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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7
二、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标识,西方学者把政党称为“社会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政党执政的基础在社会,政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表达和综合民众的利益。由政党要掌握政权的属性所决定,政党总是趋向于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任何政党的基本目的,都是要获得社会大多数力量的支持,并在这一前提下执掌政权。执政党应该建立起一套沟通民众的制度和机制。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本身,而是联系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的纽带。能否与社会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决定了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之一,它深刻地影响着政党的生存发展,决定着政党活动的成败。……如果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不科学就可能影响党的执政效能,并进而损害党与社会的关系。”[31]政党巩固其执政基础最根本的就是巩固其执政的社会基础。民众是政党执政的基础,没有民众的支持,政党就不可能获取并维持执政地位。
(一)政党是社会整合结构的重要部分
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任何社会的生存和正常运转依赖于其是否获得了四项基本结构和功能,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他所创立的AGIL理论为社会科学界所熟知。[32]所谓社会整合功能,指的是“借以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的过程”[33]从理论上讲,社会整合是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本身性质所要求的,没有它,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构成就成为不可能。因此,整合结构和功能的缺失是任何社会都必须忌讳的事情。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虽然四项基本结构和功能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危及社会的生存和正常运转,但是整合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因为社会在现实性上是动态和发展的,而整合则是发展的必备条件,它“既能够使社会维持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社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34]
但整合结构的获得则依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特定条件而定。在现代社会,政党已成为社会整合结构的重要部分。
首先,现代政党是政治资源的社会整合体制,它能够融合多种主体和各种政治资源;同时,作为近、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凸显的结果,政党都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使得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社会整合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1)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2)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35]
其次,社会整合有多种具体形式,如文化整合、制度整合、规范整合等。政党在功能上具有兼容各种整合形式的意义和特点。政党既可以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造就一种文化氛围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某种统一的体系之中;又可以建立或将自己融入某一制度中,以使不同人群或地域的利益在政治上联结起来并形成妥协;它还可以利用政策、法律等规范形态造就人们行为的一致性。但不同类型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以上社会整合形式的偏向上。如中国共产党注重文化整合的形式,而美国的政党则更注重于制度整合的形式。在诸种社会整合形式中,文化整合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就社会而言,文化起着价值、规范、行为整合的作用。它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分化出来的模式可能并且常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的地方,整合使一个社会卷入寻求一种新的和更一般的统一性的基础。这些统一性的头绪自然是存在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最高的控制论层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价值和规范之中。”[36]因此,文化整合也是政党发挥整合作用的最主要的方式。总的看来,政党的出现和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适应目前仍在继续着的民族国家和公民角色的历史运动所要求的社会整合和提供合法性的需要。而无论哪一方面需要的实现,政党履行功能主要的也是根本的方式就是寻求文化认同或意识形态认同。(www.chuimin.cn)
总之,社会整合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社会构成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则在于人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对人们发挥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党的意识形态、体制政策功能提供了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渠道和社会过程。目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分化的程度会不断加大,整合结构和功能就显得更加重要。当这个政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便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桥梁,成为不同阶层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工具。政党介入社会,整合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党向社会开放,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在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不是把自己装扮成为某个单一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而是力图使自己尽可能成为大多数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保护人和代言人。在实行轮流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往往在多种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把它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经过筛选、综合,反映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中,通过执政来代表广大阶层和选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就必须走入社会,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即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37]中国不是搞轮流执政的国家,但是执政党要实施自己的政纲,首先必须想方设法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是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都要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的普遍做法。
(二)政党通过政治参与拓展与社会的链接通道
执政党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它必须能够代表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执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对社会的政治输出,而执政党的政治输出对社会是否有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又取决于执政党是否了解社会需求。执政党获取政治决策所需的政治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其中,公民参与政治时所表达出来的利益需求则是执政党获取政治信息的最重要方式。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政治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和政策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实质上,政治参与是公民对于国家和政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从实践来看,执政党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将社会中各种散在的、繁杂的个人意志聚合起来而形成“公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而治理国家与社会。“为了重振乡村政治组织、改善基层统治、并恢复在农村地区的合法性,国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威权统治方式和垄断了几十年的政治权力,去指导、帮助农民组织自己的自治‘政府’,让他们积极参与政治选举和管理决策;并鼓励农民在村民自治的新制度中、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去对付那些中央政府已经无法管束的、正威胁着整个政权生存的基层贪官污吏。”[38]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执政党为了维护该体制的正常运转,必然要动员公民认同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并对其予以情感的支持,而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它是公民实现和履行其权利和义务的过程。因此,可以将政治参与看作使普通公民对国家、政党、政府和政治权威的认同而采取的行动。
政治参与拓展政党与社会的链接通道,扩大执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增强执政党权威的社会基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党派树立和加强自身政治权威的方法可能不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争取和培植可依靠的社会力量,以建立起稳固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民意大多是通过政党组织的渠道向国家政权机关反映的,政党成了人民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联系的桥梁。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传统阶级或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同时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兴社会阶层。新兴社会阶层在经济上获得利益的同时,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他们希望通过参与政治过程,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需要。从理论上讲,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可以经过: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要求分配经济利益→政府所得再分配政策的程序实现经济的平等。[39]由此可见,政治参与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利益的平等,影响到社会利益、阶层格局的调整。由于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13亿人口的执政党,这一双重身份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因此,党作为联系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不断拓展与社会的链接通道,及时将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所使用的参政方式和渠道纳入参政体系,为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并将其纳入政治体系,以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实践证明,在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只要执政党高度重视与社会的有效沟通,对民众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努力以服务提升和增进民众利益,不仅可以减少民主进程中的风险,而且可以有效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使执政党逐渐纠正过去的位置偏移,克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高居于社会之上、脱离群众的问题,并进而促使政党回归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本原位置,纠正政党功能的扭曲,更好地把执政党的根基扎到社会,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巩固党执政的人心基础。”[40]
此外,通过政治参与可以构建公民对执政党权力的社会制约机制,发挥社会监督功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防止执政党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异化”和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也是树立执政党形象,坚固执政党权威的道德基础的重要环节。对执政党权力进行制约,不仅需要建立党内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对权力的分配和使用进行多维牵制或制约,在当前,更要通过构建公民对权力的社会制约机制,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功能。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普通公民,还可以通过其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对执政党掌握的权力进行监督,避免执政党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力“异化”现象,进而树立执政党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保证执政党有效管理社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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