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
2023-11-27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阴。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一九九四年的三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九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我们合写得很顺利,在朝代结束以后,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由史料与证据来做裁判与论断。我们虽远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我住大西洋之滨),但由于现代电话、电传通讯的便利,确实是天涯若比邻。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时序交替之际,我又飞回台北,在李敖的“金兰大厦”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我们从“故纸堆里”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曾分别扮演“魔鬼辩护师”的角色,为蒋试着辩护,但是成绩并不理想,我们只好实事求是,效南董之笔,直叙其事。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从历史中剔除,成为“无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专立文字”种种手段,迷惑后人。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终难以得逞于久远,毕竟会有人“写如其人”的。
李敖公开宣称,这部评传由汪执笔,他自己只提供资料。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所谓“执笔”,实系“顺稿”,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李敖说我“失之雅驯”,我说他“失之恣肆”,为了读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间,须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实上,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都须经过“定稿编辑”(copy editor)之一“顺”。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却主动要我“顺稿”,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照顾”与“慷慨”了。
我们自知这部《蒋介石评传》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点,更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我们自信,就历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更上层楼,有其特色。通俗地说,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我们称之为“评传”,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考证的详尽、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每章分若干节,以专题为主。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于世代交替之后,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个大字,其实他刻石之时,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兹书出,恰逢蒋介石成“鬼”二十年,宁波话“鬼”与“莒”同音,此书之出,无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欤!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写于维州柏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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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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