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发展研究：理论问题精解

关于产业集聚，在国内外的经济文献和相关理论的发展中出现过若干种概念及其表述，这些概念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许多内容有先后发展的逻辑关系。这些不同概念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相关问题的特点，显示了学术界研究的一些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关系，许多内容经过不同学者多年的研究后逐渐清晰起来，内涵也更加丰富，理论的应用性也越来越强。本书首先阐释各位权威学者所定义的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本书的主旨给出具体定义。

1.产业区（Industry district）

关注产业集聚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他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作“产业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集聚。马歇尔式的产业区有以下六个特征：①与当地社区同源的价值观念系统和协同创新的环境。②生产垂直联系的企业群。③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和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④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位于其中的企业不仅重视产品价格竞争，更重视产品质量竞争，不仅重视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而且重视策划最终产品的营销活动。⑤区内企业形成了竞争协作并存的关系。⑥地方银行系统与当地企业家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富有特色的本地信用系统[1]。马歇尔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和效应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地域生产综合体（Territorial productive complex）

这是苏联在经济建设中为解决重大国民经济任务而采用的一种地域生产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强调：一般由国家一次性大规模投资而形成，是跃进式而不是渐进式发展模式；其投资集中于比较紧凑的地域范围内，该区域拥有发展地区经济专门化部门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综合体内各部门（专业化部门、辅助性部门、自给性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地域生产综合体的主要作用主要表现在：①充分发挥地区资源和经济优势，建立具有全国或区际意义的专门化部门；②通过合理布局生产力和科学地组织生产力流程，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③可共同使用统一的基础设施，减少投资，节约用地；④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进程中，以地域生产综合体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配套施工，同步建设，有利于尽快形成综合生产能力。

3.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

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现象研讨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1990年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波特阐述了产业集群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对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在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2]。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部门。同时，产业集群也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产业竞争优势的获得取决于其能否持续创新与升级，而产业的持续创新则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生产要素条件；②需求条件；③相关支撑产业；④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正是这四个方面构成波特所谓的“菱形构架”或“钻石体系”。地理上的集中使四种相互分离的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与升级：邻近的竞争者会造成嫉妒与模仿行为；靠近竞争企业群的大学可能与企业相互支持；供应商会因靠近研究与开发活动而创新；附近的有经验的购买者最有可能交换信息，及时反映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尤其是对于特别的服务和产品功能的需求。地理集中的发生是由于地理接近性可以使集群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它有助于交易费用的下降、信息的创造和流动，地方机构的发展以满足集群的特殊要求，以及感知同行竞争的压力。集群指向与产业政策是非常不同的。在产业政策中，政府把“合乎需要的”产业作为目标，国家实行产业倾斜政策。而在集群理论中，所有集群都能改善生产率，决定一个区位的繁荣和生产率提高的不是企业在什么产业里竞争，而是它们如何竞争。

4.新产业区（New industry district）

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学者巴格纳斯克（Bagnasco）和巴卡提尼（Bacattini）在系统分析意大利某些飞速发展的产业区后，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定义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Bacattini，1978）。强调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分工。1984年皮埃尔和赛伯（Piore and Sabel）合作出版了《第二次产业分工》（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一书，该书首次对19世纪的产业区再现的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并提出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灵活性加上专业化（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即弹性专精。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产业区发展，是中小企业在弹性专精基础上实现的集聚。这些中小企业集聚区，由于专业化程度高、企业间协同作用强，可以与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进行竞争。美国学者斯科特（Scott，A.J.）在研究洛杉矶的妇女服装工业时，开始从理论上把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和集聚联系起来，并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基于合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商在地域上集结成网（生产商和客商、供应商以及竞争对手等的合作），并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连的产业组织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形式。韩国学者朴杉沃（Park，S.O.）提出了新产业区的网络和植根性特征。他认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新产业区内的柔性生产系统与大宗生产系统并存，所以不能将柔性生产系统看做是判别新产业区形成发展的唯一标准。他将新产业区定义为：贸易取向型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有明显劳动分散、生产网络和植根性（embeddedness），这种植根性可能是本地企业也可能是外地企业表现出来的。

以上给出了国内外经济文献和相关理论的发展中出现过的若干种有关产业集聚比较权威的概念。在此，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产业发展历程以及本书的写作需要，我们认为对产业集群[3]和产业集聚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区分是有必要的[4]。

