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
2023-11-27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一),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 Johnson to S. K.Hornbeck,Junel 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权利,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一九三三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一九三五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 Develop ment in Pre-Comamunist 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 Bauer)于一九二七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于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 George 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 and Republi can 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一九二九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三),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页九十三至一O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von 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 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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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
2023-11-27
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
2023-11-27
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宪兵第六团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肆《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2023-11-27
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2023-11-27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
2023-11-27
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他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
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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