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
2023-11-27
《蒋介石研究》：金陵梦魇大搞特务
【摘要】：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一九三五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组织上反满抗日活动实例》载《蓝衣社把关南为资料》，页十一)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郑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页一四五)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惟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O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 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页四十九)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一九三五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组织上反满抗日活动实例》载《蓝衣社把关南为资料》，页十一)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郑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页一四五)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惟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O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 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页四十九)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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