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发展研究成果

技术创新研究是从20世纪初Schumpeter提出创新概念开始的，而后康德拉季耶夫、丹尼森、库兹涅茨进行了实证分析，Hicks、Harrod进行了分类。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缓慢发展后，到20世纪中叶以后，新Schumpeter主义者曼斯菲尔德、卡曼、弗里曼等人扩大了技术创新的研究范围，其理论和研究结果成为后来分析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的主要依据。在20世纪末，知识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既具有区域特征，同时由于其外溢性使知识和技术又都具有国际化趋势。21世纪初，随着统计资料的扩展，对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的分析使技术创新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起来，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从技术创新理论发展中梳理出区域产业集聚环境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性，可为深入探讨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本质关系奠定基础。

从Schumpeter 1912年提出技术创新概念并阐释其内涵，到20世纪60年代丹尼森、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人们关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状况使具有非线性经济增长性质的技术创新理论备受重视。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而近年来从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对集聚经济现象原因的探讨，始终离不开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研究范畴，在区域产业集聚因素中，必然存在技术创新及其溢出的影响。追本溯源，从Schumpeter创新理论出发，探讨Schumpeter理论及其多领域的发展，可以深刻地揭示产业集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质。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模型中，一般假定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技术为既定不变的，分工专业化生产的制度安排只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手段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而不涉及市场结构问题，因而也不涉及区域经济和产业集聚问题。但是，经济学家并非完全忽略了市场结构和产业发展问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Marshall（1890，1916）就提出了经济外部性问题，在分析产业空间集聚的三个因素中把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联系起来，他认为产业集聚能使比邻公司得到技术创新外溢的收益。但是，公司技术创新外溢效应的定量分析的困难，造成多数研究资料集中在产业集聚其他研究方面，直到20世纪后期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统计资料才逐渐丰富起来，这为学者们研究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提供了可靠性的原始数据资料，这样，对二者关系的分析才深入下去。

1.Schumpeter的技术创新思想观点、验证及其对技术进步作用的认识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建立在技术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之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中，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因素根本没有进入经济学家的分析视野。20世纪初，J.A.Schumpeter（1912）最先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结合”。这一“创新”概念的新生产函数具体体现为：①制造新的产品，即制造出尚未为消费者所知晓的新产品；②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即采用在该产业部门尚未知晓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的市场，即开辟国家和那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尚未进入过的新市场；④获得新的供应商，即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⑤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即创造或者打破原有垄断的新组织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就是除旧布新，而其经济意义在于：Schumpeter将创新视作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发动机”，而创新的周期性也就决定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周期性循环。为了更明确地表明创新经济范畴的意义，Schumpeter区分了创新与发明，并明确了企业家在创新的特殊作用：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显示出企业家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和满足渴求“成功的欲望”，这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就是在追求最大利润和精神满足这两个目的的驱使下不断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Schumpeter论述最多的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Kondratieff（1933）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Schumpeter的观点，发现驱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重大科技创新，但他们都没有分析创新在区域经济产业集聚集群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J.Hicks（1932）和Harold（1937）提出技术进步概念，注意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对技术进步进行分类，但更多讨论的是宏观经济增长影响人民福利分配的经济学问题，而不是区域经济和产业集聚问题。20世纪40年代，Schumpeter进一步以具体数据验证了重大科技创新对产业和经济成长的贡献。虽然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早已提出，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注意。

20世纪中期以后，在对经济增长因素的探讨过程中，技术进步因素逐渐被分离出来。除了Solow（1956）经济增长分析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S.Kuznets（1955）通过对7个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中，得出了可再生资本增量与产量之比不断提高的结论。E.F.Denison（1974）对美国从1929～196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进行分析认为，这40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41%中，劳动、资本、总要素贡献率分别为1.32%、0.5%、1.59%；在总要素贡献率1.59%中，知识进展（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进展）占0.93%，规模效益0.36%，资源配置改进占0.30%，而且，知识进展的作用在1929～1969年的40年中不断增强。在知识进展的作用中，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效应，使得技术创新的观点成为主流经济学不能小觑的一面。

目前，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总要素生产率中的比重）是59%～70%，而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40%左右，人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深刻地体会到其巨大作用，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这得益于创新研究的转变。因为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经济滞胀给予各种经济理论以发展的空间。作为解释非线性经济增长的典型代表，Schumpeter的创新思想渐渐为人们所注意，Schumpeter“科技创新驱动经济成长”的理论已为大家广泛接受，并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现象成为当今经济中的主要亮点，在对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中，技术创新因素被纳入进来，特别是Schumpeter创新理论的追随者在分析创新的影响因素中，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并成为知识经济中研究的热点问题。

2.新Schumpeter理论中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关系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的滞胀预示着凯恩斯经济学危机的到来，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供给方面，Schumpeter非线性动态的创新思想打破了原有经济学的供给思路而越发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习惯上把在科学技术问题研究上遵循Schumpeter思路的一派称为“新Schumpeter”的方法，他们对经济中程式化实施措施做了大量的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围，更多地涉及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和区域发展问题等。

Schumpeter的追随者之一E.Mansfield（1973）探讨了技术创新模仿与维持的关系，即影响新技术在同一产业部门的不同企业之间推广的经济因素问题，二者直接涉及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发展的关系。M.Kamien（1975）论述了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认为：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中等竞争程度），其探讨的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而这一结论也成为经典结论。P.F.Drucker（1987）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创新的考验不在于其本身的新奇性、科学内涵或小聪明，而在于推出市场后的成功程度，也就是能否为大众创造出新价值。可见，有关创新的判定，在于企业推向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的成功与否，与市场结构和创新行为密切相关。涉及市场结构和创新的模仿问题时，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天然地联系起来了。

Taylor和Le Heron（1980）进一步阐释创新与区域经济集聚发展的关系，区别了五种促进集聚的力量：创造性的产生——机会的暴露；企业家能力的产生——雇主的模仿；容易识别消费者——地方观念；容易识别供应者——经纪人的应用；成长到更大规模扩张的潜力。他们认为，集聚能够提供“培育”产业、企业家能力和有利的商业环境，集聚提供发展平台、装备设备等供应链，并为产品交易提供便利。

总之，除了理论探讨外，更深入人心的是：实证研究证实了技术进步及技术创新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宏观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密切联系起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现象的凸显，从宏观、微观经济分析中产生出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新的研究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新Schumpeter主义的观点出发，Lundvall （1992）等将创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区域经济的产业集聚集群企业的创新体系，真正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联系起来。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被他后来的追随者发展成为当代西方众多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分支：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成果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必然联系上知识和技术累积、扩散的区域产业集聚发展问题；二是侧重研究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技术创新的“轨道”和“范式”及其影响因素等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这也必然联系到区域产业的集聚问题。