所谓“集聚”是指事物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集中并以某种有机的形态组合在一起。它可细分为“集”和“聚”两个层次，其中，“集”指大量相关事物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集中现象；而“聚”具有更进一层的含义，它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在“集”的基础上更强调区域内各种要素的有机聚合，行为主体间产生了物质的、信息的和社会的各种流，进而汇聚成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网络系统。具体来讲就是：以协同的方式把区域内的各种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在协调各行为主体个体绩效的基础上使区域整体绩效达到最优。因此，产业集群仅指没有达到基本聚合程度的同类产业静态的群聚现象，表现为区域产业创新能力较弱，它是产业集聚的低级状态（雏形）。产业集聚不仅仅是同类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群聚，更重要的是反映为企业间相互的一种共成长性。产业集群经过进一步的演进和培育，通过优化、选择、搭配各种要素，使其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相互优势互补、匹配的有机整体，具有较强的技术、组织、产品创新能力，从而拥有他人难以模仿的、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集聚（agglomeration）就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群集，是经济活动者为了获得某些优势条件或利益而向特定区域聚集的过程。产业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向一定地域的集中和聚合。Devereux、Griffith和Simpson（1999）将产业集聚称为是一种“超额”集中（the‘excess’of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ver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往往这种集中和聚合不能仅仅用空间上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如两个初始自然条件和禀赋类似的区域，其后来的发展可能差别很大，这种差别的产生和扩大只能在自然条件之外寻找原因。因此，产业集聚不但研究产业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如全国）的分布不平衡性及其变化态势，研究在不同区域产业集聚水平与产业生产效率的关系，更注重探讨产业集聚的诱因。

韦伯称集聚因子就是一定量的生产集中在特定场所带来的生产或销售成本降低。集聚因子的作用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由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集聚。大规模经营相对于明显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可以说是一种集聚，这种集聚一般是由“大规模经营的利益”或“大规模生产的利益”所产生，即今天所说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由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集聚。这种集聚利益是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所带来的，即当今的外部规模经济。韦伯将集聚分为纯粹集聚和偶然集聚两种类型：纯粹集聚是集聚因子的必然归属的结果，即由技术性和经济性的集聚利益产生的集聚，也称为技术性集聚；偶然集聚是纯粹集聚之外的集聚，如运费指向和劳务费指向的结果带来的工业集中。

熊彼特（1912）研究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熊彼特认为除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簇地发生，这仅仅是因为，在成功地创新之后，首先，是一些企业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其次，创新甚至不是随机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熊彼特主要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创新有赖于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

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认为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产生的重要向心力。他们对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提高了产业集聚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使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领域的一个共同的研究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Krugman以新贸易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并与区位理论中的运输成本相结合，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空间经济模型的构造和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分析，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中心—外围”空间组织的形成。

Helpman和Krugman（1985）建立了一个存在递增收益和垄断竞争的贸易模型，认为相互之间没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因为市场接近的不同而发展出不同的生产结构。Krugman和Venables（1990）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以及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集聚程度会随着贸易成本的上升，先提高后下降。尽管Krugman和Venables（1990）已经开始为产业集聚现象寻求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但是他们没有阐明集聚发生的具体机制，而且其模型一开始就假设存在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中心地区（同时强调两地区间从人均水平看没有比较优势），从而也不能解释“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

此后的研究，开始寻求中心—外围模式的内生解释，并阐释“循环因果”形成的具体机制。Krugman（1991a）在考虑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探讨集聚发生的机制。在该模型中，其假定有两个地区、两个部门：规模收益不变的以农业劳动力为投入的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以工人为投入的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该模型还假定农业人口在两地平均分布，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工人流动的动力来自两地的工资差异。在引入了这样的工人流动机制，通过求解厂商和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得到均衡时两个地区工人的工资之后，分析了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产业集聚的均衡结果：工人完全流向一个地区及制造业集聚于一个地区（当然也会出现其他的均衡结果，如产业完全分散或部分分散），以及均衡是否唯一，是否稳定。在均衡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在该模型中用替代弹性来衡量）、运输成本（也就是贸易成本）和制造业份额（即需求因素）这三个变量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最小化运输成本，企业会选择当地需求大的地方，并且各制造商的需求之间能够产生强烈的外部性，如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投入品和服务的形成、技术与知识的外溢等。

在Krugman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上涨，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Krugman所谓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实际上是继承了韦伯工业区位论中的集聚因子和离散因子的思想。

Fujita（1988）认为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模型可用来解释经济的空间集聚。基于价格关系的标准市场机制可以是报酬递增的生产过程，即集聚的“外部经济”。

Fujita和Thisse（1996）从经济地理的角度解释厂商和（或）家庭在空间上形成经济集聚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完全竞争下的外部性；垄断竞争下的报酬递增以及互动战略下的空间竞争是集聚形成的原因。

Mori和Turrini（2005）从劳动力技术的角度分析，认为劳动力在能力和禀赋上的差异与产品的技术含量上的差异存在相关关系，现实中财富与人力资本在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活跃程度取决于卖方，而卖方技术差别则使得市场行为不同。Mori和Turrini引入代理人异质问题从而对区位理论的核心—外围模型进行了修正，改变了新经济地理的区位对称的一般框架，因此不平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存在技术差异的代理人，特别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代理人会被经济较为发达的区位吸引，这些区位的人力资本及财富则会更加丰富。

Cohena和Morrison（2005）认为集聚可能来自自组织（own－industry）、供给或者需求层面的外溢。根据理论框架，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对外溢进行了衡量和计算，同时根据农业的供给投入和消费者的需求对美国食品制造业进行经验研究。美国食品制造业的内部成本、外部成本和残余成本相互独立，而且在空间上存在差异，为该产业选址提供了参考价值。空间上的平均、边际效应和工业密度与食品制造业的空间集中程度存在一致关系。

