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
2023-11-27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入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一九二O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鹜,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一九二一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一九二一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件选辑》第三十二期)所述: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九二O年二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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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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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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