1.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与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的创始源于探讨国民财富的增长。Adam Smith（1776）论述了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的原因，认为其主要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发展带来的效率的提高。Carles Babbage（1835）发展了Smith的经济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可以节省学习时间，加速知识积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源于知识积累的创造和应用过程。这些论述更接近于经济增长的实质，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导致知识的区域积累和产业的集聚发展。然而，经济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了喜剧色彩，David Ricardo（1817）虽然重申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却没有沿着Smith的分工、专业化的报酬递增思路发展，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理论框架，将经济分析引入到资源配置问题，开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先河但丧失了经济增长本质的探求，经济学因此曲径通幽、纷繁复杂而绚丽多姿。资源配置问题经过边际分析学派的努力最终建立了微观经济学分析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以帕累托最优作为判定标准，给出了资源配置的比较静态效率分析，并最终得到德布鲁证明，结论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来源于资源的配置，技术进步假定不变，用规模经济替代技术变化，致使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发展问题未能与技术创新联系起来。但是，Houthakker（1956）用图形证明了Smith的分工比Ricardo的比较优势更重要，因此，技术创新相联系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实质的分析在20世纪后期越来越受重视。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Robert M.Solow（1956）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扩展，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分析了1909～194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结论是：美国经济中每小时劳动总产值增加了一倍，这个增额中大约7/8可归功于“最广义的技术进步”。

在Solow模型中，外生变量为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内生变量为投资。Solow模型可以表示为：

Y＝AF（K，L）＝Kα（AL）1－α

简化为：

Y/L＝（K/L）α→y＝kα＝（k）

进而可以推导出：

s（k）＝（δ＋n＋g）k→s（k）－（δ＋n＋g）k＝0

其中，A，K，Y，L，y，s，g，δ，n，k分别为技术水平、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有效劳动投入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边际储蓄率、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有效劳动投入上的资本密度。

Solow模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从资本投资角度考虑其均衡路径的，涉及技术进步因素，但其仍然是外生变量，是作为影响资本长期稳定供给的一个系数而存在，经济长期增长只与投资和人口增长率有关。显然，Solow模型中技术因素仍然只停留在对宏观经济的外生影响上，没有探讨技术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只是解释现象而没有分析动因。Solow没能将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市场组织结构变化联系起来，模型的变量解释缺乏应有的力度。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支持问题中，人口因素、资本积累的物质因素与资源消耗导致的环境问题，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和耗散理论，寻找更为接近长期发展的内在因素的突破摆在经济理论研究者面前。

（3）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Paul Romer（1986）在《收益增长和长期增长》中，提出了一个与收益递减的传统模型不同的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Romer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不变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和知识积累的结果，认为知识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此之前，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方面，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或边投资边学（learning－by－investing）。另一方面，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一个经济范围内的更大的资本存量将提高对每一生产者而言的技术水平。这样，递减资本报酬在总量上不适用，而递增报酬则有可能。干中学和外溢效应抵消了单个生产者所面临的递减报酬，但社会水平上报酬是不变的。社会资本报酬这种不变性将产生内生增长。该模型的关键在于：第一，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特别地，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其知识存量同样增加。第二，每一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其他任何企业都能无成本地获得。换言之，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这样一个瞬时扩散过程之所以在技术上可行，是因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Romer后来证明在这种情形下仍可以在竞争性框架中决定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但是所造成的增长率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一般而言，如果创新部分地依赖于有目的的R＆D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创新只能逐步扩散给其他生产者，则竞争性框架将崩溃。因此，随后研究认为，技术创新的扩散有其空间范围，也就形成了产业集聚和经济收敛。

在Romer模型里，知识被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经济外部性，使所有企业都能获得规模收益；专业知识则产生经济内部效应，给个别企业带来垄断利润，从而为这些企业提供了研究与开发的基金和内在的动力。因此，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独立因素，不仅可以使知识本身产生递增收益，而且使资本、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这就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条件。一般知识的经济外部性和个别企业的专业化知识的内部效应及其邻近的交流传播被认为是产业集聚发生的最重要因素。

Lucas（1988）引入了Schultz和Beck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借鉴Romer（1986）的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Uzawa的技术方程做了修改，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而Ht＝B（1－μt）βHt，其中A、B、α、β都是正的参数，Q是产出，K是物质资本存量，H是人力资本存量，μ是人力资本中用于生产的部分，（1－μ）是人力资本中用于人力资本形成的部分。进一步地看，当μ是常数时，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决定式如下：

H/H＝B（1－μ）β

当经济处于均衡的增长路线时，可推导出如下产出与人力资本增值的关联式：

模型中企业能获得的知识的多少不依赖于总资本存量，而依赖于经济的人均资本。Lucas假设学习和外溢涉及人力资本，且每一个生产者都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非人力资本的总量。不再考虑其他生产者所积累的知识或经验，而是考虑从与掌握了平均水平的技能与知识的平常人的（自由）互动中得来的收益。Lucas的模型实际上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揭示了人力资本增值越快，则部门经济产出越快；人力资本增值越大，则部门经济产出越大。Lucas模型的贡献在于承认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根据Lucas模型，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学校教育，假定每个生产者除生产外都必须用一定的时间从事人力资本建设，强调了脱离生产活动的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样获得的人力资本，能够产生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二是在实践中学习，认为这样也可以形成人力资本，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其具有外部效应，使企业受益。

Lucas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社会一般人力资本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专业化人力资本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获得。但是，他又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规模和速度，直接取决于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已达到的水平。在现有人力资本总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利用“干中学”获得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水平也不会很高。而且，如果单纯依靠“实践中学习”的方式，专业化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总体水平只能以十分缓慢的速度提高，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只有学校教育才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生产的规模效应，并突破专业的限制，最有效地提高一般知识水平。不仅如此，如果将“实践中学习”的思想贯穿于学校教育中，也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相互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内产业集聚现象发生。

2.知识生产、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研究

对于专业化知识生产最早的研究文献集中于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而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内生变量。Baldwin和Scott（1987）认为知识生产是面临竞争压力的企业努力提高竞争力而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反过来，知识生产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Scherer（1984，1991）、Griliches（1979）、Cohen和Levin（1989）也这样认为，成为有关技术创新文献的主流观点。Cohen和Klepper（1991，1992）认为知识生产的最主要方面是R＆D，其他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培训等）。因此，Audretsch和Feldman（2003）将技术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型化为：

