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党建研究

三、村民自治中基层党组织的定位

村党支部的自身建设必须适应村民自治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农村党支部要切实成为本村的政治核心，成为村民信得过的领导核心。只有首先把村党支部建设成为党在农村的坚强堡垒，只有广大党员在农村各项工作中能真正起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才能够在遵循政党政治运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健康、有效、成功地实施村民自治的决策，才能实现村民自治所想要达到的真正目标。

村级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能够在广大农村得以贯彻的重要组织保证。村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和领导作用对党的执政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基于加强和改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目的，从党建的角度分析村级党组织领导面临的问题，并探讨改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一些对策措施。“在治理的实践中，我们究竟要规范和制约什么样的权力，又要改善和提升何种权力运作的功能，才是真正思考的正题。”^[73]在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基层党组织牢牢地控制村庄的管理权，掌握着村内各项资源，享有直接决策、管理、控制的绝对权威，成为农村实际的“执政者”。自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作为自治组织的民选村委会要求依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力，要求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策，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等，即由村委会直接行使村务管理权。如果村委会的要求得到切实体现，就意味着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职权面临新的调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法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运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即支持保障村民民主选举村委会，并通过村委会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支持保障村民会议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改变长期以来运用行政手段、以“救世主”身份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必须解决在推行村民自治中出现或追随群众自发性，充当群众“听差”，或只对上级负责充当上级“听声筒”的问题。村民自治条件下，党组织过去靠管人管财管事，号召、凝聚群众的基础没有了，它用什么方式来团结、带动群众，把党组织的意图变成村民的自觉行动?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必须对党员尤其是党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进行增加党的意识、增强执政意识的教育；一是改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巩固执政基础和地位，强化执政职能的重要的方面。在目前执政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样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强化党的执政职能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任何实践，必须有利于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巩固，而决不能相反。我国村民自治建设要沿着健康理性的道路坚持并发展下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好基础并创出经验，就必须切实履行起执政党的职能，对村民自治工作切实起到动员、教育、组织、引导和协调的领导作用。单靠“海选”并不是真正尊重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反而是放弃了作为执政党应当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应负的责任，是违背政党政治运作规律的。理性的办法应当是，首先在村党员中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广大党员信得过的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然后，以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契机，依照村民组织法的要求，由支部书记和另外一到两个在村民中有较高威信的支部成员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候选人，交由全体村民选举，并尽可能使村委会委员和党支部委员交叉任职，这样，就使基层党支部成员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合法的领导地位，并把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真正纳入到村民自治的法律轨道，真正实现了党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领导方式的转变，使村党支部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机制的民主实践中得以更新，得以焕发出适应农村发展要求的生机和活力，真正成为新时期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这不仅有利于目前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广大村干部民主法制意识、公仆廉政意识及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也有利于村民更理性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培育村民真正的现代民主意识。

基层党组织是整合社会、凝聚群众的重要政治资源。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基层党组织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及和农村民主政治生活的不断进步，广大农民和农村党员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这一方面为农村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同时也对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天津市武清区一些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经验表明，把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党组织的自我约束与群众的民主监督相统一，把党组织深深植根于民众的沃土中，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

