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吴地女学的繁荣：清代三大女词人研究成果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明末清初吴地女学的兴盛千百年来，女性一直被封建宗法制度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处于边缘的地位。钱谦益、毛奇龄、吴梅村、王士禛等著名人士的倡导对女性文学的兴盛功不可没。吴地女学的兴盛除了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还与吴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昌明，尤其是重视女性教育的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时代风气的影响和父兄的鼓励，是吴地女学兴盛的外部条件，由此勃发的尚学精神和好胜心理是其成才的最重要因素。

（一）明末清初吴地女学的兴盛

千百年来，女性一直被封建宗法制度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处于边缘的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内言不出”的闺范使她们的声音被湮没在历史的深处，家庭角色的固化更为女性设置了一条牺牲、奉献的生存路径，因而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价值逐步被抹杀了。自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兴起之后，稳固的封建伦理体系出现了一丝松动，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提倡女学。李晚芳《女学言行纂》中指出：“有志女子自当从经史子传取益，几见哲后、圣母、贤妻、淑媛有一不从经史子传中来者乎？”⁽⁶⁹⁾女子读书识字，除了自律性加强以外，亦有相夫课子之益：“诚能于妇职余闲，浏览坟素，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⁷⁰⁾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宗族素质的提高和女性家庭作用的更好体现，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女性文学的空前繁荣。

清初文人对女性诗词创作的提倡力度恐怕是空前的。钱谦益、毛奇龄、吴梅村、王士禛等著名人士的倡导对女性文学的兴盛功不可没。文人对女性创作的鼓励首先得之于对女性审美要求的提高。这一思潮萌发于明代中后期，吴江叶绍袁提出了女子“三不朽”的新观念：“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也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⁷¹⁾由此把女性之“才”提高到与“德”、“色”并列的地位。因此，清代的李渔表示：“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莲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没字碑。”⁽⁷²⁾与单纯以色相评价女子相比，对女子“才”的要求无疑有助于女子自身教育的发展。

吴地女学的兴盛除了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还与吴地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昌明，尤其是重视女性教育的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世家望族把提高女性的学识修养作为振兴、发展家族的重要手段，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应与男子一样就学。一些世家大族希望通过教育将女儿培养成姿容婉懿、慧心灵思的名媛才女，以配名士、才子，更期望她们能承担起日后教育子女的责任；而普通人家也愿意女儿粗通文墨，识大体，守妇道，故女子受教育在吴地蔚然成风。学习的内容也突破了儒家女教的闺范、妇德，增设了经史诗文、琴棋书画，这便使吴地女性潜藏着的艺术才能被激发出来。

女子受教育主要得之于家学，这种方式在吴地的望族世家和书香门第十分普遍。但是成才之路并不仅限于此，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后序中总结有三种情况：“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⁷³⁾就徐灿来看，她少有父亲悉心培养，归于陈门后与之遴在文学上引为知己，词作又有四子付梓刻印，成就才名之路正与此同。(www.chuimin.cn)

诸种教育背景激发了吴地女性好学的精神和诗词创作的热情，她们不仅养成了读书吟咏的嗜好，并将其视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事业。“蕉园七子”之一的毛安芳近四十岁时依然无子，“幼承庭训，刻苦吟诗，年老无子”，但她说：“诗乃我神明，为之即我子矣。”⁽⁷⁴⁾可见诗歌已然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吴地女性对于读书的热情和勤勉并不逊于士人，这使她们的学问诗艺不断提高改进，她们在阅读中找到了人生乐趣和精神寄托，并逐步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沉睡的个性意识开始觉醒。

时代风气的影响和父兄的鼓励，是吴地女学兴盛的外部条件，由此勃发的尚学精神和好胜心理是其成才的最重要因素。许多知识女性爱书成癖，读书成痴，读书已成为吴地闺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书籍的热爱、学问的深究以及强烈的求名意识，是她们在文学艺术上获得成功的驱动力。她们还组成女子诗社。广泛的阅读如同推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户，开阔了吴地女子的视野和胸襟，提高了她们的文化品位，培养起她们对历史人生的感悟和深思，对文学艺术的敏感和高雅的审美趣味，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才干。她们由被动地接收到主动地追求知识，兴趣爱好亦由传统的女红脂粉转向了艺术学问，往往布裙荆钗、素面朝天而耽于吟咏：“云鬓偏宜小，春衫不用长……贫不废词章。”⁽⁷⁵⁾虽然无法超越时代，如同士人那样建功立业获得社会的身份，但由此砥砺而出的远见卓识和冰雪操守却深刻影响着她们的人生，而其创造出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则成为博大精深的吴文化中的亮点之一。

诗文、书画、琴棋等全方位的训练，使吴地女子的素质和品位得到了全面提升。她们中的许多人成了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和弹词作家甚至科学家。如“蕉园诗社”的成员林以宁是闺秀作家和画家，在整个江南非常知名；另一位成员柴静仪也是一位有造诣的画家和多产诗人，还擅弹古琴。清代女性诗词作家大量出现，而她们又多出于吴地，女性诗词繁荣反映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共收录100位女性作家，其中江苏的女词人就有57人，而江苏的女词人又集中在苏南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州、常州、无锡一带。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收录1260多位女诗人，其中仅苏州籍的女诗人就有近200名。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共收录作家4100余家，有清一代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其中江苏地区有著作记载的女作家就达1543人，著作1851种，吴地女诗人仍是其中的一支劲旅。这种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也有其历史传承。彭俪鸿《琴清阁词序》云：“大江之南，闺阁多秀，由来久矣。”⁽⁷⁶⁾吴地女子作诗，在明代即颇盛行，如晚明的吴中三吴（吴山、吴琪、吴绡）均有诗集行世。钱谦益编《列朝诗集·闺集》，选收明代女作家123人之诗作，其中多吴地女子，他还评道：“诸姑伯姊，先后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纴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⁷⁷⁾而至清代，吴地女子作诗更是大为盛行：“吴越女子多读书识字，女工馀暇不乏篇章，近则到处皆然。故闺秀之盛，度越千古。”⁽⁷⁸⁾

作为南宋以来唯一能与李清照一争高下的女性词人，徐灿正是在这一妇女文学繁荣的中兴时代、在吴地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的。

明末清初吴地女学的繁荣：清代三大女词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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