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十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原定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2023-11-27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动“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六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一九三六年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工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伎。七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阵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八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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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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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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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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