其中，I代表技术创新的活动，RD表示科研投入，HK表示人力资本的投入。观测单位i可以是国家、地区或企业层面。

从模型可以看出来，技术研发与创新的产出是其投入的函数，而经验数据表明，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效果具有明显的国家和地域特征。较多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发生在R＆D投入较多的发达国家和区域，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较少的R＆D投入，其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成效较弱（Griliches，1984）。同样，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产业、医疗卫生设备、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投入较多，其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成效显著，相比之下传统产业如造纸、纺织品和木制品等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效则相形见绌（Scherer，1984）。但是，以上是宏观层面的证据，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其R＆D投入与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关联性并非如宏观层面那样紧密。产生以上差异现象的原因可能归于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效果，涉及技术创新和知识的外部性或外溢性。

以上的分析显然没有涉及产业内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关系，Acs和Audretsch（1990）进一步研究发现：大企业（雇员在500人以上）的研发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效比小企业大得多，但如果平均到每位雇员，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成效上，小企业就远远超过了大企业。Scherer（1991）也看到大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研究和投入，而小企业只占有非常小的比例。“小企业成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论断是否成立？小企业和大企业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中谁会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怎样？”这些问题仍需深入研究分析。但产生这样看似悖论的结论，其原因可能应在企业管理层面和其激励机制上找寻。学者们研究的另一方向是空间问题，涉及产业集聚与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据此，有人引入学习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作用有其共同的社会范围，这成为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之一，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研究必然联系起来了。

对于区域创新的研究，Czarnitzki和Spielkamp强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企业与制造业企业或其他服务业的互动过程，把KIBS在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区分为知识购买、知识提供和合作创新三类[1]；Strambach（2001）明确地指出了KIBS在扮演创新桥梁角色过程中发挥获取知识、生产新知识及扩散新知识三大功能[2]；他更多地从与客户企业互动的角度出发，因而简化了KIBS从其他知识源获取新知识的环节。近期，我国学者魏江、朱海燕（2007）对作为创新系统内知识中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了新的认识：KIBS扮演着传统式、“蜜蜂式”、“红娘式”、“网关式”四种不同的创新桥梁角色，除了“蜜蜂式”桥梁以外，其他创新桥梁大都只是侧重某个或几个阶段而不是包含或强调所有阶段，如“红娘式”桥梁和“网关式”桥梁更侧重于知识获取，也就是尽可能从区域内或区域外获取新知识，为知识整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传统桥梁则是把新知识以一种新的服务或以服务的提升形式传递给客户企业来推动其创新活动，因而更侧重于知识的转移和扩散。

产业集聚企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的助推器，其内部的制造业企业、一般服务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五大主体之间的交互学习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KIBS作为区域创新系统内第二知识基，在知识溢出扩散、参与客户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中无意或有意地促进了集群内部机构间的知识流动和整合，从而为区域系统内知识生产和应用创造了空间范围[3]，如图2－1所示。

图2－1　区域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内在联系和知识基

3.技术创新的“轨道”、“范式”与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

（1）从“线性范式”到“网络范式”。20世纪70年代，在Schumpeter的影响下形成了创新研究的“线性范式”。该范式认为技术创新一般经历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等简单的线性过程，是一个只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技术经济过程。后来的研究发现外部的信息交换及协调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局限问题，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此后，创新研究的视野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导致“网络范式”的兴起。“网络范式”的研究强调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从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到企业间的关联作用，由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外溢导致的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成为研究对象。

丘海雄等（2004）引用了Asheim（1998）的研究成果，对线性创新范式与网络范式的特征进行了总结比较。

表2－1　创新范式的比较

资料来源：Asheim T.，1998，转引自：丘海雄等.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管理世界，2004，10.

从表2－1中可以看出，创新范式从线性到网络式的发展，创新发生于某一区域，创新的扩散、传播、溢出必然引起区域产业集聚发展，长期内扩散到区域以外，从而形成技术进步的区域间扩散。

（2）区域创新与集群创新。“网络范式”最初应用在国家层面，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于“区域状态”，区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主体，关键的商业联系集中于区域范围内。Baptista和Swann（1998）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网络的成效和技术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有很大的相关关系，区域内的技术创新网络比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原因是区域内地理邻近带来了可以维持并强化技术创新网络的支撑因素，如区域内的文化认同感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交流的便利性等。

当创新系统研究发展到区域技术创新阶段，已经开始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了。从概念界定上看，区域创新系统和企业集群创新系统都建立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对此，Palivos和Wang（1996）提出了促进产业集聚的主要的向心力，包括：知识的溢出效应、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消费和生产结合的外部性、与不同代理商的贸易中获益等；Rosenfield（1997）则认为，区域创新系统首先可以通过区域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定义来界定，也就是地理上的相对集中的相互独立的企业群；Ashier （2002）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就是由支撑机构环绕的区域集群。

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紧密联系体现在技术创新的环境上，必然要求从技术的影响因素探讨创新环境中的产业集聚问题，这一论题正是下面要着重探讨的。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探讨要从技术创新效果的分类开始，进而从技术的影响因素探讨创新环境中的产业集聚问题，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聚经济现象与技术创新联系起来分析，阐明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的特征。

技术创新效果可以从多角度分类，主要观点概括起来分为：Hicks、Harrod及Freeman和Parries的分类。技术创新效果的分类有助于认识创新的本质，能从中发现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与产业集聚的联系脉络。

1.Hicks和Harrod的技术进步（创新）分类

技术进步是指新知识创造、新技术发明在社会生产中得到推广运用，并产生物质财富增值，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全部过程。它通常包括科学研究的新进展、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管理方法的改进，以及社会生产者本身的知识进展等方面。技术进步等同于技术创新的效果。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联系紧密，应用于分析经济问题中的差别不大，但有一定的侧重性，技术创新强调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及应用绩效，技术进步则更强调技术的经济应用成效。

对于技术进步，学者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明显地体现在对技术进步分类的理解上。Hicks（1932）和Harrod（1937）对技术进步的分类是一般福利经济学分析的副产品，他们是从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变化的分析开始的。

Hicks根据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差异，将技术进步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技术进步三类。Hicks中性技术进步指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保持不变，或者说技术进步没有改变资本的边际产量对劳动的边际产量之间的比率。

