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视域中的党建研究：天津市武清区村民自治实践成果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学者们也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分析改革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变化。[15]在乡村政治研究的语用环境中，“国家与社会”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

二、乡村政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

在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9]学者们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互动开始着手研究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其指导下的研究主要有：国家政权建设与市民社会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方向是分析我国乡村政治问题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方向，但该方向也产生了很多的纷争；而纯粹以市民社会来分析我国乡村政治无疑与我国具体国情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现在也已经开始淡出学者的视野。^[10]以“国家—社会”二元理论为视野的研究试图突破单纯从村庄内部来观察乡村政治的局限，在其指导下的乡村政治研究，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概念体系和学术专著。如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何包钢、朗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等等。^[11]

国内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基本上都深受“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影响，分析框架将农村政治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更为复杂的场域之中。在农村政治研究引进“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的原因，“从社会基础看是改革开放以及‘乡政村治’格局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解释，从理论传承看则既有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影响，也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对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的引介有关。”^[12]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一个影响深远政治现象，即一种国家倡导的、有限的、但却是真正的乡村自治组织在中国农村的逐渐兴起和扩散。村处于国家和社会的交接处，国家权力要通过村下沉到村民之中，村民要通过村进入国家生活，并在村的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而学者们也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分析改革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家能否通过政权建设，建立起一个可以深入到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以能够从农村有效抽取用于现代化事业的资源。具体可以展开为两个指标，一是组织体系能力，二是抽取资源数量。较强的组织体系能力可以抽取较多的农村资源用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较弱的组织体系能力在强制抽取较多资源时，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政权合法性丧失的后果，而且抽取出来的资源被中间层大量消耗，产生如杜赞奇所说政权内卷化的后果。”^[13]1949年以后，新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首先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建国以后，中国农村组织的结构性变动有两次：一次是农村合作化，一次是改革开放。这些变动都是源于土地改革以后组织结构的变动。这两次农村组织结构的变动都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www.chuimin.c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制度，一是以承包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一是以乡政村治为架构的政治制度。乡政村治是指在乡镇一级建立人民政府，以取代解体的人民公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选举村委会，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看，有三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国家一直期待乡村两级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具体表现就是将各种现代性的任务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层层传达下去，这些任务最终都需要由农民出钱出物和出工来完成。这些自上而下的任务，与国家继续从农村收取的税费，是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两种方式，表现在农民那里，就是所谓“农民负担”。乡村治理实践中，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的实施。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国家期待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户，在收获之后，能够自觉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税费任务。三是乡政村治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是由村民选举村委会来实行民主治理的制度，村委会并非乡镇的下级，也不被乡镇领导，而只是接受乡镇指导。从制度安排上讲，村民自治制度对于维护村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利，村干部由村民选举，对村民负责。^[14]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时源于农民生存理性的觉醒，那么，村民委员会的组织以及村民自治的实践就应是农民民主意识觉醒的产物。“中国的基层民主实践提出了一条值得进一步验证的理论假设：在一个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而且市民社会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与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越紧，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民众中生根、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15]

在乡村政治研究的语用环境中，“国家与社会”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乡村治理属于基层政治社会领域。我们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时，就不能简单地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社会学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而只能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许多学者们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论造”。“我们的分析视野并不在于‘二元架构’究竟是不是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而在于不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并如何真正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过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及失误，因而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了国家包揽和控制社会，权力遏制和侵吞权利的非均衡、不正常状态。进而在20世纪末，由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了过去曾被消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6]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看，在乡村治理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趋势逐步强化并制度化，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国家权力不断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同时，农村社会的自我规范与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也逐步加强，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村民自治的推行，并非国家从乡村社会的退出，相反则是国家真正深入乡村社会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重建的形式；由于它重新起用了乡村的民间资源，并实现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性质的对接和融合，无疑是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成熟的标志。”^[17]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同时，基层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监督功能不断拓展。在许多村庄，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逐步从民主决策拓展到村务监督方面，天津市武清区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过每年听取和审议村委会工作报告和村干部述职报告、评议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班子成员等方式，加大对村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监督。

这一创新实践表明，通过介入村级权力互动，村民代表会议正在成为乡村公共权力动作中重要的平衡性力量。村民代表会议的主要成员通过掌握村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有效动员普通村民，在选举中利用他们在选民中的影响力决定谁能最终当选为村干部；在乡村治理的日常事务中，他们可以站在村庄和村民立场上，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形成的制衡态势，代表村民利益和村庄公共利益；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他们可利用其对村民的动员能力和广泛的村外联系，形成对村级权力运行的各种监督。一些地方的村民代表会议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其在乡村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保护了村民的利益。这都表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村庄内部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力量，可以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进行监督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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