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十月三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根据传闻便于十月十五日发出通电:......
2023-11-27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二二二)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二O)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and How,Missionaries ofRevolut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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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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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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