在图2－2中，Hicks中性技术进步可以表示为：无论技术进步发生与否，在新旧生产函数的人均资本相同的点（K/L＝OM），工资率与利润率之比保持不变。这得益于其序数效用论的借鉴应用，创造了IS－LM模型分析工具，以技术进步论述经济周期，这是Hicks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Hicks的这一分类主要用于分析市场对要素节约的影响的过程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从而分析技术创新的走向“是偏重节约劳动还是偏重节约资本？”但这都是从经济运行的总体效应上定性的分析，不涉及技术的扩散和溢出，也不涉及市场结构问题，因此谈不上技术进步与产业集聚的联系。

图2－2　Hicks的中性技术进步

Harrod同样讨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资本的利润率，在技术进步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Harrod的技术进步中性表述为发生技术进步后，使利润率保持不变的增大的资本—劳动比率K/L，其相应的资本—产出比率K/Y也保持不变。换句话说，新旧两种生产函数利润率相等的点，各与之相应的资本－产出比率K/Y也相同，这种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图2－3　Harrod的中性技术进步

如果包含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中有着较高的资本—产出比率K/L，这是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相反则是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Harrod的中性技术进步意味着：技术进步能够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和资本的深化中，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率可以保持不变。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趋势，而单位劳动由于支配更多的资本效率明显增加，社会经济因技术进步而发展，这一点在工业化过程中表现明显。

Harrod中性技术进步与Hicks中性技术进步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无论技术进步发生与否，在新旧生产函数的人均资本相同的点（K/L＝OM），工资率与利润率之比保持不变；一个是新旧两种生产函数利润率相等的点，各与之相应的资本—产出比率K/Y也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性技术进步意味着不会引起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

Harrod的假设条件是完全竞争，把产业集聚问题假设掉了，根本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与产业集聚的关联性。实践证明，偏重资本节约的技术进步及其创新主要应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丰富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劳动成本及其资本的缺乏的宏观环境，促使资本节约型技术创新的广泛应用。随着经济发展和厂商规模的扩大，技术创新到技术模仿，产业集聚悄然发生，一定程度的竞争过渡到技术创新形式的变革，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从资本节约型过渡到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中使用更多的资本，物化的技术进步成果和体现高科技的物质装备广泛应用，经济载体的劳动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2.苏塞克斯大学（Freeman和Parries）的分类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Freeman和Parries（1988）提出基于创新重要性的分类方法：渐进创新、根本创新、技术系统创新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越是重要的创新涉及的产业和领域越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反之，这说明，重大创新涉及领域广泛，产业联系作用明显，从而造成更为明显的产业联系和产业集聚。这时的研究对象和分类方法，得益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增多，二者已经紧密联系起来了。

3.创新战略分类

依照企业创新的行为模式，创新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集成创新。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通过引进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并不能带来本国的技术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表明，引进基础上的跟踪模仿是创新的基本形式之一，但更要强调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源泉，在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基础上的技术集成创新和技术联盟的运用，能够合理形成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我国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组工程，积极进行生物基因的图谱的绘制，这些基础研究为以后的生物工程的集成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在未来的技术创新中占有一席之地，由知识产权过度扩张带来的奴役性质可能危害技术创新的发展。

合作集成创新是当今科技发展阶段创新的主要形式，也是经济上落后国家追赶策略在技术创新上的应用。相应地，合作集成创新，相关产业紧密联系，相似产业竞争发展，从而带来产业的集聚与集中，信息的交流和创新的模仿进一步带来产业的空前繁荣和集聚程度的提高，因此，自主创新能力组成构架，如图2－4所示。

图2－4　自主创新能力的组成构架图

当研究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时，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集聚现象可作为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产业集聚表现为区域内同类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中，体现为市场结构的变化，市场结构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性可以归结为一个理论分支，即市场结构技术创新论与企业规模技术创新论。

1.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企业规模的关系

在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Schumpeter提出了两方面问题：第一，创新企业的规模越大，其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因此，垄断是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对垄断利润的期望成为技术创新的激励，即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创新能力、创新成果更多；第二，技术创新与市场集中度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在保证技术创新成果方面，市场势力是必需的。Schumpeter进而提出了支持其假说的主要论据：①垄断或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能够承担创新风险，而且一定的市场势力才能保障其创新行为的经济回报，因而由创新行为而带来的垄断利润的预期收益成为对创新的激励；②超额垄断利润也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完全竞争下的小企业不可能为技术创新支付最佳费用，即垄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能力支持有风险投资和“雄心勃勃”的研发计划的技术创新；③技术创新是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垄断大企业的存在并不消除竞争，因追求创新收益而增加了竞争程度，结果必然逐步走向垄断。

Schumpeter之后，其追随者对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支持Schumpeter假说，认为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另一类否定Schumpeter假说，认为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性或不存在相关性。

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是Schumpeter假说的一个重要支柱。在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方面，Horowitz（1962）、Hamberg（1964）、Caves和Uekus（1976）等对市场集中度与研究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支持了Schumpeter的观点。

反之，Fellner（1951）、Arrow（1962）、Mansfield（1968）等学者早期研究得出了否定Schumpeter假说的结果，没有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反而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与寡占性的市场结构相比能够产生更大的研究与开发诱因，即完全竞争比垄断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技术创新；Williamson（1965）、Bozema和Link（1983）、Mukhopadhyay（1985）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Arrow等人的观点。

进而，Scherer（1965）发现，市场竞争中企业规模超过了一定临界点后，企业规模和创新之间具有负相关性，一些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倒U字形假说”；而Bound（1984）通过对大量的美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创新的研发密度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先下降、再上升的“U字形”状况。同样，Cremer和Sirbu（1978）分析法国企业技术创新与研发数据、Pavitt等（1987）分析英国企业技术创新与研发数据，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后来，Scherer（1984）又分析美国企业技术创新与研发数据，认为美国小企业是更加重要的创新来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发现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线性的正相关关系。

对Schumpeter假说的实证检验出现不同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是：①主要变量度量的困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如何度量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困扰学者们的一个基本问题；②产业差别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不同的产业之间具有不同的需求条件、技术的可独占性以及技术机会，不同学者运用不同产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必然有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往往不是因为规模的差异而产生；③数据的非随机性，数据难以随机获取，大部分样本具有高度的非随机性，因而实证结果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自相关）；④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都是模型的内生变量，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可能产生统计学上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分析依赖于样本数据、计量方法和衡量指标的选择，不同“情境”下，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

