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肯定了产业集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是研究初期产业集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状态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利用时间面板模型，着眼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机制。呼应了Glaeser等关于专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结论，但并没有发现Jacobs多样化外部性和Porter竞争外部性显著存在的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引入人力资本、R（研究）和D（研究）将技术内生化，很好地融合了动态外部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建立了产业集聚的动态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掀起了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对产业集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兴趣，并成为连接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客观而言，国外已有的关于城市服务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即服务业集聚的多样化）和MAR[2]外部性（即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研究依然存在较大争议，而国内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肯定了产业集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是研究初期产业集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状态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Arthur（1990）以硅谷的计算机芯片产业为例阐述了由于地理上的靠近，相邻企业可以通过间谍、模仿以及企业间高级技术人员流动获得其他企业的技术信息。同样，Porter（1990）也认为同一产业内企业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能刺激同一产业内竞争性企业为避免被对手模仿、追赶而不断创新。Glaeser等（1992）最先对产业在城市集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进行了指标量化处理，利用美国170个城市的六大产业的就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竞争和城市产业的多样性集聚而非专业化程度推动了就业在1956—1987年的增长，从而支撑了Jacobs外部性关于知识溢出效应产生于产业之间的观点。Glaeser等（1992）认为在众多产业集聚推动力中，动态外部性区别于静态外部性等其他集聚力，它不仅能促进集聚的形成，还能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专业化集聚是因为动态外部性之外的集聚力在城市中普遍存在，但它却不能使企业获得产业间动态外部性来影响经济增长。为考察结论的稳健性，Glaeser等（1992）还将城市产业样本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回归，结果制造业的多样性变量不再显著，而服务业的所有系数依旧保持显著，并且比制造业系数的值大。

Henderson等（1995）在考察美国城市的经济初始环境对制造业后期发展影响的研究中指出，本产业集中和产业多样性水平等历史经济条件决定着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及规模发展。其中前者主要是影响城市既有成熟产业（Established Industries）的规模壮大，后者则会促使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Newer Industries）在多样性水平更高的区域出现。他们还提出了城市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认为专业化外部性有利于吸引新产业，而多样化外部性有利于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Combes等（2000）从经济结构视角考虑法国服务业及制造业多样性与专业化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的动态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法国制造业多样性与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均存在负影响；而服务业的多样性的影响为正，专业化影响为负。Ce′cile Batisse（2002）以中国29个省30个行业的数据考察了1988年产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水平对该产业增加值1988—1994年增长幅度的影响，得出多样性影响效应为正，而专业化为负。

此类研究多数因数据可得性问题，直接跳过样本考察期间动态外部性在各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具体情况，只是用初期的经济结构解释经济累计增长结果。虽然未体现动态过程，但各研究分别明确了各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态外部性的来源。

二是利用时间面板模型，着眼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机制。Henderson （1997）利用美国1977—1990年742个城区的五大生产资料产业（Capital Goods Industry ）的就业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创建性地以变量滞后期考察了外部性作用的动态时效性，同时论证了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就业存在显著正影响。具体来说，产业内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未来5～6年的就业量，而多样化集聚则能持续影响到7年以后的就业水平。其中对多样性的衡量指标沿用Henderson等（1995）关于多样性缺乏的HHI指数。(www.chuimin.cn)

J.de Lucioa等（2002）以西班牙26个制造业行业为对象研究产业集聚的多样性、专业化以及竞争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指出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阈值效应，只有当专业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能通过知识外溢推动经济的增长。呼应了Glaeser等（1992）关于专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结论，但并没有发现Jacobs多样化外部性和Porter竞争外部性显著存在的证据。

Uwe Blien等（2006）以德国西部产业的面板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多样性和专业化在短期内均可以促进就业的增加，并且制造业的多样性的影响系数要比服务业的系数高。

与众多肯定全面或部分外部性积极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不同的是，Shihe Fu等（2010）利用1997—2006年中国城市就业面板数据研究得出产业多样性显著地与城市失业率正相关。建筑业、商贸零售业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而金融业的专业化提高则会提高失业率。这一结论的原因除了该文章所提到的该时期内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外，还有可能是指标衡量中产业划分过粗，采用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定义的一位数产业划分方法，不足以有效衡量产业的多样性与专业化程度。

国内学者陈立泰等（2010）在运用H指数、区位商指数测算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得到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关系，并用我国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大于多样化外部性的理由解释了这一违背经济学直觉的结果。而宋志刚（2012）以2000—2009年中国 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经动态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而非专业化集聚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并提出应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发展，避免同一部门的过度集聚、扩大重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运营规模可能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新时期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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