勒施（1995）在同类企业集聚诱因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他指出引起同类企业集聚的原因：首先是大量生产和联合生产的利益，集聚容易扩大市场规模，外部经济可以节约企业的生产费用；其次是为了重要的供应源，生产技术或与所利用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结合着，或者与其生产品的消费者的重要区位联结在一起；最后是内部的竞争，降低了费用增加了需求，并且使需求集中起来，需求集中将进一步刺激生产的集中。在集聚区内部，相对激烈的竞争关系，营造了一个相对严酷的市场环境，外部竞争的强大压力迫使集聚区的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尽可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这种竞争环境反而促进企业提高竞争能力。

Venables（1996）认为不依赖劳动力流动，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也会促进集聚，即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带来的投入品供给增加和需求扩大，也会使得某一地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厂商而形成集聚。Seki （1997）指出中间品部门的创新为日本1960年以来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Baldwin（1997）通过在模型中引入研究开发活动，分析认为通过要素的内生积累也可以促进集聚；Martin和Ottaviano（1999）认为研发部门通过投入多样化而获得收益与Krugman模型中的劳动力流动扮演的角色相同，要素积累中的局部技术外溢会使集聚强化。这些研究同时考察了集聚和增长的关系。Martin和Ottaviano（2001）认为增长和集聚之间的循环因果来源于不同的消费品与创新部门之间的直接纵向关联，而Kazuhiro（2003）认为增长和集聚之间的循环因果来源于中间品与创新品之间的直接纵向关联。Yamamoto的模型还涉及了创新的中间品部门的集聚。

除了探讨集聚发生的诱因，重要的还在于发现集聚发生的机制，马歇尔较早对产业集聚发生机制进行了解释。马歇尔定义了“产业区”，认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它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由于地方性工业在产业区内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即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不变、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最终形成了集聚。集聚形成后会为产业区内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第一，技术的外溢促进了协同创新区域环境的形成，而作为创新源泉的知识信息的进一步扩散推动产业区的经济持续增长，更加激励着相关产业的新企业的加盟。第二，共同技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技术工人的失业率下降，更重要的是确保了产业区内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技术劳动力，这种对供求双方都有好处的供求关系加强了既有的产业集聚。第三，共同的中间品市场来源于现有产业集聚，同时为工业区内的下游企业实现更高的经济优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Krugman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认为是密切的经济联系而非比较优势导致集聚，并且认为技术外溢是集聚的次要因素，因为低技术产业也能形成集聚。Krugman强调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内生化，企业为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努力使自己的产品独占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则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在供给相互作用中，循环累积过程使产业集聚一旦发生，就能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Krugman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Krugman强调劳动力流动在集聚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但当地区特别是国家之间存在劳动力或流动障碍时，劳动力或要素流动机制是不存在的，已有研究发现美国存在一个劳动力流动的调整机制（Blanchard和Katz，1992），而欧洲并没有这样的机制（Decressin和Fatas，1995）。

Johansson和Quigley（2003）在研究经济集聚同时关注经济网络，解释了集聚和网络联结两者对生产力提升的互补关系，认为在个别点上分散经济行为的空间网络会替代集聚。他们认为虽然看似集聚与空间网络互不相关，然而实际上，集聚强调点，而网络则强调网点并将这些网点联结起来，使得代理人之间的交易便捷。与集聚机制相同，后者的联结同样会产生外部收益。实际上经济行为在空间扩散在个别点会成为集聚行为的替代，提供由集聚引起的部分或全部效用和生产力提升。

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企业面临的需求是决定组织生产的关键因素，这种需求决定了企业生产什么、生产数量以及如何定价。企业面临的需求趋同时，依靠大批量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发挥了显著的效应，如福特汽车大批量生产模式的成功；而当这种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时候，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的生产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应向市场提供具有更高让渡价值的产品，包括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品质更高、更具差异化、更便利的服务等。因此，随着市场需求多样性的发展，范围经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企业因扩大某种产品的生产规模或经营规模而使收益增加的现象。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标志之一是不仅要有最优的投入比例，而且要有最优的生产规模。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①满足最小技术效率的要求，即某些现代化技术装备、设施和信息媒介具有整体性，小于其最小单位的技术装备投入，等于放弃这种技术装备的功能。②分工的利益。分工可以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减少劳动者的学习成本，便于采用专用设备和工具，并为新的创新模式——过程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③辅助生产的节约。所谓“辅助生产”是相对于直接生产而言，不直接参与生产环节，但为生产提供必需的服务，如仓储、能源供应和零部件传输等。④采购成本的节约。⑤销售成本的节约，主要指广告宣传费用、商标信誉和销售网络的充分利用。⑥充分利用各种融资渠道。