综合两方面的研究结论：

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原因在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时，资源的分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企业所创造的福利（包括自己的利润和社会所得到的收益）也是最大的，也即达到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原理所述的“帕累托效率”。因此，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最有利于技术创新。譬如Arrow（1962）就曾指出，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技术创新收益大于垄断市场的收益，竞争市场比垄断市场更能诱导企业进行创新。

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家从效率方面推崇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认为完全竞争市场能带来高效率。但其行业中所有企业均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企业之间唯一的竞争方式是价格竞争，这样的企业技术创新愿望不是很强烈。同时，由于完全竞争企业的规模都较小，企业实力不强，因而也没有技术创新的能力。这样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能带来资源分配的高效率而很难促进技术的进步。所以，Schumpeter就从垄断企业的规模特征方面提出，垄断相对于竞争更有利于技术创新。

2.技术创新与产业集中度关系

如果按照“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思路，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次序演化是分析竞争和垄断的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必然选择。然而，基于同一研究思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Kamien和Schwartz则从垄断竞争的新角度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研究，归纳为三个变量：①竞争程度。在垄断竞争中，产业中的竞争决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因为技术创新能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垄断利润，所以产业中企业依靠差异性竞争越激烈其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越大。②企业规模。产业中企业的规模影响本身技术创新所开辟市场的大小，企业规模越大，技术创新所开辟的市场越大，就越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③垄断力量。产业中主导地位企业的垄断程度决定其技术创新的持久性，垄断程度越高、市场控制越强，技术创新越不易被人在短期内模仿，便越能持久地获得创新的垄断利润。因此，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

同时，学者们认为应该从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入手分析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新兴产业中中小企业创新数量较多，而技术一旦成熟后，大企业对于创新的贡献率会超过小企业。为了进一步研究产业特点与技术创新的关联度，日本经济学家今井贤一运用研发费用密度指标将日本产业分为三类，一类是创新产业，密度在1.8%以上；二类是标准产业，密度在1.0%～1.8%；三类是停滞产业，密度在1.0%以下。一类产业随着销售规模扩大，研发费用上升速度很快，后两类产业随着销售规模增加，研发费用上升速度下降，最后停止增加。上述多家研究结论表明，技术创新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产业类型、创新阶段等的综合函数。

Vossen（2002）指出，产业集中度在对R＆D投入的影响作用上，小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集中度较高的产业中，大企业比小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小一点，这样小企业技术创新密度和创新效率比大企业更大一点。利用荷兰制造业1988年的1292个企业和1992年648个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Vossen认为，产业集中度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投入都有正相关关系；产业集中度更高，企业R＆D投入更大，但并不能导致更多的创新成果。这也说明高市场集中度的产业中大企业多，产业的R＆D整体效益却会减少。也就是说，促进技术创新的市场集中度有一定的边界。

Greensteen（2002）提出，垄断者在创新方面存在如下矛盾：一方面由于缺少竞争的压力而缺乏创新的外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为了其维持垄断的地位又不得不进行创新。在将垄断市场结构分成受威胁的垄断和保护性垄断的市场结构后，从产品的差异化角度出发，结果是受威胁的垄断市场结构比竞争性市场结构和受保护的市场结构能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更能促进技术创新。

总之，对技术创新与市场集中度的分析，开始的结论是：中等程度的竞争最有利于技术创新。但是，中等程度的竞争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结论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其结论可能过于片面，而另一些学者从市场结构的产品差异化和竞争威胁的角度分析认为，一定垄断下的市场竞争和受威胁的垄断市场是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另外，从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创新的不同阶段的研究表明，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创新的不同阶段同样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开始阶段或创新类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竞争较为激烈，市场势力弱。

对于目前中国很多产业集中度较低、竞争过度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清醒。究其原因在于，过小的规模和过度的竞争不仅不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而且缺少技术创新支持的企业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价格方面，造成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失语。我国不仅在金属矿石进口的谈判中处于劣势，而且在出口稀土粗制成品的价格中处于劣势，根本原因在于过高的产能和过多的企业造成的过度竞争，而之所以形成这种产业集中度较低的局面又在于“诸侯经济”、各自为政的地方保护，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兼并重组和应有的规模扩张，这可能是目前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不等同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结果可能形成一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但是，对技术创新的分析必须深入到总体的创新环境，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认识技术创新的机制。

对于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学术界提出了科技供给推动、科技需求拉动等模式，对现有模式进行评述，无疑成为探讨产业集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学者对于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经历了从科技推动的供给模式、社会需求的拉动模式、供给和需求的双重作用模式等，并且在制度经济范畴中产生了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模式。以下为几种典型的动力模式观点：

1.科技推动的供给模式

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上，Schumpeter（1912）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创新催生了新的产业部门，导致新兴产业的出现，而一般的“工序创新”只能提高现有产业中企业的效率，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更重要。因此，Schumpeter提出技术创新的科技推动说。Schmookler（1996）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不否认基础科学研究的独立作用，但如果把新的投资经济活动完全归为科学技术则是片面的，因而他分析了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铁路、炼油、农业和造纸等行业投资存量、就业与创新的关系，得出投资与专利高度的相关性，且投资领先于专利，因而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投资驱动论。无论怎样，二者都属于供给驱动。科技推动的供给模式，强调科学研究和由它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现实表明，科技的突破与发展，确实给企业形成一定的创新动力，但它并非是企业创新动力的唯一源泉，我们还应到市场中企业内部去寻找答案。

2.需求拉动模式

Myer和Marquis（1969）通过分析500种创新的调研资料，得出了需求拉动技术创新的结论。需求拉动的经验研究表明，创新的成功与对客户需求的了解、良好的信息沟通及有效的合作密切相关。这一模式强调企业技术创新起源于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拉动、牵引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研究表明，出现在各个领域的重要创新，有60%～80%是由市场需求和生产需要所激发的。当现有的社会资源不能满足社会某种技术要求或某种产品需求时，需求与资源不相适应的所谓“瓶颈”现象，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发生，如此循环往复使技术创新活动不断开展下去。很显然，从外在的需求入手，把技术创新看成是对社会的一种被动适应性活动，没有更多地从企业内部去寻求其进行技术创新的根本的、主动的动因，因此，这种模式无法解释某些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产品创新，也无法解释有些市场需求并未引起企业技术创新。

3.推拉双动模式

Mowery和Rosenberg（1979）综合了各研究成果，得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创新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科技推动和需求拉动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交互作用。这一模式强调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都是企业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二者共同促成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实现。很显然，这一模式是前述两种模式的综合。但它仍然忽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需求都常常是企业外部的因素问题。

