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现状：欠发达与发达地区合作

一、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现状

(一)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变迁与局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地域分工与经济主体追求地区比较利益必然导致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改革开放前，我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因为当时的基本制度背景是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地区、企业与个人的独立利益主体身份是不被承认的，中央是唯一的利益主体。虽然在1949—1954年间全国划分出了六大区，而且于1958—1967年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但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这些大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企业与地方参与经济合作的唯一动力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国务院提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16字方针：“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坚持自愿、组织联合”，并于1980年作出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以地区间余缺物资调剂和技术、资金协作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开始兴起。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开展对内开放的要求，并提出了新的16字方针：“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各种以经济技术协作区、协调会、联席会、经济网络等为名的松散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到100多个。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1991年制定的“八五计划纲要”又提出了“以省、区、市为基础，以跨省、区、市的横向联合为补充发展经济协作区；提倡经济上较发达的沿海省、市与内地较不发达的省、区开展经济联合”的要求。在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机构设置、合作手段与内容等不断得到完善。从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经济领域出现了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较快，另一方面是区域经济冲突严重加剧。中央不得不不断作出规定和要求，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规范化。应当承认，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央宏观区域经济政策引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很快、成效卓著。

但是，过去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6]。一是区域经济合作政策行政角度的要求多，制度性的安排少；二是区域经济合作始终未能摆脱道义上的约束，利益机制的激励少；三是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不够，形式上的规定多，实质性的约束少；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配套政策供给不够，使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关系和协作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对称；五是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未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及时予以调整，应对措施不够；六是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目标的重点问题、重点区域、重点领域不够明确。

(二)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研究概述

国内最早“区域经济联系与合作”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张万清主编的《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网络》、刘振亚主编的《迈向市场经济的区域合作》、马阳的《横向经济导论》等。近几年这种状况稍有改善，一些有见地的著作开始出版。如靖学青的《东西部经济合作论》，从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基本问题、基础条件和历史背景、生产要素移动、体制环境等方面系统地进行了研究。黎鹏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深入研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东、中、西部协同机制进行了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集体创作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一书对我国现阶段的区域保护与市场分割、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和模式、政府干预与市场基础、产业分工基础、要素、市场及制度条件等进行了梳理研究，并就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进行了案例分析，是近年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一部力作。这些研究为行政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为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和参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与演化规律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持久讨论，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学者在实证研究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杨开忠、杨伟民、魏后凯、陆大道、林毅夫、宋德勇、胡鞍钢、吴殿延、刘纯阳等^[7]。实证分析显示，虽然从静态上来看我国东西方向上的差距远远大于南北之间的差距，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高纬度指向低纬度，表明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向上。其成因主要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成熟程度等方面促成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区域政策，更主要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8]。包括初始年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内的初始增长条件，包括政府消费比率、市场化水平和要素配置在内的制度和政策因素，以及包括就业水平、投资水平和效率在内的常规增长条件，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绩效。劳动力市场扭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而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正是促成近年来我国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9]。通过对1978—2004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形成了以东、中、西部为界的显著“收敛俱乐部”现象，并以新古典收敛型为框架，得出了转型时期各省区经济发展条件收敛的结论^[10]。

(三)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特点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有十分显著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区域经济差距大致呈东、中、西梯度分布。第二，区域经济差距表现为综合性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第三，改革开放后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差距呈扩大的趋势^[11]。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和各省区之间不仅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更为严重的是在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等方面的经济质量上存在差距，若再考虑到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等因素，这种质量上的差距就更为突出。如果说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缩小的话，那么由结构、技术和人才决定的质量差距，就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所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特征将会长期存在^[12]。

(四)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

1.区位与政策是导致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加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力量的作用。众所周知，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是受市场力量支配的。落后地区的劳动、资本、技术、资源等因受发达地区较高的要素收益率的吸引而向发达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同时也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聚集优势，这样中西部各经济要素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流向东部。二是政策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发展目标上，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在政策倾向和投资重点的选择上，以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对沿海地区赋予了若干优惠政策；在管理体制上，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自主权逐渐下放，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而中西部的管理体制保留了很多计划体制的成分。这样一种政策导向促进了市场力量的作用，两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13]。

2.区域科技创新的差异性导致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的作用就逐渐下降。经济国际化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明显改变着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信息、科技、生态环境、体制创新等都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扩大，工业化水平的地区性和地带性差异更为明显。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产业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尺度的空间转移。在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我国区域发展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严重倾向：大多数地区应该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一些地区不适宜大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分高速增长地区的环境状况严重恶化^[14]。

3.区域经济差距形成因素分析

吴殿延通过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过程模型，从外界环境入手分析了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15]。张阿玲等人从区域间产业相互交流合作的经贸关系角度出发，借助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表这一有效分析工具，计算了反映区域间产业相互带动影响关系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统计指标，深刻细致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差距在区域间产业链关系中产生的原因^[16]。陆文喜等人认为，资本形成差异是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总是在东部成功试点后，西部地方政府才刻意模仿或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东部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于是国有银行存贷款成为储蓄—投资转化的主渠道。西部由于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17]。段雨澜则认为，我国地区间税负水平的差异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1985年以后，我国东部地区的税负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85—1991年，东部地区的工商税负水平从14.84％％降至9.83％，下降了5.01％；中部地区的税负水平从10.8％下降至8.86％，下降了1.92％；同期，西部地区的税负水平只下降了0.2％。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以后由于地区经济结构不同，同一税制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税负效应。资源产品和基础产业的税负增加，而这些行业多分布在不发达区域的西部地区，因此这些产业集中度比较高的中西部地区的税负有所加重。当税负差异作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时，加上其他经济差异条件，就会导致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由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18]。(www.chuimin.cn)