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与实践基层民主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各地农村党组织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以此促进党群关系，缓和乃至化解基层矛盾：一是进行“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民主竞争选举尝试，切实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与农民群众对乡村干部任用的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二是通过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努力使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能看得见管得住，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三是积极构建乡村新型治理机制，努力实现农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74]发展基层民主的不断推进也同时是执政党与农民群众积极沟通的过程，这种沟通使得地方农村的党群关系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过去党组织居高临下发布指令，群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党组织的指示与要求，按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意图行动。而现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由发布指示者变成了倾听者，群众由原来的客体下位上升为提出要求、进行选择的主体上位。一些党员干部原来的高人一等姿态现在被积极回应群众要求、努力争取群众支持的强烈意愿所取代；领导干部由过去关注上级满意不满意变成很在乎群众满意不满意。一些党组织由原来指挥群众的习惯，现在变成努力去理解群众、再争取群众理解的思维。民主政治中的沟通实际上是政党与民众的双向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党的领导”模式开始由过去的依靠权力控制社会变成以自身的政治感召力去影响引导群众。^[75]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农村的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功能性矛盾和利益性矛盾全面暴露出来。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动的农村新一轮民主运动和改革进程中，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基层组织如何适应这种深刻的变化，既要与时俱进，顺应民主发展的潮流，尊重和支持广大农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又要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确保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农村的顺利贯彻执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因此，进一步加强在村民自治制度下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2]在西方国家，社会与国家权界之辩源远流长，但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市民社会概念则是在17到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兴起。苏东剧变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西方和苏东学术界形成空前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后，市民社会理论开始从西方和苏东学术界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遂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一般而言，市民社会是指社会秩序中非政治领域，也就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秩序、制度。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它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第二，它构成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基础；第三，市民社会是许多自主的经济单位或商业公司的集合体，这些单位与公司的行动独立于国家，并相互竞争。

[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4]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4页。

[5]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第321页。

[6]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总第4期。

[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266页。

[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345页。

[9]当前学者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变迁研究所运用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产权制度、市场—政府、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等概念、框架和方法对中国乡村展开研究，在经济博弈中附带讨论政治问题，勾画出中国农民在经济斗争中的行动策略。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视野的研究关注的是村民选举以及村民自治等制度得以实施的动力和根源是什么?这种制度的变迁给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能否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新制度主义积极吸收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资源，将制度分析改造为动态分析。它假定了制度、行为与人的认知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制度、结构、集体行动、公共选择等概念。许多学者认为，村民自治的实施使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和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认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0]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1]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理论视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7期。

[12]吴毅、李德瑞：《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13]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http://www.chinavalue.net/Achive/2009/6/3/178671.html。

[14]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http://www.chinavalue.net/Achive/2009/6/3/178671.html。

[15]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http:www.21Gwy.com。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 1997年第1期。

[16]蒋京议：《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自主创新》，《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4月。

[17]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

[18]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http:www.21Gwy.com。

[19]张祖桦：《推进基层民主自治，构筑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平台》。http:www.tianya.cn。

[20]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http:www.21Gwy.com。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1期。

[21]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

[2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页。

[23]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24]《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

[26]［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27]［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的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6页。

[28]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9]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30]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31]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

[32]帕森斯提出关于社会生存的四大基本功能前提假设，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这就是AGIL理论，其中I指社会整合(I)。在很长时间内，社会整合曾成为结构功能主义表示社会基本功能的特有概念，与其社会“共意”或“一致性”假设密切结合。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1977)一书中，把社会整合概念规定为如下含义：①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②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帕森斯还认为，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的目的，必须具备这样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①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②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

[33]［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第35页。

[34]［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www.chuimin.cn)

[35]《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36]［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董云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3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38]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http:www.21Gwy.com。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 1997年第1期。

[39]［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40]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

[41]E.E.Schattsc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 York： Holt，Rinehart＆Winston，1942，p.1.

[42]H.Kelsen，Vom Wesen and Wert der Demokratic，Tubingen：1929，chap.1.

[43]［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的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6页。

[44]［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45]［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9页。

[46]胡伟：《关于党内民主的意义和范畴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47]［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第68页。

[48]［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49]Gerschenc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spoctive. Cambridge.1974，pp.353—354.

[5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51]王沪宁：《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复旦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52]［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53]《十六大专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人民网，发布时间：2002年11月7日。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55]［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5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7页。

[57]林尚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102页。

[58]王长江：《执政转型新起点》，《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9月4日。

[59]［英］彼得·斯科特、［英］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

[60]［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61]王宗礼等：《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2]［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页。

[6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64]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37页。

[65]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66]［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

[67]［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68]徐滇庆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107页。

[69]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

[70]李林：《执政党与国体、政体的宪政关系》，《南方日报》，华龙网2004－11－16。

[71]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

[7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9页。

[73]吴毅：《也谈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载《记述村庄的政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74]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

[75]蔡霞：《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例》，《学习时报》2009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