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已经不再可行，而投资与科技研发促进技术创新的战略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当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涉及投资及其效应时，风险投资、技术溢出与专利保护的研究触及产业集聚问题。风险投资对于科技创新异常重要，但科技创新的风险评估涉及创新的环境，技术创新的区域内溢出导致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明显降低了科技创新的风险，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相互作用。

4.技术轨道模式

在制度经济学影响下，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中衍生出“技术轨道”模式，包括“技术轨道—环境选择”与“社会建构/形塑”两种具体模式，主要强调一种根本性的创新导致新的观念产生，这种观念逐步扩大其影响、渐渐模式化为一种技术规范。这种技术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遵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就会形成某种技术轨道，沿着这条轨道，持续性的一系列创新将会不断涌现。这种模式只是解决了在技术创新中“怎么做”，以及“做的结果如何”的问题，没有解决企业“为什么去做”，即企业技术创新的初始动因问题。

在技术创新轨道模式中，研究思路引向制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凡勃伦和阿里斯认为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甚至认为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与之相反，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需要制度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主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拉坦认为引发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原因非常类似，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影响，但互不决定。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来自于企业内部也来自于企业外部，内部因素一般包括：利益导向、价值判断、内部环境和R＆D能力等因素，外部因素一般包括市场需求、市场结构、基础创新（科技发明）、资源稀缺性、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且每种要素往往又包括一些子要素。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应该具有综合系统性、能动选择性等特征。一方面，技术创新是由综合因素所推动的，且各动力要素与各种生产要素及各创新阶段相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应对企业内部的创新要求和外部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企业创新表现为获得新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采用新技术、建立新的企业组织等行为，其最根本的动因来自于企业内部；受到外部激发因素的作用，后经由企业选择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内部动力，最终体现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动性。不能把存在于企业内外部的诸种因素直接等同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只有当企业对诸内外因素有了理性的认识、鉴别和选择后，才真正转化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刘锋（2003）改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理论模式，分成内因推动模式、外部推动模式和内外因共同推动模式讨论。内因推动模式，强调以企业内部自有独立整体利益为主导，忽略企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制约和冲击，企业根据自我需要主动地去创新的模式；外部推动模式，强调外部各种因素和力量对企业的影响、制约和冲击，企业感受到外部激发因素并加以选择接受，反映到企业内部成为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这类企业的创新具有应对的特征，创新往往具有滞后性；内外因共同推动模式，既有主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又受到并接受外部各种因素的强烈影响、制约和冲击，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许箫迪、王子龙（2003）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必须同时包括内在自发激励和外在环境刺激的激发，给出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模型，类似于刘锋的分析，基本上没有突破，如图2－5所示。

图2－5　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模型

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现代企业，处于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因常常是相互融合、交叉在一起相互作用的。为了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需要采取开辟广泛的市场、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变革组织结构等行动，主动寻求发展成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内部原动力；同时，外部各种需求、影响和压力促使企业创新，否则，企业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难以持续发展。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立足于自身内部实际发展需求，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利益，主动地去发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在环境，从而更主动、积极地去创新。

在对张炜（2004）中国技术创新过程、特点等论述总结的基础上，王爱国、何庆梅（2006）以表格形式阐释了技术创新动力模式（略有改动），基本上沿袭国外技术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思路，但有所扩展，更多地联系了产业集聚因素，如表2－2所示。

表2－2　技术创新动力模式的比较分析

资料来源：①王爱国，何庆梅.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5－39.②张炜.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发展演变及战略集成.科学学研究，2004（1）.

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出发，徐细雄、万迪昉（2006）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潜在战略动机，主要根据基于绩效导向的困境创新和基于竞争导向的松弛创新两种类型，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如图2－6所示。这一框架突出的特点是缺少了反馈路径，非自强化反馈回路，也没有持续的时间观念。

图2－6　技术创新的战略动机

孙东生、孙光磊（2005）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中的优势和劣势，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的纯收益与技术创新的风险的共同作用，突出了技术创新风险可以通过区域产业集聚发展而降低的特点。借鉴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林雷芳等（2007）提出技术创新的耗散结构理论。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在平衡态下，企业系统内部混乱度最大，无序性最高，信息噪音最大；一旦进入这种“死”结构的平衡态，企业很难发展。表面上的平衡实际上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和窒息作用，使创新动力系统变得死气沉沉，没有差异，缺乏竞争，陷入一种低效率、低效益的局面。一个具有内在动力、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其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必定是一个有差异的、非均匀的、非平衡的系统，动态的平衡成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机制完善的根本标志，也是企业创新动力系统力求达到的目标。

利益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最根本的驱动力，任何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取高额利润，取得竞争优势，企业利益驱动力是使创新动力系统从平衡态和近平衡态走向非平衡态的驱动力。但是，利益目标的实现经常容易使企业产生满足感和惰性，致使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止步不前，从而使技术创新动力系统进入“平衡态”，形成一个“死”的结构。在开放的条件下，企业创新动力系统要得到进化，就必须克服这种“稳态症”，不断地超越自我，使创新动力系统越出平衡态和近平衡态区，到达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去。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内部子系统各要素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系统进步。

在必要的专利制度缺失的情形下，创新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社会必要的创新资源的总供给量总是严格小于对整个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提供量，为了解决创新的这个难题，设置一个合理的保护期限是非常必要的手段，既能够对创新者成果（以专利形式）进行必要的保护，又不对社会产生净损失，从而使得创新者持续的创新动力得以保持，这正是专利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王帮俊（2006）通过建立一个合理专利保护期的理论模型论证了一个合理专利制度的设立问题，通过“专利法”的效力来规范对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作用，专利制度及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机制发生作用的同时，亦被其所影响，从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除了个别引进相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理论的探讨，对于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总体没有突破内外因共同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企业的制度调整与创新的产物，企业战略联盟开始大量涌现并迅速发展，参与到各种战略联盟中的企业数量激增，尤其在电子、制药、计算机和航天等产业，战略联盟企业数量年增长近四倍。因此，美国《商业周刊》宣称企业界进入了“团结的时代”，而彼得·德鲁克指出“联盟”已经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运营过程充满了风险。大量研究表明，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失败率很高，在对900家企业展开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达到预期目标（Inkpen，1997）。Dennis和Benson（2001）也认为组建企业技术创新联盟非常危险，它只是让竞争对手攫取国内市场和盗走重要技术的特洛伊木马。可见组建企业技术创新联盟固然不易，而维持企业技术创新联盟更难。因此，有必要探讨企业联盟技术创新模式、战略与影响，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联盟与区域经济及产业集聚发展的关系。