国内理论界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原因的文献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政策决定论”、“区位决定论”、“人才决定论”、“资本决定论”等^[19]。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人们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存在。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十分复杂，而且多种多样，“单一因素论”的确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不平衡^[20]。

(五)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分析

1.原动力因素分析

我国东西部经济目前存在着不平衡性。不平衡性、差异性是事物发展的一般形态，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而正是由于目前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过大，形成了不平衡的状态，事物发展的内在机理也会促使他们要向平衡方向发展、协调，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与融合^[21]。这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原动力。

2.内部动力因素分析

在地区差异普遍存在和不同地区均有某种优势的条件下，各种要素在不同地域间寻优流动。这种寻优流动实质上是资源丰裕度、比较利益、生产边际效益、投资倾斜度等多元化选择与比较的结果，要素运动带动了有差异地区间的合作。但从根本上说，追求更多的收益是生产要素区际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进行经济合作最主要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动因。东西部地区经济合作主要是生产领域里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重新配置、优化组合。东部地区在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外经济联系渠道等方面具有优势，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在本区域比在其他区域有较低的相对价格，生产要素从价格较低的区域向价格较高的区域移动，一般都会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22]。区域产业结构演化和转换的机制和规律，将促使东西部地区为了各自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经济合作^[23]。

3.外部动力因素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和加大对西部地区政策倾斜的力度，既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也为东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而推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24]。

4.影响合作的因素

制度障碍制约了东西部合作的进程^[25]。市场发育的区域不平衡影响东西部合作主体的有效运作；政府观念和职能转化落后不适应东西部合作发展的需要，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对东西部合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仍然认识不足，他们往往不是从全局和长远发展来看待区域发展的利益，所以没有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上下工夫，在一些地方，合作总体上还停留在浅层次的合作，还无法越过行政区划的界限进入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发育不完善难以推进合作的规范化发展^[26]。

(六)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分析

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条件分析的研究领域中，主要是关于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状况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并不多，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谢晓霞^[27]从交通、邮电通信、供水供电、环保设施等方面，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吸引外商投资的建议。薛澜等^[28]认为，制度的完善与否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影响重大，我国现有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并不能提供有效地激励，需要全面的意识改进，其中首要的因素是制度选择观念的变革，即政府观念的变革。白永秀等^[29]从硬软件两个方面分析，得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已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指出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并且提出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其中包括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及利用经济杠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王元京^[30]认为，依靠政府财政无法满足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需要消除观念、政策及体制障碍以吸引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同时也要保护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豆建民^[31]认为，要加快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形成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黄家骅^[32]认为，通过弱化省域间政府的干预，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来推进跨省区域经济合作。

(七)区域经济合作的政府行为分析

在国外，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理论研究常常是与增长和聚集理论研究同时进行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分别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提出了说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他指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赫希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淋下效应(或译为涓滴效应)。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生产要素具有收益递减的特征，区域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将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均衡化，促使区域之间的经济长期增长形成趋同(或称为收敛)，亦即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平衡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倒“U”字形学说，揭示了一个区域差异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发生从差异不大—扩大—缩小的过程，在形状上就像倒写的“U”字，但是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怀疑^[33]。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间竞争内耗问题分析。不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竞争内耗问题已经引起比较大的负面效应。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经济内耗问题和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不是降低了，而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越来越严重了。在高度集权时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导致各地区追求自成体系与自我循环是一种既定的格局，分权化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培育起了地方利益群体，使政府具有了不断趋强的介入经济的动机。“在公共选择领域作出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他们的行动本身也要受到一些规则与约束的影响。这些规则和约束同样是人类创造的，不一定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的规则更加正确无误。”^[34]在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的背景下，政府逐渐成为追求利益的“经济人”，其行为原则是利益与成本的比较，地方保护便是这一行为原则的集中表现。行政性分权与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政府体制、计划经济的观念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就是地方保护主义^[35]。应该说，地方保护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地方保护与政府的其他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切实有力的经济导向措施曾使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解决了地方就业与税收问题，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地方政府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即地方政府会在外界环境或其他主体的行为刺激下，作出合理的选择，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36]。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功能失效问题分析。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功能失效的原因归咎为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范围未明确界定。在分权化的制度安排下，如果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过多干预，政府功能失效的可能性就增大。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社会化，使区域经济内部的经济联系密切化，进而外部经济效应凸显。在经济活动性质相同的情况下，往往经济活动规模越大，外部经济效应越大，此时除市场力量外，政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力量。但是，当政府行政力量与其市场功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政府一方面要防止区域内利益外溢，另一方面区域内发展成本最好由区域外承担。在区域经济矛盾冲突中，落后地区会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以保护本地区利益不外流，并争取在全国再分配时占有更多的份额。为了扭转“双重利润”流失的局面，资源供应地区纷纷发展加工业，这些做法会对其他地区的冲突推波助澜，从而引发或激化全国范围的区域经济冲突^[37]。这种因行政力量扭曲了的市场竞争形成的外部性问题，加剧了经济资源配置的失效性及利益非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