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党建研究:乡村政治视域的转变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运行的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执政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从搞革命起家，获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于是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所形成的严峻挑战，归根结底是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与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之间的碰撞。

二、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任何政党的首要目标都是掌握政权，控制政府的运作。通过这种控制，实现本党的目标和所代表的利益，这就是执政。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运行的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执政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从搞革命起家，获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于是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58]许多国家的政党是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当中出现的，但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是在专制制度下产生的，利用政党组织民众与专制制度对抗，夺取政权，是革命党。但是一旦掌握政权，这个政党就要回归到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本位上，这就存在一个转变。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等一套东西，对于取得政权非常有用，不过它只是在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验总结，掌握权力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就变了，方向、任务、目标、职责都不同，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执政党转变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若从时间界限上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始终在为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探索。指令性计划经济曾被认为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等同的经济组织形式，特别是在冷战的独特时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具有了极端化的特征，计划与市场一度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之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拒绝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首要标准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是为了社会公正而采用计划代替市场，为了获得市场及其相关利益，其他人希望用计划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59]在建国初期为了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资本家的破坏行为作斗争，中国共产党照搬苏联的经验，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便于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使得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而且也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计划经济是靠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来运行，经济建设也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这跟打仗差不多。政治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的膨胀，从而使相应的权力体具有权威。一旦政府实现了对整个经济生活的计划和控制，“一切的经济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6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所谓现代化，是在试图不触动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触动极左思潮、不触动各种陈旧观念和心态的前提下，仅仅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来装备工业、农业、国防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来实现现代化。而且也没能找到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因此，我国全面的社会转型也就无从发生”。^[6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对社会现代化的新的认识，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充满活力的市场体制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而且对于自由、民主、公正等理念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市场经济还孕育了一个的追求自由、公民权、财产权、法治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理想和制度的天然盟友。“市场资本主义扩散到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市场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高度的经济增长和财富，还创造了一个同情民主观念和制度的、庞大而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6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随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的同时，治国方略也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发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结构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过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一次最全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系、文化传统都有巨大的变化，政治体制内的各种关系不可避免也会随之变动，这就使得革命党基础上的一些合法性因素发生了转移。这些促使我们思考社会转型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促使我们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促进执政党的执政模式发生转变。(www.chuimin.cn)

新兴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诉求。利益群体的分化是当代中国整个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我国社会阶级、阶层日趋复杂化、多层化。社会各个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期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执政党提出许多经济、政治要求。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所形成的严峻挑战，归根结底是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与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之间的碰撞。首先，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的分化与新阶层出现对执政党的利益表达整合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回顾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历史，正如林尚立论述的那样，“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63]与高度集权的体制架构相匹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资源配置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执政党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分配的。在这种资源分配方式下，社会成员利益分享的多少和执政党的指向紧密相连，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执政党凝聚力的撮合和对社会基层组织以及阶层的极高渗透力。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国家权力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通过向社会贡献其所拥有和创造的生产要素，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市场上换取他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他们通过市场这个中介获取新资源的方式、途径以及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时期党的整合功能与领导革命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难度更大。新生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些阶层对促进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协调处理好新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党处理利益关系、实施利益整合的社会成效，直接决定着执政党是否对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强大的政治凝聚力，进而关系到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地位稳固与否。其次，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的分化与新阶层出现必然产生政治参与的诉求。当代中国的利益群体的分化和阶层分化促进了社会个体自主意识的复苏与增强。伴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社会成员自愿参与政治以保护个体利益的趋势也有所增强。“经济发展使社会上的每个个人，每个集团，每个阶层都具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要求了解政治体系的活动过程，尤其关心政治体系的决策，关心政治活动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后果。经济发展越是把一个社会结合成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人们的政治意识就越强，政治参与的要求就愈强烈”。^[64]各阶层基于群体自身利益的考虑，具有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有能力把这些因现代化而达到新的社会觉悟的社会力量成功地吸收到这一体系中。为此，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的政党制度必须随着参与水平的提高，输入压力的加大而不断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政治稳定就有赖于执政党能够对希望参与政治的利益群体提供参与的制度化通道。但执政党整合利益群体要求输入的制度化进程有其发展的长期性、渐进性。同时，从宏观角度看，由于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各群体的要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各政治参与主体之间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竞争、摩擦、冲突，有可能对政党权威产生消极影响。

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不断转换。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难以逃脱合法性危机的困扰”^[65]作为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获得方式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与获得方式也是不断发展和有所变化的。建国之初，我们的合法性是革命的合法性，是通过革命的成功来获得的合法性。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内外反动统治，实现人民人身解放、当家作主，赢得了广大人民对中共的拥护，树立与积攒了丰富的革命合法性；革命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愿望，这样的合法性是事实上的合法性，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的情况下，革命成功就是合法性的证明。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极大改善，自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拥护。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经济建设，通过经济绩效来体现的。这时候，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实际上已经由“革命的合法性”转化为建立在其领导绩效的基础之上的“绩效合法性”。所谓政绩合法性，主要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民迅速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政绩的合法性是指通过实际的政治产品向人们证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目前它是我国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和现代化业绩向世人传递着合法性信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66]但是，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能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现在历史证明，这是不行的。亨廷顿在提出“政绩合法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政绩困局”的概念。“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67]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受到了诸多因素制约。首先，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不可能总是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扩张与紧缩交替，高峰与低谷相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现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徐滇庆教授根据我国1952年到1995年历次投资总额、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变化，指出中国经济在43年内经历了9个比较明显的波动周期，而且中国经济周期的振动振幅比世界各国大得多。^[68]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令人满意的发展速度。其次，我国渐进式经济改革路径的边际效应出现递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制度外围向制度内围的路径。这种路径导致目前经济改革的边际效应下降。再次，经济的全球化使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整个经济是和世界经济联成一体，因此中国经济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还取决于周边国际环境。所以，如果把执政的合法性维系在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上，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危险的，就会出现合法性的困境。一些国家当它的经济还在发展的时候，合法性没有问题，而一旦经济稍微出一点问题，政权就面临危机甚至倒台。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积极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合法性资源流失的挑战，在变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中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解释，既要巩固和维护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合法性资源，同时又要积极开发适应社会变迁的新的合法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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