技术创新联盟是各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结成的一定相互依存性的战略性伙伴关系，通过技术联盟企业能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能更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企业技术创新联盟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发展速度加快及企业实行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必然趋势。技术创新联盟是企业技术合作发展的高级形式和阶段，使企业间技术溢出变为联盟内部的交流，克服了企业间的产权纠纷，保护了各个企业的利益。与一般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联合相比，技术创新联盟通常具有以下特点：技术联盟多发生在大企业间，多是全程合作或技术互换，各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独立性，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资源整合，抑制技术联盟以外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式多种多样，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首藤信彦以企业在技术资源方面的不同互换方式为标准，以具体的技术联盟进行分类：交叉型联盟（互换技术资源）、战略型联盟（竞争对手在特定研发领域结成联盟）、短期联盟（先进技术与市场优势的企业联盟）、环境适应型联盟和开拓型联盟（多个企业共同提供某种新技术的战略联盟）。Peng S.Chan和Dorothy Heide（1996）根据不同技术创新阶段的性质将技术创新联盟分为五种类型：产品用户组成的共同研发联盟（Customer Alliance）、供应商组成的共同研发联盟（Supplier Alliance）、竞争企业组成的共同研发联盟（Competitor Alliance）、关联各方组成的共同研发联盟（Complementary Alliance）和政府有关部门、学校等非企业组成的共同研发联盟（Facilitating Alliance），这种分类体现了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特色，供应商和竞争者集聚发展，创新联盟得以形成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区域产业集聚。

技术联盟是目前企业间技术合作的最新形式。“协同学”观点认为，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内部，由于相互配合产生协同作用和合作效应，使系统处于自组织状态，并表现为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技术联盟便是由这些子系统相互配合产生协同作用的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自组织形态，其实质是一种企业协同技术创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由于联盟的骨干企业的大型集团化企业性质，既可以加快高新技术的研发，又可以起到分散技术创新投资风险的作用，因而技术联盟的出现对技术创新竞争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国际上技术创新联盟改变竞争格局的事例屡见不鲜，见表2－3。

表2－3　国际大企业之间技术研发战略联盟

续表

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何要技术联盟，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s）的角度可以给出其理论解释（黄海洲、许成钢，1998），虽然公司内部的技术创新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但容易产生技术创新投资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这样会导致递增无限投资、技术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Kornai，1979）。借鉴Jacques Cremer的“Arm’s length”思想，从对研发人员的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的角度，还可以建立数理模型，展开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研究，从而对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创新联盟做出经济学解释。党文娟（2006）进一步分析认为，推动企业之间形成技术开发联盟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进步速度和技术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使得技术开发所需的资金投入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开发风险大幅度上升，没有一家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单独获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拥有全部所需的技术，一家公司自己主宰一个行业的各种技术或一种经营活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的高级程度和市场的复杂程度使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成为最佳者，当今任何高技术公司若想在全球市场上竞争，除了战略联盟，没有其他战略可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溢出（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利用其他企业的核心技术、加快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竞争对手也会变成合作的伙伴。

企业技术创新联盟如果要运行下去，协调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围绕企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某个阶段上发展的和谐主题，利用协调机制解决人的能力、能动性问题，协调联盟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不和谐，使技术联盟始终处于比较和谐的运行状态，从而确保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持续发展。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企业和市场均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同样，在企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联盟与产业集群学习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中，既有集群学习，也必然存在技术创新联盟，二者是企业和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经济现象。

长期以来，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在强调其作为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共性的同时，却忽略了技术创新赖以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即国家专有因素的特殊作用。因此，对于技术创新环境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导致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出。早在1841年，德国古典经济学家Friedr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一书中就从国家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一背景下，以C.Freeman和Richard R.Nelson为代表的一些新Schumpeter主义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开始强调List的传统，重视技术创新的国家专有因素以及具体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从而将List传统与Schumpeter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出。

国家创新系统是由Freeman于1987年首先提出来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Lundvall（1992）、Nelson（1993）、Patel和Pavitt（1994）、Porter （1995）等人，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但各有侧重。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力图把影响技术创新的所有因素从国家层面进行考虑，包括影响创新的经济因素以及制度、组织、社会和政治因素等。因而，Freeman等人将技术创新环境的创造归结为一种国家行为，即由公共和私有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并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该网络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旨在经济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并将创新作为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

一个区域中企业的创新，仅仅关注企业自身是远远不够的，应当重视产业集群形成在区域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加强国家创新系统建设。

1.不同国家创新系统的特色分析(www.chuimin.cn)

对于不同的国家，其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各具不同的功能特色。以日本、美国、德国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构建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构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①政府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构筑者。“二战”以后，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经历了从技术引进立国到创造性科技立国观念转变、从工业技术创新到电子技术的革命、从应用性研究为主向基础性研究转变、从大型企业的科技研发到中小企业创新制度的确立的演进过程，其中，政府一手构筑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并出台一系列法律、政策和投入大量的R＆D资金，使国家创新系统日臻完善。②确立企业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在研发与实施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其积极创新。统计数据表明，日本政府负担比重较小的研发经费，1970年为27.3%，1980年为27.7%，20世纪90年代不足20%，战后日本的技术创新主要由产业推进。③官、产、学、研相结合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石。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开始大力推进产、学、研、官的协作。到1981年，日本科技厅和通产省正式确定了产、学、研、官一体的人才流动中心的科研体制，同时，政府出台了“产学教育制度”、“新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特定共同研究制度”、“新技术委托开发制度”以及《工矿业技术研究开发协会法》和《研究交流促进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外到国内还设立了大量的信息机构，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技信息网络体系，为产、学、研、官协作提供信息和便利（卢娜，2002）。

