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视域中的党建研究：武清区村民自治实践结果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其现代化的切入点别无选择地落在了政治领域，并且在政治领域优先发育的是中国的政党。20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有效的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使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一、革命党创建国家政权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将中国社会卷入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之中，中国由此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蹒跚起步。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变革。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面转型，更确切地说，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重重的内忧外患，中国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得不同时应付诸多的问题：一方面，必须有积极进取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对国内有限的资源进行集中动员以进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为了对资源进行集中动员并获取安定的现代化发展环境，又必须抵抗外国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并建立统一、高效的中央政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强大的国家政权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现代化的前提与原因。格申克隆(A.Gerschenkron)研究落后国家工业化提出一个著名论点，认为落后国家为了赶上先进国家，在经济上大多是采取国家导向的大推动战略。^[49]如果从经济战略引申到政治战略，那么相应补充一个新论点：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力。我们可以依照格申克隆的经济革命理论，提出如下一组政治命题：

1.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不可能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直接过渡，而需要通过若干中介阶段；

2.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问题(民族解放)，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

3.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需要强调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建立权威主义政府；

4.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力；(www.chuimin.cn)

5.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农村势力(上层地主阶级、下层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上这些命题当然不能绝对化，重在说明国家力量、政治权力在国家大转型期中的特殊作用，但绝不是片面夸大政治权力的作用。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的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单向作用，而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的经济起飞和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创造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在某些意义上也是独立的变量。”^[50]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也是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完成，借此为新的社会因素的成长开辟道路。中国现代化的特征，王沪宁教授概括为“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51]它的中心思想是，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只有依赖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伴随政治的发展才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袖掌握全国政权，实现从传统政治体系到现代化政治体系的权力转移，进而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现代化早期的普遍法则。

比较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类型通常可分为两类：即“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在“早发内生”型国家中，政党是与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其在功能上体现了合法性优先的状态，也就是说，政治是随着选举制和公民权利的发展而形成的，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大抵如此。而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虽然与其相关)，而是在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下，政治体系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对强大组织力的现实需要。其在功能上体现的则是政治资源整合优先的状态，即政党是国家危机和近代政治秩序发展的共同结果。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它也具备了上述特点。而且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社会现代化也必然要求中国的政党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具备开发、掌握和有效利用各种政治资源的功能以及适应社会变迁的功能等。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其现代化的切入点别无选择地落在了政治领域，并且在政治领域优先发育的是中国的政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20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有效的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使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和推动力量。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中发展与形成的。与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路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革命动力。这是把现代政治形式和中国具体的国情、民情相结合的一种探索。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曾经指出，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有效和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强弱，而政党的力量又由它所组织的社会群众支持大小决定。政党的力量反映出群众对于政权的支持度和组织化水平，要想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实施现代化战略，至少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52]中国共产党本身开始是在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而形成于发展起来的革命型政党。一般来说，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它的本质特征。对于革命党而言，任务目标就是夺权，运用的是暴力手段，同时要求有强有力的铁的纪律。革命党的存在有三个特点：第一，要有一个革命领袖，这种革命领袖产生于特定环境，他往往一呼百应，而且革命党在实际操作中也通常会把体制力量凝聚到领袖的身上，通过他动员民众，领袖对于革命党非常之关键；第二，要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它通常是革命领袖提出来的；第三，要有一个铁的纪律，这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可能进行民主协商，即便有，也是很小范围的，体现在成员关系上，必然是领导命令型，靠铁的纪律来凝聚、整合这个党。^[53]由于这个时期党是革命的总领导，国家政权是党一手创建的，战争的状况以及党缺乏领导革命政权的经验等原因，形成了一种革命型政党。就像毛泽东指出的：“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54]

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共产党作为政治体系中的公共权威存在是一个合理的现象。这是因为共产党作为创建国家政权的政党权威的存在状况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执政党权威的丧失很可能会引发整个政治体系权威性的全面丧失。这是由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及其历史任务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国家共同体)都是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设计、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政治体系的各部分是在共产党在刚刚执政条件下逻辑演进的结果，共产党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依托。“在许多新兴国家中有建立一元化但不是专制的政党政府的趋势，说明许多这样的政党在形成某些新的共同的集体认同中，在不同的竞争者之间为获得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看来更像是充当工具的作用。”^[55]二是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多数国家都将党内的权力配置模式、制度安排及其遵循的基本原则运用于国家的政权建设。“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治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程度。”^[56]三是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体现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党的实际存在时在党、国家与社会三者所形成的制度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存在。“任何掌握政权的政党都必然同时维系着国家与社会，由于赢得雄厚的社会基础是稳固执政的根本，所以在这种维系中，党必须以有效整合社会为基础，以稳固掌握政权为取向。”^[57]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政治发展历史逻辑与政党执政的现实地位，使执政党的权威性对我国具有了不可简单类比的意义，表明了我国执政党的建构对整个政治体系权威性的存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以执政党权威建构为基点支撑政治体系权威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

我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昭示：没有一个强大权威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先进性政党来领导与组织，我国的现代化是不能取得有效的、突破性的进展。现实也将继续证明，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崇高政治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是必要条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一条重要经验。

乡村政治视域中的党建研究：武清区村民自治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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