对于厂商而言，要实现规模经济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①企业内部规模的扩大；②企业内部规模不变，而地区行业规模扩大，即选择产业集聚的区域进行生产。这也是规模经济的一种分类方法：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的产生伴随企业规模按照一定比例扩大，而外部规模经济伴随同一个地方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内部规模经济源于不可任意分割的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需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因此组织垂直一体化的大规模企业，把生产要素集中到企业内部中来。外部规模经济是多个同行企业共享当地的辅助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和培训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的加剧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增加，外部规模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如果用数学公式表示，范围经济可以表示为：C（Qa，Qb）＜C（Qa）＋C（Qb）。在这个式子里，左边是联合生产两种产品或劳务的总成本，右边是生产a产品企业的成本和生产b产品企业的成本之和。左边的联合生产的成本低于右边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说明存在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①投入要素具有多重使用价值；②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营销网络；③效率管理的覆盖面扩大。范围经济也有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范围经济是指沿着某种产品生产链横向或纵向扩展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外部范围经济与集聚密切相关，它是建立在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基础上的成本的节约。集聚形成专业化分工，不仅满足了市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因行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增加而给单个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收益；而且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距离的接近降低交易成本。共同的产业文化、价值观和地域文化，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信誉为基础的企业网络和社会网络，使双方容易达成交易且减少毁约的风险，还可以节省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包括原材料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种网络状经济形成的节约，称为外部范围经济，它源于产业的集聚效应。

外在性也称外部效应。庇古对其作了清楚的阐述：“在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某种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为第三方带来好处或损失，这种附带形成的后果，第三方作为受益者不会支付报酬，作为受害者也得不到补偿。”此类受益或受损，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都不由发生作用的双方承担，所以是一种外部效应。对于经济主体来说，如果外部效应带来了利益，称作外部经济。相反，如果外部效应带来了损失，称作外部不经济。

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与产业集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尤其能提供不可贸易的特殊投入品。单个企业不可能提供足够大的需求市场来维持众多供应商的生存，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就能扩大需求市场使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形成专业化的供应网络。这个网络越密集，竞争越激烈，一些关键的最新的设备和服务越容易获得，而且越容易享受到合理的价格和更高的服务效率。特别还能激发本地供应商的积极性，针对本地的行业需求特点开发出特殊的投入品和服务，从而使集聚区内的企业享受到非本地化的难以模仿的竞争力。此外，从本地供应商处获得投入品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使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存货需求达到较低水平甚至实现零库存，减少存货成本。

其次，为有专业技术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公共市场，有利于劳动力共享。行业集中有利于吸引具有丰富经验且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利于企业寻找适用人才，同时降低搜寻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使人才在集聚内的企业之间流动，带给企业模仿其对手长处的机会，这样集聚的厂商比孤立的企业有更好的知识溢出渠道，从而也有更高的生产率。

最后，独特的非正式信息扩散方式有助于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知识的正式扩散，即通过对已经投入市场的新产品进行研究，反推出其所使用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二是知识的非正式扩散，有专业化知识的个人之间的非编码化知识、信息与构想的非正式交流。产业的集聚也就是专业技术人才的集聚，而当地的酒吧、茶屋、俱乐部、舞会等休闲娱乐场所都可能是重要的知识扩散源。在这种环境中，区域知识总含量是以指数化的形式增加，而非加法或乘法的形式递增。

在马歇尔的三种外在性渠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区域品牌”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另一种外部经济。对区域来说，由于区内企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获得了创新的激励；在合作的作用下，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创新的资源从而提高了创新的能力。在区域规划和区域企业共同对外的机制下，对外形成了良好的“区域品牌”，提高了区域产品的整体附加值。而对于企业来说，则相对节省了营销成本，增加了企业的无形资产。

“机会主义”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行为，即“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作为“机会主义”的对立面，需要设法防范，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但“保护”是需付成本的，即保护是费时、费力、费钱的。一般说来，所交易的商品技术上越复杂、寿命越长，搞清楚各方面情况所要求的知识水平、技术条件和分析能力就越高，越是超出常识和一般人的能力范围，所以对付机会主义所需的成本越高。也就是说，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交易成本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信息成本，还包括制度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

产业集聚能有效地减少企业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同一生产链上的大量同类企业或互补企业集聚在一个有限的地理空间内，这种地域上的集中，使当地供应商和客商之间反复交流与合作，其间的交易是一种多重的博弈过程，并且大量企业的集聚使各个企业的有关信息（包括好的与坏的）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播出去，企业之间相互拥有对方较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企业往往建立起一种长远的经营理念，注重对自身企业形象的关注，大大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成本和对方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因为一旦某个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区内其他企业很快知晓，这个企业以后会很难重新获得对方和其他企业的信赖和尊重，这种高额的机会主义成本使企业之间减少相互监督的成本，提高了彼此合作的效率。此外，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帮助企业减少法律上和契约上的关系，减少企业之间的讨价还价和违约行为，从而降低这些行为所引起的交易成本。