“二战”以来，美国政府构建国家创新系统表现为：第一，政府对科技创新坚定的支持。美国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研究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一般分为三种类型：①基础研究；②政府需要的项目（政治、军事需求等）；③能够提高特定产业和企业群的商业竞争力的项目。对科技创新进行资助的主渠道是通过国家基金会实施的，但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如国防部、卫生部）等也分别支持各自领域的科技研发工作。当今美国在基础科学和高科技领域方面的领袖地位足以证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作用。第二，企业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主体，科研机构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在美国科技发展史上，不受官方控制的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及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主要角色；3/4的科技研发工作是在企业完成的，3/4的科研人员在企业，全国R＆D经费总投入的60%以上由企业投入。著名的朗讯公司（原来的贝尔实验室）、杜邦公司研发中心、埃克森研究与工程公司等，同国立科研机构和高校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机构在市场这个纽带下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第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为国家创新系统创造环境。美国政府通过采取专利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完善科研管理制度等有效措施实施了“以企业为中心，促进官产学一体化”的政策，从而确保企业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分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三个层次，联邦政府主要是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知识创新。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建立了由联邦政府推动和资助创建“大学—企业技术开发中心”、“政府—企业联合体”、大学或科技园区内的科技“孵化器”等新型合作关系，以确保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转；并且，企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已经占有很大比例，从经费支出比例来看，企业基础研究已经占全国的20%以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已占全国的50%左右，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创新和技术知识创新在全部R＆D活动中已达到40.5%（见表2－4）。可见，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已经具备了国家知识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

表2－4　美国企业R＆D和科学研究活动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谭贤楚.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与思考［J］.创新论坛——技术与创新管理，2005，26（2）：8－10.

德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突出特点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并重战略，通过中介机构将科学研究系统与技术开发系统联系起来，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科研系统、大学、中介组织和经济界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密切的合作。

企业是德国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经过长期的竞争与发展，德国企业不仅十分重视技术创新，而且德国的技术能力集中程度相当高，其国内研发能力的31%集中在西门子等7家大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的研究部门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然而，由于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趋于活跃，其销售产品中新产品的比重已远远超过大企业，缺陷是中小企业研究与发展投入仅占企业界研究与发展投入的14%，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加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近年来德国政府一直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予以支持，以改变技术创新能力集中的现状，求得平衡发展。

德国科研系统主要由马普学会、亥姆霍兹协会、弗朗霍夫学会组成，其下属研究机构大多历史悠久，逐渐演化为德国主要科研院所，具有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和明确的研究领域。德国的科研体系是一个务实、严谨、高效的科研体系，包括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原型开发、小批量示范生产的技术创新序列，各类机构转换承接关系清晰，相互协调，并且高校科研是德国科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与产业界联系十分密切，其应用开发研究课题主要来自于企业委托；为了鼓励高校教师加强与产业界联系，国家、州的法规允许教师创办个人公司或研究所。另外，由于德国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中心，所以德国的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德国技术转移中心（相当于我国的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德国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分布在德国各地，并在州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其运行经费一半来自州的科技基金会，另外一半来自商会。

德国是联邦和州分税和分权制的两级政府管理体制。联邦教科部是联邦政府的技术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同时协调与州及各部门的科技政策。调控手段是通过制定法规和科技政策以及科研开发经费重点资助计划和实施，同时建立反馈回路，利用科研成果和最新知识对立法的反馈信息不断完善法律和法规。各州政府建立相应的科技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大学的科研经费和资助本地区科研单位。

国家资金原则上只能用于基础研究和进入市场竞争以前的应用基础研究，政府对企业科研支持的主要形式是提供保障自由竞争的法律框架和现代化的科研公共基础设施和条件以及无偿获得最新知识成果。德国政府一般是通过合同研究资助、委托研究资助和科技咨询资助推动中小企业的改造和技术进步，而建立技术园区是德国政府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政策手段，鼓励创办风险投资公司是德国政府为促进科技进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而采取的另一个举措。1982年，借鉴硅谷经验，德国政府把建立技工贸金融四位一体的高新技术群落作为发展科技经济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在联邦和州政府、工商会以及国家银行的合作下，60多个具有德国特色的“硅谷”很快建立起来。

张杰、柳瑞禹（2005）分析了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存在着各子系统相互缺乏联系、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提出用系统理论思想重建国家创新系统，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用功能，如图2－7所示。

图2－7　国家创新系统模型

2.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构成与功能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包括下列核心要素：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知识生产活动主体（公共研究机构，包括国立研究院所、科研型大学、非营利研究机构等）、知识传播主体（教育培训机构）和环境（政府机构制定有关政策，提高创新系统效率，促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为创新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及一些辅助支撑要素，如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企业孵化器、信息网等，联系内在机理，国家创新系统功能及其构成，如表2－5所示。

表2－5　国家创新系统的系统结构与主要功能

续表

强调各组织结构的相互配合和合理分工，相关产业的集聚是在国家创新系统的支持下才能发挥其集聚经济效应的。因此，国家创新系统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创新的环境，关系到该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

1.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

衡量一个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因素和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基础创新因素和特殊的集聚条件，各具体内容及机制，如图2－8所示。

图2－8　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因素和能力评价指标

一个国家要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强有力的、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必需的。区域内产业集聚的发展，不断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和绩效大大提高，而且也促进国家创新系统的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中，从世界层面到企业层面，包含数个层级：世界层面、国际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国内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产业层面，最后到创新主体——企业。从作用机理上，国家创新系统的各个影响因素关系，如图2－9所示。在公共创新基础条件中，创新资源包括：科研与工程劳动力、以研究生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风险资本的收益率和该质量的信息产业基础等；创新政策包括：资助或补助项目、R＆D税收政策、教育基金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等；国家知识储备包括：基础研究投资、创新积累和所有技术成果等。

图2－9　国家创新系统各个影响因素的关系

2.国家创新系统内在机制

迄今为止，关于国家创新系统内在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更缺乏对转型国家创新体系演变机制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但现有研究成果也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甚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OECD的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各国创新系统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与水平的差异，以及各个创新主体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即使国家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差异不大，其国家创新系统的差异也是必然存在的（Vertova，1997）。特别是，各个国家创新系统的变化都具有沿“技术轨迹”发展的倾向，而“技术轨迹”又会受这些国家各自过去和目前知识的积累状况和知识的应用状况的影响。Patel和Pavitt认为，各国的创新过程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在具体活动中，又会随着各国发展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且这些差异往往起源于各国的产业特征、特殊的机构设置、政策优先性以及其他因素（Patel ＆Pavitt，1994）。

借鉴前人有关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化和发展必然受一国科技与经济发展规模、水平、产业结构特征、技术路径依赖以及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经济学视角，借助市场供求机制的分析方法，张俊芳（2007）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内在机理结构，如图2－10所示。

图2－10　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

总体上看，国家创新系统是以提升特定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为目标，以相应国家技术创新活动的活跃为目的的一整套社会机制安排。在一国社会中，影响“创新供给”的各种因素和影响“创新需求”的各种因素，必然会分别作用于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且只有当一国创新的供给和创新的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才会形成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创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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