asheim T.Interactive，Innovation Systems and SEM Policy［C］.Paper presented on the IGU Commission o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residential conference，Sevillia，Spain，1998.

[3]Maillat D.Territorial dynamic，innovative milieu and regional policy［J］.1995，（7）：15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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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rter Michael.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6）：77－90.

[6]天津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网站，http://www.httc.cn/zxjj.htm.

[7]陈乃醒编.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与预测：政策导向与中小企业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84.

[8]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http://law.lawtime.cn/d350280355374.html/pos＝2.

[9]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2002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科技、人文社科统计情况.

[10]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2002年天津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科技活动概况.

[11]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2002年天津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科技活动概况.

[12]天津成果转化进入快车道.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网站，http://www.httc.cn/zxjx/zxjx220.htm.

[13]黄海京.本市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沃土［N］.天津日报，2006.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