其次，集聚区内的企业之间和技术工人之间在复杂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密切的社会和私人关系，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之间可以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进行交易和往来，形成了一套默认的交易和行为规则。这样不仅能够节约合约的拟定和实施成本，甚至能降低合约的签订成本，降低机会主义产生的概率。有学者在研究“第三意大利”时指出，当地的机会主义之所以如此之少，主要是由于在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经济关系更多的是基于信任基础上的社会交换，而不同于契约条件下的市场交易，虽然企业之间也存在契约，但由于区内的信任程度非常高，所以这种契约关系只是非经常的非正式的口头契约，而纯粹字面上的契约则较少。这种非正式的契约关系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点在此应予以说明，只有产业集聚的形式才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而非产业集群。根据本书前述定义，产业集群仅指没有达到基本聚合程度的同类产业静态的群聚现象，企业之间仅表现出地理上的集中，企业仍然是孤立的企业，没有互动的合作与竞争，彼此之间了解甚少，信任度很低，这就增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机会主义的概率。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为了有效规避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往往倾向于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经济组织只有两种类型：等级制的企业组织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组织。等级制企业组织是一个“黑箱”，市场价格机制能够通过自由竞争有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经济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既不是纯粹的企业科层组织，也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组织，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对这一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所谓中间性组织是企业与市场相互渗透并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效率较高的企业合作制度安排，产业集聚体就是其很好的代表形式。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组织、中间性组织和企业组织三种体制组织将是并存的。它们都是人们用以组织劳动分工的“装置”，都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威廉姆森用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交易特质指标来界定上述三种组织形式的边界。一般说来，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由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所引致的成本会不断增大，我们称该项成本为组织治理成本。与此相对应，三种组织形式，即市场、中间性制度安排和科层组织各自的治理成本是以不同的速度上升的。具体说来，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大，市场的组织治理成本上升速度最快，中间性制度安排次之，科层组织的治理成本上升速度最慢。根据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不同，三种特质指标有不同的组合，同时三种组织形式会显示出不同的经济绩效，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条件下，市场选择机制会把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选择”出来。所以，三种组织形式不但是并存的而且是互补的，且在一定的环境下保持一定的数量比例。

假定M（k）、I（k）、H（k）分别是市场组织、中间性组织和科层组织的治理成本，k为资产专用性水平。如图1－1所示，随着资产专用程度k的增大，M（k）、I（k）、H（k）也在不断提高。当0＜k≤k1时，0＜M（k）≤I（k）≤H（k），市场组织是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当k1≤k≤k2时，I（k）≤M（k）且I（k）≤H（k），此时中间性制度安排最有效率；当k＞k2时，H（k）＜I（k）＜M（k），科层组织则变成了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理想的治理结构是市场交易，如在现实经济中标准化的零部件大多在市场上寻购而不是委托专门厂家制造。在较高的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科层治理结构是成本最低的组织结构，它通过内部集中生产和交易而避免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所带来的内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化投资的潜在收益。而在这两者之间，即在价值链环节中资产专用性处于中间状态时，中间性体制组织将是成本最低的体制组织形式。

图1－1　治理组织边界的确定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把产业集聚概括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组织形式，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资产专用性适中；信用程度中等偏高；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主要依靠关系、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调的一种中间性体制组织。

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产业份额变化、地区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指数、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动态的集聚指数等，另外还有一些综合指标，这些指标中较常应用的是区位基尼系数。

1.区域产业集中度

区域产业集中度指标来源于产业组织学，在研究产业组织时，往往用行业集中度指标（Concentration Ratio），它是指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X（销售额、增加值、职工人数、资产额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计算公式为：，其中CRn代表i行业中前n家最大企业的有关数值的行业比重。式中n的取值取决于计算需要，通常n＝4或n＝8。产业集聚研究中，往往也借用该指标反映一产业在该产业规模最大几个区域的集中程度。行业集中度指标不是一个全面综合性指标，因为它只反映了前几位省区产业的规模情况，不能反映其他省区的产业规模分布情况。

2.区位基尼系数

产业组织学家则利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5]来反映行业内部企业规模的不均匀程度。本书则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产业区域分布的不均程度，称其为区位基尼系数（Spatial Gini Coefficient）。区位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代表所统计的地区数，即上文所说的地区和j地区k产业的专业化程度30个省级区划单位，xi和xj分别代表为i（也称为区位熵），公式表示为，表示各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平均值，即，xi∈（0，∞），xi小于1时，说明k产业在i地区的生产专业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反之，则说明k产业在i地区的生产专门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即存在额外的集中。如果一产业在所有区域的专门化水平都为1，那么洛伦茨曲线就呈现出一条45°线，基尼系数值为0，说明该产业在空间分布完全均匀，不存在产业集聚的现象。如果各地区的产业专门化水平不相等，则洛伦茨曲线就会偏离45°线，当各区域产业专门化水平差异达到极大时，基尼系数为1。区位基尼系数的值在0与1之间变动，越接近1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强。当一个产业全国各地的专业化水平都相等时，区位基尼系数等于0，而如果一个产业全部集中在一个地区时，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值1。

