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
2023-11-27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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