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枪杆下的政权斗争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蒋迟至四月底五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四月六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四月十一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四月十三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风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三月三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页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页六)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in China 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 Tragedy of theChinese 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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