3.赫芬达尔指数（或N指数）

用HHI（赫芬达尔指数）[6]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如果某产业在全部n个省区平均布局，则HHI的值为：，而如果该产业只集聚在一个省区内，那么HHI的值为1。HHI值越大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N指数是HHI的倒数，是一种“当量值”，在衡量产业集中度时，它等于市场中存在的规模相等的企业数目，可以反映产业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N指数的值越大，表示产业分布越分散，越小表示产业集聚程度越强。与基尼系数相同，HHI也是一个综合性指标，考虑了全部省区相对规模，不同之处在于，HHI用平方和的形式统计，给予了前几位较大的权重，如果产业在前几位特别是第一位省区集聚性较强（CRl），则HHI数值将会体现得很明显，对应的N指数将较低。

4.γEG

因为区位基尼系数不能分清产业的区域集聚是由于行业中只有少数几个大厂商导致，还是因为大量中小厂商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而形成。所以Ellison 和Glaeser将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放入γEG指数中，消除厂商数量多少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以弥补空间基尼系数的缺陷。

γEG＝，其中H是基于企业水平的赫芬达尔指数，Sij为j地区i产业规模占全国i产业的比重，Xij代表j地区制造业总规模占全国的比重。γEG在各国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是一个优于区位基尼系数的集聚衡量指标，但是在中国由于无法得到基于厂商水平的赫芬达尔（HHI）指数，因此无从计算此指标。

5.动态集聚指数

集聚指数公式为Aijt＝Sijt/∑Sijt，其中∑Sijt代表全国i产业在时间t内的增长速度，用Sijt代表j地区i产业在时间t内的增长速度，用Aijt代表j地区i产业在时间t内的集聚指数。当∑Sijt≥0，表明i产业在全国仍然在成长。如果Sijt≥0，即有该产业的动态集聚指数Aijt大于等于零，则i产业继续向j地区集聚。如果Aijt＞1，则说明该产业向j地区集聚加快，其他一些地区的Sijt将可能会小于零，i产业在那些地区将可能出现萎缩。如果Aijt≤0，则说明j地区i产业出现了萎缩。当∑Sijt＜0，说明该产业在这个国家出现萎缩。如果仍然有Sijt＞0，即Aijt＜0，则说明i产业在全国萎缩的情况下，在j地区仍然增长，表明i产业继续向j地区集聚。如果Sijt＜0，则说明i产业在j地区也萎缩了。动态集聚指数的优点在于其动态性，能够体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集聚速度，对静态指标有一个补充作用，如有些产业规模较小的地区（在用静态指标衡量时往往不被重视），但如果其某产业增长速度较快，那么动态指标中会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方法特别适宜于从产业组织角度研究具体产业的集聚情况。

产业集聚的结果将产生集群，产业集群不仅成为技术创新的有效载体，为区域内集群企业技术创新创造了网络环境，并且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发挥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反过来，技术创新推动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既为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又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手段。(www.chuimin.cn)

技术创新环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和溢出，知识信息交流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越来越大，除了国家创新系统外，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对区域内极富特色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产业集聚企业集群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载体

在提出技术创新概念同时，Schumpeter也论述了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责，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创新，创新只发生在企业之中。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整合创新资源的过程，其资源包括专业化人才、资金、信息、公共服务等等，其中，专业化人才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产业集聚发展的实质其实就是形成专业化人才的集聚和发挥作用的平台。产业集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产业集聚企业集群搭建好了技术创新的平台，吸引大量专业人才慕名而来，同时形成了为集群企业提供人才供给的大学、科研机构、培训机构等外部配套功能结构的集聚，其本身也对专业人才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力，从而逐步形成专业化的人才市场。马歇尔将这一经济现象看作经济外部性，即雇主们往往去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同时，谋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的地方去，那里自然会形成良好的专业技能市场。反之，一个孤立的工厂主，即使他能得到一般劳动者的大量供给，也往往因为缺少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者而束手无策；而熟练的工人如被解雇，也不易另谋职业。

产业集聚企业集群为专业人员频繁交流提供了便利，专业人才在工作变换中得到学习与锻炼，“边学边干”使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对公共无形资源（知识、信息、技术和品牌形象等）的共享是集群企业保持技术创新优势的基础，通过地理邻近性和相似的产业文化背景，方便了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内部人员正式与非正式交流，稳定而持续的关系为组织内部及不同组织之间隐性（经验类）知识准确地传递与扩散提供了可能，也就是技术创新的知识溢出有利于新的技术创新。同时，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给集群内部小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必需资金，成为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集群内企业互相了解、信任，加上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固定的社会网络存在，企业之间相互筹措技术创新资金比较容易。另外，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使集群内的企业可以共同利用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通信工具以及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等有形资源，这大大降低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需花费的固定成本。

2.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引发区域内技术创新及合作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相互作用，而区域产业集群内部激烈的竞争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动力。一方面，竞争会随着区域内产业结构变化，特别是产业集聚发展使区域内企业个数的增多而加剧，相对狭窄的地理范围内通常聚集着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并进行着同类或相似产品的生产，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差异很小，不管是走低成本路线还是走产品差异化路线，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地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迫于生存压力，集群内的企业与集群外的企业相比，更具有实施技术创新的动机，这也使得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内的竞争非常激烈。另一方面，集群企业内部进行创新的透明度较高，创新者的超额垄断利润的示范效应无形中给其他的企业以很大利润驱动力和竞争压力，从而推动集群企业内技术创新的溢出与再创新。

