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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对宗教的情结概述

【摘要】:佛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佛教自东汉两晋以来被中国文人阶层广泛接受,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顾春的宗教情怀是心境平和的随缘随分,这与顾春乐观开明、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然而,佛教文化的浸染,又使清代的才女文化带有理性的色彩和思辩的特征。

一、清代文人的宗教情结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大儒多兼治佛学。具体而论,从清初之黄宗羲王夫之,到清中晚期的戴震、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等,包括梁启超自己“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便与儒、道思想交相为用。作为中国文人心理与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佛学自然成为文士们寄放心灵和思考社会人生的所在。当他们的人格理想在现实中受到压制,他们便由禅入净,走上念佛实修的道路,佛学的空寂理论同时又成为文人士子抚平心灵创痕的安慰剂。

佛教与文学的因缘由来以久。佛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佛教自东汉两晋以来被中国文人阶层广泛接受,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之际,很多文人士大夫入佛逃禅,在思想学术界造成相当的声势。其次,佛教文化本身具有的文学性,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上,都给了中国文学强有力的滋养和补充。同时,佛家关于心性、形神、言意、境界与禅悟等方面的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清代的许多文学批评家运用佛教理论,对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加以阐释,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有所建树。清代的词论家,有不少与佛家关系甚深,且精通禅理,如《古今词话》的作者沈雄,论词常用禅宗语言,主张神会,如佛禅的领悟。清代词论家评论当代词作亦颇注意阐发禅义,如厉鹗的《齐天乐·秋声馆赋秋声》,被谭献评为“词禅”(《箧中词》)。此外,在明清小说戏曲中,男女主人公最终悟道归隐几乎成了一种格套。这种禅悟结尾的方式,作为现实生活的缩影,既反映了文人士子无奈而消极的人生状态,也表现出他们对社会历史、人生现状的积极思考。这种结构模式虽造成了文学作品的雷同与僵化,却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观念的转变,为中国古代文学悲剧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www.chuimin.cn)

然而,对于明清时代的女性作家而言,她们对宗教的虔信,更多出于一种心理的需求,是她们精神的归宿和自我价值的补偿。当生存的困厄束缚压抑得她们无路可走时,皈依佛道成为她们自我解脱的最好方式。明确的修持方向,使她们的灵魂有了安守之处,精神有了向往的目标。同时,宗教的文学表现方法和宗教的思维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女性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清初著名女作家徐灿,在丈夫陈之遴顺治十五年获罪流徙尚阳堡时,徐灿与全家人随行。八年后,陈氏逝于戍所,三个儿子也相继离世。在经历了中年丧夫、丧子的惨痛人生后,身心俱伤的徐灿正式皈依佛教,从佛典禅义中寻求内心的平静和心灵的依托。与吴藻同时期的顾春兼信佛道,因受其夫奕绘的影响,更为信道。顾春以“太清”作为她的道号,世人称为顾太清。顾春的宗教情怀是心境平和的随缘随分,这与顾春乐观开明、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汪端在丈夫陈裴之早逝后,伤恸欲绝,潜心诵经,甚至不惜焚毁所著小说《元明逸史》(见陈文述《孝慧汪宜人传》)。对于清代女性作家而言,宗教的皈依,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佛教文化的浸染,又使清代的才女文化带有理性的色彩和思辩的特征。佛教文学的表现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文学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