当代的技术创新活动仅靠单个企业的力量已经很难满足其要求，除了企业联盟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方式实施。从技术创新过程来看，技术创新涉及新技术的产生、应用、生产制造、商业化推广等多个环节，技术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任何一个企业试图以一个企业完成行业所有创新都是不可想象的，合作或者联盟是其必然的选择。从技术创新环境来看，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状况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为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企业必须通过联盟或合作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企业集群作为企业协同合作的载体，是一种有效的创新组织形式，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集群内部企业的独立性，使得产业集群在开展技术创新的活动中保持了固有的灵活性；而集群内部各企业间的各种密切的关系，又使得企业集群在开展技术创新的活动中，能够在整个集群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获取技术创新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产业集群内企业所形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在创新资源方面是对大企业或企业联盟的一种有效替代方式，但在创新活力方面又优于大企业，它兼具了大中小各类企业的优点，又避免了大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弊端。企业集群创新以更为松散的市场合作方式替代了企业联盟创新的合作方式，是市场与合约协作的替代性的表现。

总之，企业集群是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靠近，产生创新集聚效应，从而获得创新优势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这种组织的结构介于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它比市场组织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借助这种特殊的区域组织形式，企业之间可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创新协作关系，既发挥市场的交易灵活性，又发挥了企业集群的信息、知识交流的优势。

3.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网络形成

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是形成区域创新的网络基础。在产业集聚的理论中，除了经济外部性（或金融的外部性）以外，还存在技术外部性的解释。现代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在区域内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中，形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系统——清晰的创新网络环境，它反映了企业集群中创新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横向、纵向的联结，信息、技术、资源、人才在网络内部不断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集群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在创新过程中，企业集群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由客户、供应商、竞争者、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机构构成的技术创新网络环境中，不仅在产业集群内的同类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网络关系，更重要的是非同类企业之间也结成一定的网络关系。

在产业集群内，大学与研究机构作为知识与技术的主要源头以及专业人才的有效供给者，不仅担负知识和技术创新，还可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提供创新人才的有效供给，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有效地促进产业集群中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服务，中介机构为技术创新及时地传递科技信息、市场需求信息，金融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分担创新风险等，这些都会导致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技术创新较容易进行。通过各行动主体的共同行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环境下比较容易实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金融机构）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环境中，便组成了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系统（见图1－2）。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所以能够产生良好的技术创新绩效，一个主要原因是产业集群中企业所存在的创新系统。

图1－2　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系统

在产业集群中，比邻而居的企业之间由于频繁的交往和经常性的合作，产生了面对面的观察与学习的便利性，一项技术创新很容易为其他企业所发现，其他企业通过对此项技术创新的消化、吸收与模仿，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技术改良，又导致渐进性的技术创新不断发生，从而形成强大的挤压效应。另外，在产业集群中各行动主体因地域的接近、交往的频繁、亲友的情缘等因素形成与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学习与交流的交易费用。这一切导致了“集群中飘荡着行业秘密的空气”（Mashall，1890），集群中技术溢出效应更强，隐性缄默知识更容易扩散。产业集群的生命力就是持续创新。一些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都是以科技创新系统为基础的，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产业集群都是借助于集群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而发展起来的。良好的技术创新系统，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栖息地”，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1.技术创新及其知识溢出成为推动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

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集聚、形成、繁荣和衰退、转化、深化等阶段。产业集聚企业集群从来不是天然产生的，也不可能永远兴盛。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是指一个经济区逐步形成轴辐式产业结构、区域内核心产业增长迅速、集聚开始形成的阶段；产业集群形成的直接触发因素比较复杂，从产业集群的历史经验来看，集群的形成受以下因素影响：创新时机；产业特征；区域环境；偶然因素；政府的支持。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优势的制高点，它不仅要发挥大企业的技术领先作用，而且要通过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形成系统的波及途径和渗透效应，从而在某些产业中逐渐掌握核心技术能力。正是基于对技术溢出的追求，企业才有了集群的倾向，产业才会在地理空间上集群，从而形成产业集群。可见，技术创新是新的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获得经济利润，但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却是市场需求（有学者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起点是新发明）。面对新的市场需求，企业整合创新资源进行研发，开发生产出新的产品，并进行商业化获得创新利益，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对其他市场主体提出了新的各种市场需求，这些市场需求或者导致相关企业在附近安家落户（节省运输、交易等成本，共享信息、创新等等），或者导致新企业的诞生，或者诱导其他企业也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先创新企业的需要，在这种一波又一波、一环又一环的技术创新过程当中，该地区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相关配套机构也不断进驻该地区，从而促进了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技术创新（竞争的加剧、合作的密切），从而直接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完善和不断升级。

受到核心产业兴衰、区域环境、市场竞争、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还存在不断转化和深化的过程。产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对象和载体，从产业发展史来看，技术创新是产业形成的根本推动力。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体和基本单位，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是企业的发展，只有企业生机勃勃，产业集群才具有生命力。而企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技术创新。企业只有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不断降低成本，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最终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企业发展了，由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才能生存、发展。同时企业只有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实现产品、工艺的升级和换代，这也推动了产业集群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增强了产业集群的活力，延长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

2.技术创新及其知识溢出是产业集群竞争力提高的保证

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产业集群长久地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了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在开放式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区域内、国内同行的竞争，而是全球同行的竞争，其中不乏本行的佼佼者。面对这么激烈的竞争和自身拥有资源的不足，企业要想生存下去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我做起，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就是众多方法中较好的一个。无数公司成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了以企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使产业集群在竞争中能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企业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源泉。

技术创新通过技术扩散系统在潜在使用者之间传播、推广和应用，从而提高产业集群内各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事实上，产业集群内并非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和条件进行技术创新，少部分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竞争能力增强等多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绝大部分是通过技术创新扩散形式实现的。也就是说，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的成功并不仅仅依靠技术的深度和创新的先进性，在更大程度上还要根据市场的接受程度，即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来判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技术创新的后续过程，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扩散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虽然技术扩散是不是技术创新的一个方面经济学家还存在争议，但是在产业集群内，技术扩散以及技术扩散引起的企业技术创新都是其他区域内无法相比的。由于产业集群是区域内关联企业的聚集，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扩散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自增强关系。产业集群中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快，这是一种溢出效应。快速扩散的原因与产业集群内成员企业的联系和专业员工的流动有关。第一，产业集群内信息和人才的大量集聚和流动。这种流动不但使企业技术创新的结果扩散，而且也给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它们加速自身的技术创新。为产业集群服务的专业人才市场，使人才信息在集群内广泛传播，特殊的人力资本在产业集群内积累和流动，使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非编码化隐形知识，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失真度大大减小，使创新技术扩散更加有效率。人才的流动，带动创新技术的流动，促进创新技术在产业集群内扩散。第二，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会加强对技术创新的适应性。在市场变化快、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企业应变能力和快速反应的灵活性成为竞争的关键，“快鱼吃慢鱼”代替“大鱼吃小鱼”成为竞争的法则。在不确定的环境和柔性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具有网络协作关系的众多中小企业具有对市场反应的灵活性及风险不扩散的优势，往往比大企业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内大量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和所具有的创新活力，使企业在采用技术创新时，会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条件，面对上下游协作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对技术创新进行改进、简化或再创新，以提高企业对创新技术的适应性和相容性，加快了创新技术在产业集群内扩散。第三，产业集群往往有专业市场相配套，发达的专业市场能加速技术扩散。专业市场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而且成为技术创新者、率先采用者和跟进使用者之间的桥梁。专业市场降低了协调成本和风险，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相容性，提高使用新技术的成功率。专业市场巨大的商品流和人流，会产生大量的技术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使之成为专业性产业技术和其他各种信息交流的中心。第四，产业集群内完善的交易网络、技术网络、社会网络。由于占知识比重大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只能在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之间及相同社会背景的环境中频繁地进行非正式交流，而集群内社会网络的形成正好给他们进行非正式交流提供了平台，所以集群内技术创新的结果会迅速扩散。正如马歇尔所言：“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学到了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产业集群内企业因为有着相似的产业文化、行为方式、技术轨道和多种多样的沟通联系渠道，使专注于在集群内开展技术学习的每个企业都具备了相对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集群内多边学习和技术扩散的效率。另外，由于技术、工艺之间的衔接和技术的同源性，企业之间的合作、分工形成了技术网络，而这种网络又成为技术扩散的渠道。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的结果可以较快地移植或嫁接到其他企业的生产上；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不可能迅速完善，从而为其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留下了创新的空间，同时也带动相关企业加速自己的技术创新为创新企业进行服务。

技术创新扩散是一个系统工程，扩散系统中的各要素、各层次、各子系统以及扩散系统和扩散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技术创新扩散的必要条件，技术创新一经出现，就会在各企业间产生较大的示范作用，未获得潜在的超常规利润的企业便会纷纷渴望分享其超额利润，从而形成巨大的模仿高潮，加速技术的扩散和创新，而产业集群为技术创新扩散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供给过程和系统平台。技术扩散经济效果的另一个名词是技术创新溢出，这正是后面要详细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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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此，本书的“产业集群”与波特的概念有较大出入，而波特的概念更类似于本书的“产业集聚”。

[4]倪卫红，董敏，胡汉辉.对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规律的理论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11）.

[5]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本来是经济学家用来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它是由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引申而来。奥地利统计学家洛伦茨（M.O.Lorenz）提出了著名的洛伦茨曲线，曲线越弯曲，代表国民收入分配越不平等。192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Gini）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了用系数的计算来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这一系数命名为基尼系数。

[6]HHI也是产业经济学中衡量市场结构的一个主要指标，是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其中T为市场总规模，Xi为各个企业的相关数值，n表示企业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